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墓陶俑葬的初步认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50 《东南文化》2019年第5期 肖航 参加讨论
安徽大学历史系 摘 要:陶俑葬楚墓多见于楚东地区,经与该地区的木俑葬对比可知,陶俑葬是战国中晚期楚墓中新出现的一种丧葬习俗。楚墓中陶俑葬习俗的兴起应是楚国迁都于陈后,受北方各国俑葬习俗影响的结果。观察墓葬级别和葬俑数量的关系可知,葬俑的数量在大夫墓与士一级墓中有明显的等级差异,而士一级墓与平民墓是否存在等级的差异,有待于新材料的补充。多数陶俑葬楚墓中仅发现有陶制俑头或俑手的情况,可视为是葬俑的简化现象,亦可作为楚墓俑葬习俗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楚国灭亡后,随葬陶俑的习俗对后代仍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战国晚期; 楚墓; 陶俑葬; 楚东地区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安徽沿江地区矿冶遗址调查与综合研究”(17ZDA222)资助 作者简介: 肖航(1995—),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 近年来,随葬陶俑的现象在楚墓发掘中时有发现,但由于该类墓葬在已发掘的楚墓中所占比重很小,导致学界对楚墓陶俑葬习俗的研究不够重视。不过,作为战国晚期楚墓中的一种丧葬习俗,楚墓陶俑葬在我国的俑葬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已被确认的陶俑葬楚墓资料为基础,将各地所发现的该类楚墓进行梳理,进而对其相关问题做简单探讨,以求对楚国葬俗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发现概况与分布 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陶俑葬楚墓虽在已发现的楚墓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其分布较为广泛,主要见于以下地区。 1. 安徽地区 主要分布在淮河以南的六安、安庆及霍邱地区,皖北地区仅见有临泉一地,墓葬材料有以下数例。 六安白鹭洲战国墓M585,战国中晚期。南外藏室内随葬有陶头木身俑14件,出土时头和身体已完全分离,俑身的形制在报告中未有介绍。根据尺寸的不同,这批陶俑头可分为两类,大者12件,小者2件,均有彩绘,表情略有差异[1]。 安庆圣埠战国墓M36,战国晚期。东侧边厢出土陶俑头2件,未见俑身,该墓的葬具均已朽毁,仅剩灰痕[2]。 霍邱战国墓M21,战国末期。东侧二层台上发现陶俑头1件,未见俑身。该墓出土器物11件,其中陶礼器组合为1鼎3豆1钫[3]。 临泉县博物馆藏1件陶立俑,采集于城西墓群,应是墓葬被破坏后出土。通体合范模制,中空。俑头为椭圆形,颈部较长,肩部线条自然,俑身上部前倾,大臂轻微前伸,身着宽袖长衣,手足为单独制作,已丢失[4]。该件陶俑与浙江安吉五福楚墓M1中出土的一件木俑形态十分相似,年代应同为战国晚期。 2. 江苏地区 主要集中在环太湖地区的武进、无锡和苏州三地,墓葬材料如下。 无锡施墩M5,战国晚期。出土陶俑头、手各1件,位于墓室的西面,自南向北列成一排,推测下葬时随葬品应放置在边厢内。发掘者称,俑头和手皆有小孔,用以衔接木质躯干,但躯干已朽[5]。 苏州真山战国墓D2M1和D3M1,战国晚期晚段。两墓各出土陶俑头1件。D2M1的陶俑头位置在棺东侧,未见俑身;D3M1器物虽腐蚀较为严重,但墓室内仍残存有一棺一椁,陶俑头位于西边厢内,亦未见有俑身。此外,该地另有规模较大的D1M1,出土铭为“上邦相鉨”的铜印一件。这三座墓呈品字形分布,D1M1和D2M1同为甲字形墓,斜坡墓道向北,后者规模略小,级别稍低;D3M1为竖穴式,无墓道。发掘者认为D1M1为春申君墓,D2M1为其夫人墓,D3M1墓主为春申君之子[6]。 武进孟河墓,战国晚期。出土陶俑头1件,出土位置不明,未见俑身,发掘者认为俑身为木质,已腐烂。该墓随葬品除陶俑头和一件玉璧外另有铜器12件,其中礼器7件[7]。 3. 上海地区 该地随葬陶俑的楚墓仅有2例,均见于青浦重固镇。 青浦重固福泉山M88,战国晚期。该墓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集中于棺外西侧,其中包括有陶俑头和俑手各4件,未见俑身[8]。 青浦重固战国墓M4,战国晚期。随葬品皆位于人骨左侧,出土有陶俑头2件、俑手4件。发掘者认为在“木俑相应的部位配有两只陶俑手”,未见俑身[9]。 4. 浙江地区 这一地区发现的陶俑葬楚墓仅有安吉五福楚墓M1一例,但该墓是目前所有陶俑葬楚墓中出土陶俑的数量最多,制作最为精美的墓葬。 安吉五福楚墓M1,战国晚期,甲字形墓。