晋陕高原晚商聚落新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45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赵艺蓬 参加讨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 要:晋陕高原包括今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地区,属黄土丘陵的自然地貌单元。此区域文化面貌独立而极具特色,一般被认为属与商王朝同时期的方国文化,学者称之为“李家崖文化”。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清涧李家崖遗址、绥德薛家渠遗址、吕梁柳林高红遗址的逐步发掘和近年来清涧辛庄遗址的发掘以及周邻区域的调查和发现,增进了对该区域文化的认知,丰富了该考古学文化的内涵。本文在搜集相关报告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晚商时期该地区四处遗址的聚落特征作对比分析,从位置、规模、布局、建筑遗存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得以发现其间的共通和差异。结合该地区的环境特征,本文试图架构出晚商时期李家崖文化的聚落形态,以期对商代方国地理结构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晋陕高原;李家崖文化;聚落特征 晋陕高原包括南流黄河两岸的今陕西北部的榆林、延安两个地区和山西西北部的吕梁地区。该区域的自然地貌是峁梁相间、沟壑纵横的高原山地丘陵性状,但长期以来屡屡发现文化特征相似,又独具特色的晚商青铜器。对此学界多有论述,一般认为属某一与商王朝敌对的方国文化[1]。这些铜器多是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发现的,极少考古发掘品。根据出土情况判断,多数应是墓葬遗物。与之相应的同时期居址遗存,以往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些遗址,并发掘了两三个地点,确认了其面貌不同于殷墟商文化,应相当于晚商时期的本地考古学文化,有学者称之为“李家崖文化”[2]。但总体上由于工作太少,发现遗址不多,对该地区晚商聚落的分布与特征的认识还很不足。 近十多年来,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础上,陕晋两省考古工作者针对这一地区商代遗存又开展了一些系统调查,同时对新发现的重点遗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收获,为探讨该区域晚商时期的聚落与社会提供了新契机。本文拟以近年新发掘的陕北清涧辛庄[3],以往发掘过的绥德薛家渠[4]、清涧李家崖[5]及吕梁地区的柳林高红[6]等四处遗址为对象,就晋陕高原晚商聚落的基本特征作以探讨,以期裨益于今后这一区域商代考古与研究的深入。 一 位置与选址 陕西清涧李家崖遗址(图一)[7]位于黄河支流无定河河边,距无定河入黄河口仅不到5公里。无定河在此地蜿蜒曲迂,形成了诸多三面环水的半岛状高地,李家崖遗址就处于其中的一个大弯曲的出口位置,南北两侧均为峭壁,高出河道120米。 图一李家崖遗址位置及A1F1平面图 图二辛庄遗址位置及地貌图 图三薛家渠遗址位置及地貌图 清涧辛庄遗址(图二)位于川口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小河边,小河从东北向西南流,约10公里注入川口河。遗址分为两部分,主体部分位于小河东侧两条支沟之间、由马鞍形相连的山峁上(当地称前、后老爷盖),另一部分位于小河西侧两条支沟之间的山梁上(当地人称枣湾畔)。遗址均三面邻沟,一面与其他山体相连,高于河床70米左右。 绥德薛家渠遗址(图三)[8]位于义合镇薛家渠村东的寨子山(亦称石磊山)上,遗址的西面与南面各有一条小河,在遗址的南面交汇后,向西南流。遗址偏下地带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晚商时期遗存则集中分布于偏上部分。 