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唐前期的政治概况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newdu 参加讨论
第二章 封建经济繁荣疆域大 扩张时期——唐 ——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节唐前期的政治概况 ——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以至衰亡，经历二百九十年。在这个长时 期里，就统治阶级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 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 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 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 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至八二○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 九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 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 后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祏四年）凡八 十七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 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 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中国又出现五代十 国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执政九年，唐高宗实际执政十一 年，唐中宗、唐睿宗执政共八年。他们执政的时间短促，在还没有造成祸乱 以前，政权已经转移到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手中。这些进步倾向的代表者执政 时间久长，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则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显庆 五年代唐高宗处理国政时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开元）。劳动民众需 要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这三个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权的威力，在执政期间， 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静，劳动民众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补救 隋炀帝大破坏的创伤，并且超越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繁荣景象。他们的行事， 大体上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特别是唐太宗，为统一与和平奠定了巩固的基 础，无疑是历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在唐朝前期相继发生过三次。下面分次叙述两 种倾向的政治表现。 第一次 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只是凭借周、隋大贵族的身分，六一六年， 得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谋略和战功， 他本人并无创业的才干，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 时，和隋晋阳宫副监裴寂非常亲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宫女给他，和他通昼 夜赌博饮酒。他过着荒淫生活，根本不理会太原城外的战事，当然更不曾想 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晋阳令刘文静积极准备起兵，通过裴寂去劝说。 起兵以后，裴寂又送宫女五百人。作为行军统帅，居然收受这批宫女，他的 昏谬可以想见。他登上了帝位，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 有功的刘文静，却被疑忌，后来借谋反罪名杀刘文静。用佞人，忌功臣，就 是他治国的方针。同样，在帝位继承上，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 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畋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 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 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 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 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 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于还没有找到加 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 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 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 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 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 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 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 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 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 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 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 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 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 敢多说话。”晚年立子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诲，如见太子吃饭， 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 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 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 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 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众相互间的关系，在 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 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 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 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 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 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 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 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 “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 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 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 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 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 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 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 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 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 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 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 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 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 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 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 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 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 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 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 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下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 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 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 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 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 “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 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 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 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诤。