该墓由于盗掘,随葬品位置不清,共出土有陶立俑7件,组合俑6件。陶立俑整体为陶制,通高48～51厘米,中空,合范模制而成,俑身侧面带有范线。俑头近似倒三角形,头顶以墨绘出黑发,五官精致,表情肃穆;陶俑整体瘦长,束腰,肩部斜陡,大臂自然下垂,小臂平抬置胸前,无手掌。俑身着衣两重,衣上有彩绘花纹,色彩缤纷,华美异常。组合俑的造型与陶立俑基本无二,唯俑头为陶制,俑身为木质,保存完好。该墓另出土木俑1件[10]。此外,安吉县博物馆曾在同一地区征集组合俑5件[11],其形制与五福楚墓M1出土的组合俑相同。 5. 湖南地区 主要出现在长沙、益阳两地。 长沙楚墓M1598和M1847,不早于战国晚期中段。前者出土陶俑头1件,后者出土陶俑头2件。发掘报告认为两座墓同属于丙类A型Ⅰ式墓,窄坑无葬具,随葬品基本上放置于头或脚的一端[12]。 益阳楚墓赫M40,战国晚期。甲字形土坑墓,随葬品皆位于墓中一侧,礼器组合有3鼎3豆2壶1敦。该墓出土陶俑手4件,位置偏北,靠近墓道,集中放置在一起,未见陶俑头及俑身[13]。 益阳黄泥湖楚墓M492,战国晚期晚段。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品沿墓西壁一侧放置,出土陶俑头2件,位于器物群中部偏南,并列摆放;M157,战国晚期晚段。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沿墓内东侧放置,陶俑头共2件,位于器物群东北侧,东西并列;M11,战国晚期晚段,出土陶俑头2件[14]。 6. 湖北地区 该地仅在武汉新洲区发现一例。洪家山战国墓的发掘资料尚未公布,具体信息不明,但墓中出土的2件陶立俑现陈列于武汉博物馆。其中一件造型与临泉县博物馆藏陶立俑基本一致,但保存较好,陶俑手装插在小臂端头孔内,长衣之下为双足,脚穿鞋履;另一件整体造型同上,唯双手交叉置于腹前,细节制作也更加精致[15]。这两件陶俑的年代也应是战国晚期。 从上文的统计可知,陶俑葬楚墓多集中分布在楚国东部地区(下文简称楚东地区,主要包括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及河南西南等地,大致为楚国东迁之后的疆域),另在楚国南疆的长沙、益阳及鄂东武汉等地也有发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文的梳理中,存在部分墓葬被后期破坏或陶俑出土信息不明的情况,本文仅以资料完整或基本信息尚存的墓葬材料作为研究对象(表一)。 二、楚东地区所见两种俑葬习俗的对比 从已发掘的大量楚墓材料来看,木俑葬是楚墓传统的丧葬习俗,始见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集中见于楚国腹地的古江陵(文中除特殊标注外,江陵均指古江陵,即今湖北荆州)及其周边地区,后随着楚国疆域的不断扩张,这一习俗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于战国晚期达到鼎盛。但令人不解的是,迄今在楚东地区所发现的木俑葬楚墓仅见于安徽的潜山、宣城和舒城等地,不仅数量远逊于江陵及其他地区,且均为战国晚期的小型士一级墓葬[16],如:潜山彭岭战国墓M32、M19、M34及M53,共出土木俑13件[17],公山岗M25出土木俑2件[18];舒城秦家桥楚墓M1、M2、M3发现有木俑[19];宣城宣州区敬亭路战国墓出土木俑4件、城西石板桥小学战国墓出土木俑5件[20]等。相反,陶俑葬习俗长期以来多见于北方地区,如河南洛阳西郊M1战国墓、山东临淄郎家庄M1、山西长治分水岭M14、陕西铜川枣庙村秦墓、陕西咸阳塔儿坡M28057等皆有陶俑出土[21]。楚东地区所见最早的陶俑葬楚墓是战国中晚期的六安白鹭洲M585,墓中葬俑数量达14件,皆为陶首木身,俑首脸部涂朱,眉、发均用墨绘,与大约同时期的湖北望山楚墓M2[22]、江陵马山楚墓M1[23]及河南信阳楚墓M1、M2[24]中出土的木俑面部风格十分相似,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到了战国晚期,楚东地区随葬陶俑的楚墓数量明显增多,目前已发现墓葬12座,出土俑头、俑手及完整陶俑共计55件(其中包括征集的数件),其中以安吉五福镇出土的陶俑制作最为精美华丽。此外,在长沙、益阳和武汉也已发现了7座陶俑葬楚墓,共出土陶俑头和俑手15件,可见这一葬俗的分布地区广泛。 表一//楚墓陶俑出土情况表(单位:件)  通过对比可知,木俑葬楚墓在楚东地区不仅出现的时间较晚,而且数量远逊于江陵及其他地区,此外,这种葬俗的使用者阶级单一,不见于中高级贵族墓或平民墓中。楚东地区的陶俑葬楚墓则始见于战国中晚期,时间略早于前者,并在战国晚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该时期的陶俑葬楚墓不仅数量较多,分布广泛,更重要的是随葬陶俑的习俗在楚东地区已被各个阶层所接纳,不仅见于一般平民或低级别贵族墓中,甚至在高级别贵族墓中也有发现。