图四柳林高红遗址位置、地貌及夯土基址图 山西柳林高红遗址(图四)[9]位于三川河北岸,三川河有三条大的支流,北川河与东川河在离石汇合,往东不远在离石、柳林两县县界与南川河交汇,一路蜿蜒往东经过柳林县,再往西流,经过高红遗址,约5公里注入黄河。遗址所在为一连续弯曲所形成的袋状地,当地人称“柿枣垣”的山峁。峁顶高出河岸100余米。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1)遗址都位于山峁梁的半山腰之上,直至顶部。观察地形而知,这些峁梁的顶部都相对比较“平阔”,与自然峁梁顶部“尖狭”特点不同,比周围其他峁梁的海拔也稍低一些。如辛庄遗址主体所在老爷盖的最高海拔1028米,而其周邻山峁一般都在1050米左右,明显高于遗址达20余米。(2)遗址所在皆三面临沟,仅某一方位与其他山体相连,形如“半岛”。在“半岛”形遗址与其他山体相连的“瓶颈”处,或筑有城墙(如李家崖东墙),或挖有人工壕沟(如辛庄后老爷盖北侧壕沟),阻断与其他山体的联系,自然的“半岛”变成“孤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封闭地理单元。由此可见,“居峁临水,封闭独立”是聚落选址的一大特点。 抗旱防涝与安全防卫之需,是古代邑居选址必然考虑的因素。对此文献记述颇多[10],也为以往考古发现所证实。李家崖、薛家渠、高红、辛庄四遗址的出现也不例外。近水会有水利之便,居上可防水患之害。这里的商代先民在聚落选址时,应已对该区域降水集中,易爆发山洪灾害的生存环境有深刻认识,其可能更多地考虑防洪的需要,高居峁上而非低临水旁。另外,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地貌单元,又满足了聚落防卫的安全需要。 二 规模与格局 一般认为,囿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晋陕高原山地区内不大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遗址。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而言,“规模不大”,确是这里晚商聚落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已发掘的四处遗址中,李家崖遗址核心区的总面积仅约6.7万平方米,即使把遗址所在无定河包围区域全计算在内,也只有20万平方米左右。辛庄遗址主体部分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加上另一个商代遗存分布山峁,总面积也不到20万平方米。薛家渠遗址范围东西约300米,南北约240米,总面积只有7.2万多平方米。柳林高红遗址以商代陶片的分布范围计,总面积约20万平米。如此规模大小,仅相当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普通聚落或稍成规模的聚落,和中原地区大、中型聚落一般即有五六十万乃至数百万平方米的规模,可以说是迥然有别。 就聚落整体格局而言,辛庄遗址由两座隔沟相望、各自独立的山峁组成,且主体部分实际也包含了前、后老爷盖两座山峁。若按照以往遗址范围认定惯例,必然视为两个聚落。但两峁遗存不仅同时,而且分别为居址和墓地,实际是功能上互补,自当为同一遗址。还需指出的是,在现今遗址范围内,迄今尚未发现与遗址等级相匹配的墓葬遗存,不能排除在已知范围外临近峁梁有发现的可能。李家崖遗址所在的“葫芦状”台地,实际上也是由“细腰关”分成的两座相连的山峁组成。其中一处墓地还发现在台地东百米的另一座山峁下部。高红遗址所在的村南“柿枣垣”迄今没有发现墓葬,而在村北“八亩垣”山峁上70年代曾出土过晚商铜器[11],两峁一北一南,相距在千米左右或有关联。若此,“多峁同体,功能互补”正是这种独特地貌环境下晚商聚落的一大特点,甚至可说一直延续至今。如现在辛庄村,村庄住户就散居于河两岸几个邻近分布的不同的峁之下,形散而实不散,是同一个村庄。 当然,并非所有聚落都是“多峁一体”的格局,如薛家渠遗址就局限于一座山峁之上,周邻山峁调查未发现有同时期遗存的迹象。多峁或是单峁,笔者倾向认为,恰如中原地区聚落的大小有别一样,应与聚落的内涵等级有关。 三 内涵与布局 李家崖遗址商代遗存(图五)[12],主要功能设置包括了四个方面。 图五李家崖城址平面布局图 图六辛庄遗址平面布局图 1. 石砌城墙:东西两侧各一道,延伸至南北峭壁断崖处,并与断崖一起合围成一个封闭且独立的活动区域,即古城址区。