他曾对 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 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 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 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 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 直谏。 用 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 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 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 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 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 庸劣，怎末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 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 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 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 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 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 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 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 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 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 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 才，对隋制度有因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令）、门下（长官称 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 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 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 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 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 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 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平章事等名 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 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 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 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 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 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 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 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 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 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高级官的儿子。显然，这些学校是为贵族和官员 子弟设立的，所谓民家子也无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学校招收生徒，大概 也有资格的限制。看来，无论国子监（律、书、算三个专学除外）和地方学 校，不会有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学年龄是十四岁至十九岁。学习的 功课是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 礼》）小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和共同 必修的《孝经》、《论语》。学习的年限是《孝经》、《论语》共一年，《尚 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年半，《易》、《诗》、《周礼》、《仪 礼》各二年，《礼记》、《左氏传》各三年。卒业的标准是通二经（大经小 经各一种，或中经二种）、通三经（大经中经小经各一种）、通四经（大经 二种，中经小经各一种）。学校的考试是读和讲。读，要求生徒熟记经文， 博士（教师）掩蔽经书前后两边，中间只留一行，又用纸帖一行中的三个字， 使生徒读出被帖的三个字。这种考试法，叫做帖经。六三○年，唐太宗使颜 师古考定“五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 经文。六三三年，颁行新定五经，自此经文有定本。讲，要求生徒通经义， 博士口问经义若干条，生徒按条答复。唐太宗使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疏》， 六四二年成书，称为《正义》。六五三年，唐高宗颁行《五经正义》于全国， 自此经义有定准。学生考试及格，由国子监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隋轻蔑儒学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士 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学，对群臣说，“我只喜爱尧、舜、周、孔的道理，有 了它，好比鸟有翼，鱼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暂时失去。”他召集天下名 儒做学官，经常到国子监听讲学。生徒能通一大经以上都给官做。添筑学舍 一千二百间，添加名额满二千二百六十员。各地学生相率来京师，高丽、百 济、新罗以及高昌、吐蕃等国也派遣贵族子弟来入国学，生徒多至八千余人， 学校可称极盛。用这种读和讲的方法，使学生只能记忆经文和《正义》，不 再考求异说，比起南北朝，唐儒学可称极衰。 乡贡是在家自学的士人。学业有成，自向州县求举，经考试及格，由州 贡到尚书省，受吏部考试。 学生和乡贡都受吏部考试（唐玄宗时改由礼部考试），科目有秀才、明 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经、进士两科， 尤为重要，名臣多从这两科出身。明经主要考帖经，进士主要考诗赋。考试 及格称为及第。诗赋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经，思想较为自由；又齐、梁、陈、 隋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 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名人多从进士科出身。及第人数，一般是进 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经十人中取一二，难易悬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 十少进士”的谚语，因此朝野都重进士、轻明经。 唐太宗以后，唐朝考试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应考的人愈来愈多，考试 的方法也愈来愈苛，及第的困难也愈来愈增加。科举作为一种取士的制度， 从隋朝开始，到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 氏族——三国时，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执掌 用人权，从此形成把持政权的士族制度。东晋、南朝，特重家谱，朝廷设立 谱局，用人必须查考谱籍。北方士人避乱过江，称为侨姓，其中王、谢、袁、 萧为大姓；东南土著士族，称为吴姓，其中朱、张、顾、陆为大姓。北方山 东士族称为郡姓，其中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其中韦、 裴、柳、薛、杨、杜为大姓。又有所谓虏（鲜卑）姓，其中元、长孙、宇文、 于、陆、源、窦为大姓。以上诸大姓，有些是历世相沿的旧姓，有些是后代 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萧，北方的宇文），也有原来是大姓，后世衰微不显， 也有新起的大姓，不为士族社会所公认。士族门第大抵由祖先有声望、代代 保持富贵、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习礼教的形式和表现异于常人的风尚 （如王、谢家子弟手执麈尾）、能谈论（儒、佛、玄）、有文章（诗赋）等 各种因素构成的。既成以后，高门大姓在社会上保有一种特殊的威望，非士 族或低级士族出身的富贵人，也会感到自卑，不敢和他们比门第。隋文帝废 中正官，不承认士族的社会地位，有意消灭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柳芳 论氏族，说“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权），人（士人）之行 不本乡党（不设州郡中正官），政烦于上，人乱于下⋯⋯故亡”。隋朝亡国， 当然与废中正官无关，但士族不满隋朝，也是事实。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 北周、北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誉 职，用人实权仍在吏部。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但不是恢复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以便于李氏的长远 统治。同时南方北方士族，山东、关中士族，汉、鲜卑士族，各有界限，也 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 依据史书，辨别真假，考正世系，推进忠贤，贬退奸逆，分清高低，定为上 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书成，列崔民干为第一等（上之上），足见门 第观念确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为然，说，“我和山东崔、卢、李、郑 并无嫌怨，只因他们早已衰微，没有人得做大官，却还自负门第，嫁娶要多 索钱财，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为什么看重他们。从前高齐只据河北，梁、陈 偏在江南，虽然也有些人物，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世俗相沿，至今还以崔、 卢、王、谢为贵。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业显著，或 德行可称，或学术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那些衰落户结亲， 多送钱帛还是被轻蔑，自讨没趣，难道你们看不起我的官爵么？”唐太宗令 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论数世以前，要凭现今官爵高低定等级。高士 廉等经唐太宗斥责，才改定以皇族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为第二等（上 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干当时作黄门侍郎，正四品上， 是中级官员，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该列第三等，由于皇族已列为第一等， 唐太宗也就不再坚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 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规定他们的等级，使取得士 族地位。