由此可见,战国晚期时,楚墓的丧葬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江陵地区贵族墓常见的木俑葬习俗在楚东地区战国晚期的贵族墓中基本不见。一般说来,一种丧葬制度的形成,首先是从统治阶层开始[25],而最早的陶俑葬楚墓恰好出现在战国中晚期的贵族墓中,战国晚期时方见于低级贵族和平民墓中。可见,作为一种新的丧葬习俗,陶俑葬在战国晚期时被楚东地区的各个阶层所接纳,并传播到了其他地区。这标志着楚墓传统的俑葬习俗发生了新的变化。 三、楚墓陶俑葬出现的原因及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那么是何原因使得北方的陶俑葬习俗能够在短时间内被楚东地区的各阶层所接受呢?首先,这与贵族阶级的推动不无关系,但关键因素应是大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剧烈变化。在战国晚期,唯一能使整个楚国社会产生巨大震荡的事件就是战败迁都。白起拔郢之后,楚国被迫放弃经营了数百年的江陵之地,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迁都之后的楚国虽元气大伤,但新都陈郢所在的淮、汝、颍地区在两周时期古国林立,开放的地理格局为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理舞台[26]。楚国迁陈之后,在地理位置上更加接近北方各国,使得楚文化可以更好地借鉴融合北方各国文化,而随葬陶俑楚墓的出现便可视为楚文化吸收北方各国丧葬文化并融合自身特色的结果。楚东地区这一时期的贵族墓中以陶俑来替代木俑的例子不在少数,其中河南淮阳马鞍冢楚顷襄王墓的2号车马坑中发现有陶马20余匹,另出土有相当数量的彩绘陶立俑[27],这类现象在江陵地区均未有发现。对比楚国迁都前江陵地区贵族墓普遍随葬木俑的情况,楚顷襄王墓清晰反映了楚国迁陈之后楚国贵族墓中葬俑习俗的变化,再结合楚东地区战国晚期贵族中基本不见随葬木俑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东迁于此的楚国贵族抛弃了传统的木俑葬习俗,转而开始使用陶俑随葬。除此之外,丧葬习俗的变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比如,河南平粮台楚墓[28]和安徽杨公楚墓[29]皆为楚国迁都后的贵族墓,墓中随葬的玉器远多于江陵地区楚墓[30],这是楚国迁都之后受中原埋玉葬俗的影响下楚墓葬俗的另一个重要变化。 此外,在武汉、长沙及益阳地区发现的少量战国晚期陶俑葬楚墓,也无疑是受楚东地区影响下的产物。郢都沦陷后,陈寿地区(今淮阳至寿县一带)成为楚文化的核心,并对楚国其他地区形成文化辐射,不断施加影响。包括武汉在内的鄂东地区,自白起拔郢后不仅成为了楚国西部御秦的前线,更是连接陈寿地区与长沙地区的枢纽。这一现实情况造成了鄂东地区在战国晚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而且从该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鄂东江北地区的楚文化面貌与陈寿等地关系密切[31]。武汉新洲区战国墓出土的陶俑与临泉城西墓群出土的陶立俑造型基本相同,便可视为鄂东与陈寿地区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相比较鄂东地区而言,长沙地区的楚文化虽然延续着长期以来的繁荣,但本地区战国晚期的墓葬绝大多数属于低等级贵族和平民墓,社会地位远逊于陈寿地区的王室贵族。依托着强大政治力量,楚国东部地区的陶俑葬习俗出现在这里也是合乎情理的。 另外,在皖南等地发现的少量战国晚期木俑葬楚墓亦与楚人的东迁有关。秦军破郢后,原楚地居民逃离故土,其中多数贵族跟随楚王奔往陈地,而部分贵族或平民则顺江而下逃至安徽沿江及其以东地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江陵地区的随葬木俑的习俗带到了这些地方,但随着楚人东迁距离的增加,这一葬俗不断被淡化,直至完全消失。如安吉五福楚墓M1出土人俑共14件,其中木俑仅有1件,便可视为木俑葬衰落的表现。 由此,我们可以对楚墓陶俑葬的发展脉络做一概述:战国中晚期,在江陵、信阳等地彩绘木俑的影响下,楚东地区的白鹭洲战国墓M585首次出现了陶俑,虽仅此一例,但仍不失为是楚墓陶俑葬的滥觞;楚国都陈之后,楚文化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北方各国,在受到北方陶俑葬习俗的影响下,楚国高等级贵族逐渐抛弃了曾沿用长达二三百年的木俑葬习俗,转而开始接受北方的陶俑葬模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自上而下的变化,使得战国中晚期初见端倪的陶俑葬成为了战国晚期楚东地区各阶层楚墓中新的葬俗,进而影响到了武汉、长沙及益阳等地区。 