与西墙垂直还有一道墙,似乎用来包围城西北的小河湾。墙体建筑方式是土石混筑,有些地方有夯土,但不是有系统的夯筑,与中原筑墙的方式不同。 2. 建筑:在城址中间的至高点有一座大型夯土围墙院落建筑A1F1,院内总面积1066.28平方米。在院落周围与遗址地势较低的地方散布8座普通的单间房子。 3. 手工业作坊遗存:在大型院落建筑外的东南部位采集到铸铜的铜渣、泥范、坩埚等遗存。 4. 墓葬:共发现61座墓葬,分布于4个地点。城内两处:一处位于院落建筑东南坡地的偏下处,共19座墓葬;另一处在西墙内外两侧,发掘墓葬21座。城外两处:一处在东墙外100米处的土丘下部,共3座墓葬;一处在北墙外断崖下二级阶地上的月季花墓地,发现墓葬18座。 辛庄遗址商代遗存的情况类似(图六)。 1.建筑: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建筑位于遗址最高位置的后老爷盖峁顶。在大型建筑北侧落差20米的低一级台地上为小型居住排房建筑,分为两个院落。中型建筑位于枣湾畔峁顶长梁上。 2.包边台墙:共发现6段。分为夯土墙与石砌墙。夯土墙建于大型建筑所在的峁顶外围一周,局部高达10米。石砌墙主要建于遗址北部不同高度断崖外侧,为护坡台墙[13]。 3.人工壕沟:发现一处,位于老爷盖山峁北侧,与遗址两侧的自然沟相接,阻断了遗址与其他山体的联系。 4.墓葬:分处两个地点。一处位于大型建筑南侧的前老爷盖峁顶,共发现7座墓葬。另一处位于枣湾畔中型建筑东面,也就是峁嘴部位,发现墓葬1座。 5. 铸铜作坊:位于前老爷盖峁顶南侧的缓坡处,发掘出土了陶范、陶模、芯等铸铜遗物近20件,说明该区域附近应有一个青铜作坊。 高红与薛家渠遗址由于发掘规模有限,遗址的内涵布局不甚明晰。(1)高红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村南“柿枣垣”峁顶东南坡地发掘出20余处夯土基址,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村北“八亩垣”上为墓葬区。(2)薛家渠遗址仅发现并清理2个灰坑,1座墓葬。H1为长方形地穴式住屋,H2为一圆形袋状窖穴,两单位均位于峁顶以下的山坡上;墓葬为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小墓,位于寨子山最高处。 从以上四遗址分布情况来看,该区域晚商遗址在聚落结构方面,似有如下三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其一,居葬分离,葬前居后。辛庄遗址主体部分,分为墓葬区与建筑区。墓葬区居于前老爷盖,建筑区于后老爷盖,后峁较前峁高阔。枣湾畔墓葬居于建筑前方峁嘴。李家崖城内的两处不大的墓地,亦分别居于核心建筑前方,即西南和东南部位。 其二,礼仪建筑,占高居中。根据建筑的规模与结构及相关遗存特点,无论是辛庄的大、中型建筑,还是李家崖的A1F1,发掘者均定性其属于礼仪性建筑[14]。这类建筑都位于遗址中最高位置,且皆建于峁梁顶部,占高居中,位置突出。 其三,其他遗存,偏低分布。辛庄的小型排房、单间房子、灰坑、铸铜遗存,均置位于遗址所在峁顶周围的台地、坡地处。李家崖发现的普通居屋,均比大型院落的地势低,而墓葬、出土铸铜遗存的单位等,亦是如此。高红的夯土基址与辛庄排房住屋特点相类[15],亦分布在峁顶以外的坡地上部,比峁顶低许多。普通灰坑见于半山腰部位。 需要说明的是,薛家渠遗址的分布似有悖于上述特点。遗存中墓葬居于最高处,窖穴、房子在低处。这或许与遗址的等级有关,或与遗存发现数量较少有关。 四 建筑遗存特征 从已发掘四处遗址来看,建筑遗存是聚落最核心的内涵。根据建筑规模与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 大、中型礼仪建筑:包括两座大型建筑,即李家崖A1F1、辛庄后老爷盖上F1(图七:1),及辛庄枣湾畔上F1中型建筑(图七:2)。这三座建筑均规模较大、形制独特、结构复杂、营造装饰考究。 以辛庄后老爷盖上F1为例[16],占地面积约4200平方米,规模宏大,相当于著名的周原凤雏甲组建筑基址的三倍,偃师商城宫城规模的十分之一。它由一个居于中心的长方形下沉式院落[17]及外围的两级回廊组成,置于类似高台的夯土包边的峁顶上。院落平面呈纵长方形,残存面积700多平方米。南、东、北三面为夯土包边墙,宽约2米左右。院内有宽阔的庭院、夯土基址的主体建筑、附属的方形小型夯土房子与蓄水池(窖)。门道窄长,两壁为夯土包边墙。特需指出的是,门道与东廊的两壁立有对称挖槽的方形壁柱,地面横铺有木地板,两端纵向覆压有类似“地脚线”的方木痕迹。门道口接庭院一侧的地面铺有一块类似“过门石”的平整石板,这都是同时期建筑不见或少见的迹象。李家崖A1F1、辛庄枣湾畔F1建造方式、空间布局、要素设施与这一建筑的院落特点基本相同。 图七辛庄遗址大中小型建筑 1. 后老爷盖F1 2.枣湾畔F1 3.小型排房 2. 小型居住排房建筑:以辛庄的发现为代表(图七:3)。排房亦处于一个下沉式的空间内,中间由一块东西残长30米、南北宽12米的夯土墙体将之分为南北两个小院。每个院落各有一排小型居住排房。房子均为地面式建筑,由宽约40-50厘米的夯土墙封闭、分割而成。就组合形式而言,有单间、一堂一室、一堂三室等类型。大多封闭有门,门道宽30厘米,亦有前无门墙的开放式者。单间面积约4-12平米。室内常见有烧面、灶坑、灶台、烟囱、壁炉等遗迹,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 3. 单体房子:李家崖与辛庄两遗址均有发现。平面形状不规则,以方形居多。室内面积不等,约5-25平方米。门道宽均不足1米。根据墙壁的不同,分为一周夯土围墙式、四壁生土半地穴式、夯土墙与生土穴壁结合式三类。室内常见有灶坑、灶台、烧面等生活迹象。 4. 地穴式住屋:包括薛家渠的H1与辛庄H1,其与商周时期常见的地穴式建筑特点相类同。 以上四类建筑遗存中,前三类的建筑特色则尤为突出。因地制宜,土石木构,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 1.下沉式院落与夯土包边墙壁,是其最显著的特色。这种建筑方式,主要是为扩大利用空间,依自然地形挖高垫低,帮坡为崖,修整成形,夯土包边亦可防滑坡垮塌。其与当地龙山时代用石头对土丘地貌进行“包崖镶坡式”加工修整台城的方法相似[18],只不过商代主要是以夯土替代石材。还因居峁上,再于其设计范围内掘土挖坑形成下沉式的内院,冬以避寒,夏则遮阳。 2.大量使用夯土,夯筑技术发达。主体建筑之下都有深厚的夯土基础。并流行在夯土墙上挖槽立柱,且以方形柱为主。辛庄大型建筑院落门道与东廊,李家崖院落内大室及门塾房子墙壁都发现这类迹象。 3.流行使用石板。辛庄大型建筑院落门道有过门石板、门塾小房内地面见有用途不明的石板,蓄水坑贴壁发现大量人工加工过的石板,小型住屋房子门道口、室内多发现有竖立石板遗迹。这在李家崖也有体现。 4.门道普遍甚窄。辛庄大型建筑院落的门道与门墙宽窄比约为1:13,中型建筑门道与门墙宽窄比为1:27,小型建筑门道一般宽仅0.5米左右。李家崖院落门道与门墙的宽窄比为1:10。 5. 大型建筑院落都以主体建筑、庭院、围墙、院门、门塾及蓄排水设施为基本建筑要素,都是四面封闭的四合院式单元建筑。主体建筑与院门遥相对应,整个院落讲究中轴对称。 通过以上对晋陕高原晚商聚落特征的认识,我们了解到该区域在晚商时期形成了因地制宜、风格独特的选址布局,展现了古人择地设居、多峁一体的选址观念。大、中型建筑的营造技术和特点,夯土帮坡、掘地成院、依墙立柱的单体多间,及环屋层楼式的建筑形式,无不表达了商代先民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充分利用的伟大智慧。 这些聚落和建筑的发现、发掘,不仅为探讨古代区域文化的聚落特点结构、社会状况和组织结构,提供了难得的科学资料和研究条件,也为我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增添了全新的内容。同时,亦对今后该地区商代遗址的寻找、考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无疑也对进一步研究晋陕高原商代晚期的青铜文化和地理方国,乃至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戴应新:《陕北和晋西北黄河两岸出土的殷周铜器及有关问题探索》,《考古学研究--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93年;吕智荣:《试论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 [2]张映文、吕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3]种建荣、孙战伟:《晋陕高原发现商代晚期规模最大的建筑遗迹》,《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14日,第1版;《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 [4]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考古实习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文物》1988年第6期。