四、葬俑数量与墓葬级别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墓葬级别与葬俑数量之间关系如何,笔者将陶俑葬楚墓分为大夫墓、士一级墓及平民墓三类,依据级别的不同分别考察其葬俑的数量。 大夫墓有白鹭洲战国墓M585、五福楚墓M1、真山D2M1和D3M1,前两者随葬的陶俑均在10件以上,后两者的葬俑数量仅有1件[32];其次是士一级墓葬,包括益阳赫M40和武进孟河墓,前者出土2件,后者仅有1件;其他均是平民墓,葬俑数量多为1或2件,但福泉山M88的葬俑数量达到4件。 一般而言,葬俑数量的多寡取决于墓主生前的地位,但从上述材料来看,实际的情况更加复杂,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图一楚墓出土完整陶立俑M1A34692.LB696 1.安吉五福楚墓M1出土的陶立俑(A3469)2.临泉城西墓群出土的陶立俑(LB696) 真山D2M1和D3M1依山而建,共有随葬品31件,其中陶器26、铜镜1、铁器1、玉器2件及一些残损的玉器碎片。作为岩穴墓,真山楚墓的营建成本远在白鹭洲M585及五福楚墓M1之上,且作为春申君家族墓地,其规格无疑是高于后者的。但从墓中的随葬品种类及数量来看,两座墓中绝大多数是陶器,不见青铜器,与墓葬规格明显不相符。《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由此可见,春申君被杀后,其全家亦遭牵连。由于春申君的妻儿株连而死,致使他们下葬时未能享受到应有的礼遇[33],这才导致墓中随葬品不仅数量少、档次低,甚至连陶俑也仅各有1件。 不同于大夫阶级,士和平民属于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但作为低级贵族,士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应是高于普通平民的。然而,通过表中的数据不难发现,相较于平民墓,士一级墓在葬俑数量上显然没有任何优势。相反作为平民墓的福泉山M88的葬俑数量竟是益阳赫M40的2倍,武进孟河墓的4倍,甚至长沙楚墓M1847这类无葬具的贫民墓葬俑的数量也多于武进孟河墓。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士级墓和平民墓的葬俑数量多寡与墓葬的级别并不完全为正相关。 由此可见,墓葬级别的高低与葬俑数量多寡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大夫墓与士一级墓之间。大夫作为统治者,拥有诸多的政治、经济特权,除特殊情况外,在死后多能享用大量精美的陶俑来满足其在阴间的生活,如白鹭洲战国墓M585和五福楚墓M1。而士作为低级贵族,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都与大夫阶级无法比拟,因此墓中葬俑的数量和精美度远逊于后者。而对于士一级墓和平民墓来说,葬俑的数量无法体现出墓葬等级的差异,或许说明这两类墓葬级别的高低与葬俑的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出现了士一级墓葬俑数量少于平民墓的现象,不过这一认识尚需今后考古工作的检验或修正。 五、随葬组合俑的简化现象 根据俑的出土情况,可以把楚墓陶俑大致分为陶立俑和组合俑两类。陶立俑整体为陶制,出土的数量虽少但大多保存较好(图一)。组合俑由陶制俑头和木质躯干组合而成,部分还装有陶制的俑手(图二)。目前来看,完整的组合俑见于白鹭洲战国墓M585和五福楚墓M1中。对于大多数陶俑葬楚墓来说,墓中多见组合俑的陶制部分而不见木质部分,这类墓共14座,占总量的73%。这类现象通常被认为是俑的木质部分朽毁所致,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墓葬中的木制品在腐朽后往往会留下相关的痕迹,但在上述陶俑葬楚墓发掘报告中仅记录有棺椁或其他木制品朽痕,却不见任何关于陶俑木质部分的朽毁痕迹的记录。如果这一情况仅见于个别墓葬中,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墓葬清理得不仔细,以至于未能辨识出陶俑木质部分的朽痕。然而,笔者在14座墓葬的发掘报告中均未见到相关记录,这显然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似乎表明大多数的陶俑在入葬时并不一定是完整的组合俑,而仅是将组合俑的陶制部分放置在墓中来象征完整的人俑,这一现象可看作是俑葬习俗的简化。  图二//上海青浦福泉山M88出土组合俑的陶质部分[35] 1.俑左手(M88︰8)2.俑头(M88︰2)3.俑右手(M88︰6) 这种简化现象可以从墓葬中陶俑的摆放位置体现出来。如,霍邱战国墓的随葬品放置于墓坑东侧二层台上的器物箱内,呈南北排列,陶俑头M21︰8位于最南部,头向朝西,长12厘米,其颈部距离器物箱东壁的距离不足20厘米[36],这个空间显然难以再放置俑身(图三)。