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文物出版社,2013年。 [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试掘简报》,《三晋考古》第三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马升、王京燕:《对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12日,第7版。 [7]根据黄铭崇《畜牧者与农耕者之间--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文明》中插图和《李家崖》报告中A1F1平剖面图改绘。 [8]根据《陕西绥德薛家渠遗址的试掘》中插图改绘。 [9]根据黄铭崇《畜牧者与农耕者之间--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文明》中插图、《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中插图及《三晋考古》第三辑中图版改绘。 [10]《管子·乘马》总结城市的选址时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11]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81年第3期。 [12]根据《李家崖》报告中《李家崖城址布局平面图》改绘。 [13]根据发掘出土的陶片特征判断,该石墙的建造年代为龙山时代,但商代晚期或仍有利用。李家崖的石砌城墙亦或如此。 [14]吕智荣:《李家崖古城址AF1建筑遗址初探》,《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耿庆刚、孙战伟等:《华彩未央:陕西古代宫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15]高红的夯土基址至少部分亦应属此类院落排房建筑。如7号、8号、23号、21号这组夯土及附属遗存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建筑单元。7号夯土规模最大且居中心,为一版筑而成的夯土台基,功用当与辛庄排房院落中间夯土台基相类。8号细审照片与文字,当系利用当时的地形稍加休整取齐,然后贴壁夯筑形成一道包崖镶坡的夯土墙。两遗迹方向一致,南北相距18米多,中间有广泛平整的活动面相连。由此,就构成一个呈“槽状”下沉式院落空间。23号为一道厚约0.4米、长17.9米,南北向夯筑而成的窄墙。居于院落中部,南端与7号夯土台基垂直相接,北端接近8号夯土包边墙,将院落分成东、西两个小院。西院接近7号基址处,发现东西向等距排列的7个长方形柱洞,东院发现一座与院落有共用活动面的夯土台基(即21号),说明院落内应有房子分布。 [16]耿庆刚、孙战伟等:《华彩未央:陕西古代宫殿》,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 [17]所谓下沉式,是指院落墙壁一面或几面为人工修整出的陡直断崖,或镶坡包崖夯墙为壁,或直接生土为壁,院落地面至少低于院外当时局部地表。 [18]张天恩、丁岩:《石摞摞山龙山古城及相关问题浅论》,《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图表略,详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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