又如,青浦重固福泉山M88随葬的陶俑头及俑手位于陶器群的东侧[37]。俑头M88︰2和俑头M88︰3南北相接;俑头M88︰5的位置偏南,放置在一件陶豆内;俑头M88︰4的位置偏西,与M88︰3和M88︰5呈三角形分布;4件陶俑手位于M88︰3和M88︰4之间。另外一点需要注意,该墓出土的陶俑头和俑手并非是按1︰2的比例搭配,由此再结合器物的出土位置,笔者推测它们随葬时就不是以完整的人俑形态摆放在墓中(图四)。  图三//霍邱战国墓平面图 1.铜戈2.陶罐3、4、10.陶豆5.陶钫6.陶鼎7.陶勺8.陶俑9.陶杯11.玉璧 相较于制作繁杂的陶立俑或是完整的组合俑,陶俑头或俑手具有制作简单、可模制生产、成本低廉、可长期保存的特点,且抛弃了需要繁琐制作的俑身,进而使得这类随葬品实用性更强,象征性色彩更加浓厚,契合了当时社会对礼制性器物的抛弃,对实用性器物追求的风尚。这一点也符合低级贵族或是平民阶级的现实需要。由此来看,这种以随葬陶俑头或俑手来代替完整人俑的简化现象,可以视为楚墓丧葬习俗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另外,真山D2M1和D3M1虽同为贵族墓,但墓中仅发现有陶俑头,未见俑身或其腐朽痕迹的存在,与安吉五福M1和六安白鹭洲M585这两座贵族墓的葬俑情况差异显著,其原因亦是因为春申君被杀后家人受到株连所致。 六、楚国陶俑葬对后世的影响 随着楚国灭亡,陶俑葬习俗在楚墓中仅存在了较短的一段时间,但楚墓陶俑的工艺水平却位列各国陶俑之冠,并且对秦汉时期陶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战国时期的秦俑风格粗犷,与秦始皇陵兵马俑之间的技术差距很难说是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所能弥补的,更可能是吸收了外来先进的制俑技术,而楚地高超的制俑技术应是其中之一。 汉代以降,除了在故楚腹地的西汉早期墓中见有木俑之外,随葬陶俑的丧葬习俗已逐渐流行于全国。西汉早期的陶俑是在楚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北洞山汉墓出土的陶侍女俑,脸呈倒三角形,发髻绘黑色,面部施粉,修眉细目,直鼻小口,表情恬静自然,穿二重深衣,衣缘下为履[38],与安吉五福M1出土的陶立俑相似度颇高,且制作更加精美。另外,汉阳陵中出土的大量裸体俑,其俑身为陶制,两侧加装木质手臂后再着衣物[39],亦是组合俑的一种型式,也是对楚俑继承创新的产物。西汉开国功臣多楚地人士,他们将故地的陶俑葬习俗带入了关中地区,使得关内秦文化和南方楚文化再次整合,具有楚文化遗风的丧俗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推崇并随着刘氏诸侯王及众多列侯的分封推广至全国各地,最终确立了我国自西汉以后一千余年随葬陶俑的丧葬习俗。  图四//青浦福泉山M88平面图 1.琉璃璧2—5.陶俑头6—9.陶俑手10—13.陶勺14.琉璃珠15、16.陶鼎17、18.陶豆19、20.套盒21、22.陶钫23、24.陶罍25、26.陶杯 参考文献: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管理局:《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85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11期。 [2]叶源磊:《安庆圣埠战国墓群的发掘整理及其相关问题》,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年。 [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霍邱县战国墓的清理》,《考古》2011年第11期。 [4]临泉县地志办:《临泉文物志》,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96页。 [5]谢春祝:《无锡施墩第五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6]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墓地--吴楚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1-73页。 [7]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考古》1984年第2期。发掘报告将该墓定为战国中晚期,但根据出土的器物组合来看,其年代为战国晚期比较适宜。参见刘兴《从江苏东周时期遗存看楚文化的东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第281-292页。 [8]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青浦福泉山发现一座战国墓》,《考古》2003年第11期。 [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重固战国墓》,《考古》1988年第8期。 [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五福楚墓》,《文物》2007年第7期。 [11]周意群:《安吉博物馆藏楚式侍俑》,《东方博物》2016年第1期。 [12]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13]湖南省益阳地区文物工作队:《益阳楚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1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黄泥湖楚墓》,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532页。 [15]姚晶华、郑自斌:《武汉出土文物精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16]凌宇:《楚地出土人俑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1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1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潜山公山岗战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19]舒城县文物管理所:《舒城县秦家桥战国楚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0年。 [20] 石巍:《沧桑遗珠(二)》,《今日宣州》2017年3月29日第7版。 [21] 李学来:《略说先秦时期的俑》,《中国文物报》2006年12月1日第7版。 [2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23]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0页。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59、115页。 [25]邱东联:《楚墓中人殉与俑葬及其关系初探》,《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 [26]晏昌贵:《淮汝颍地区是先秦时期文化交流的中心》,《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7] 据参加发掘淮阳马鞍冢的周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高礼祥先生回忆,车马坑中所出土的彩绘陶立俑由于干湿度的差异过大,导致器物粉化,最终无法提取。另外在《河南日报》1981年7月12日刊登的《淮阳出土一座楚国车马坑》一文中也报道称车马坑中出土有泥俑。 [2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淮阳平粮台十六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 [29]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30]曹桂岑:《淮阳楚墓论述》,《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第60-70页。 [31]朱继平:《东周时期楚人开发鄂东地区的历史进程研究》,《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57-72页。 [32] 文中陶俑的数量以墓中出土的俑头计算;若仅有俑手,则按其数量的二分之一计算。 [33] 同[6],第73页。 [34] a.同[11];b.同[4]。 [35] 同[8]。 [36] 同[3]。 [37] 同[8]。 [38]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39]a.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b.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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