关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东士族，《氏族志》承认他们的门第，使和 山东士族平列。南朝灭亡后，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氏族志》恢复他 们的旧声望，使正式列为士族。当时奉命修《氏族志》的四个人，高士廉是 山东士族（勃海高氏），韦挺是关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 分 f5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门第，按照唐朝的新情况，重新 排列，造成一个以宗室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关中士族为重要辅佐，山 东和南方士族为次等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是符合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 全中国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这个新集团，诸王和公主，都与当朝勋贵名臣家通婚， 不取山东旧族。国子监各级学校按官品招收生徒。乡贡要经过州县官和当地 耆艾（老搢绅）的承认，再由户部审阅，才送吏部考试，不是二百九十三姓 的人，难得参加乡贡，更难得被录取及第。《新唐书》特列宰相世系表，足 见唐朝还是很重门望。不过，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进不专凭门 第高低；统一时期的全国氏族代替了分裂时期的小国士族，人才来源也比较 宽广，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晋南北朝来，算是有一些改进。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但基本上不离以品位高低定等 级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号称宽平。隋炀帝法令苛刻，民不 堪命。唐高祖起兵，废除隋炀帝法令，大得民众的拥护。房玄龄等定《唐律》 五百条，凡十二篇，分刑名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 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 绞、斩），比隋律减斩刑九十二条，减流为徒七十一条，其余删烦除细，改 重就轻，为数颇多，但大体上仍依据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六三 七年，唐太宗颁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 今存《唐律疏议》三十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的律书。 地方行政单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单位有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改为 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称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为州，改太守 为刺史，表示恢复开皇旧制。隋末群雄割据，各拥大小土地，唐兴，相率来 降。唐高祖多立州县名目来安置这些割据者。州县数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 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并省；又按山河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 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共十道。每道不设长官，有时 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诸道。贞观时期对外扩张，六四○年，全国共有 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两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 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东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为山南东道、 山南西道，江南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员，职 权如汉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时开始固定，此后只是在这个体制 上有些变动。 府兵——府兵是周、隋旧制，唐府兵大体沿袭隋制。唐太宗分全国为十 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数据《新唐书·兵 志》说）。关内外诸府统归中央十二卫统率，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统率。府 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统兵官每府设 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为一团，团有校尉；五十人 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备 甲仗粮食和衣装，存入官库，行军时领取应用。兵士应征入府服兵役，兵部 按路程远近给番。据《唐六典》说，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 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个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 服兵役两个月）。《新唐书·兵志》说，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 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两说，姑不 论何说近似，给番的本意，在于各地合兵役年龄的男丁，距离京师及府所在 地愈近，入府当兵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这是两说一致的。 十二卫和边防重镇需要精壮和可信赖的兵士。十二卫是皇帝的禁军（卫 兵），兵士从各卫所辖各府中抽调。边防重镇需要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 足，也要从各府抽调兵士。兵部给番就是指抽调的兵士说的。假如一个府平 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调资格的人，五番即五个月内轮流抽调 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脱离生产，到 十二卫或边镇去当兵。七番即七个月内轮流抽调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 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个月内每月抽出十六七人。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 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 均平，所以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点在于国家出动大兵力时，调集须较多时日，超过役期要免 租调，也减少国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废农事，损失尤大。因此，募兵制 常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补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丽，曾 用募兵制，对群臣说，“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当时水陆两军， 总数在十万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将薛仁贵就是这次应募从军的一 人。募兵比府兵容易集合成军，到后来，募兵制终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贞观时期制定。这些制度基本上沿袭隋制，但也有 所修改，使更适合于当时统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创一种宗 室勋贵世袭州刺史的反动制度。他令群臣议封建诸侯，魏征等都说封建害 民，不如州县制有利。唐太宗不听。六三一年，决定实行世袭刺史制。六三 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孙世袭，又令功臣长孙无 忌等十四人为世袭州刺史。谏官多上书谏阻，以为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等 也不愿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制，对长孙无 忌等说，“我原想你们的子孙辅助我的子孙，共同保有土地，永久传下去； 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们了。” 贞观时期确实做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 盛况，唐太宗也就成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于功业的巨大成就，他的骄矜心 和享乐心逐渐在滋长，不过，他始终不敢放弃隋朝这面镜子，经常以“慎终 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丽，几乎走隋炀帝的旧路，其余行动一般都 取得胜利的后果。他曾问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内，却不能服 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 有顾虑，直说自己的见解。”侍臣们歌颂功德，说的都是谀言。他说，“你 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一，从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 我见到别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 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第三，人主升进贤良的人， 喜爱得要抱到怀里来，黜退犯错误的人，厌恶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敬重贤良， 原谅犯错误，使他们都得到适当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杀暗 杀，历朝都有。我即位以来，褒奖正直，从没有黜责过一人；第五，从古以 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同等看待汉族和非汉族人， 因此境外部落都来亲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实行了这五条。”他总 结取胜的原因，得出这五个要点，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唐太宗总结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作《帝范》十二篇，传 授给继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 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 《崇文》。他对唐高宗说，“修身治国，都说在这本书里。我死时用不着再 说别的话了。”又说，“你应当学古代圣王。象我这样，做过不少烦劳民众 的事，说不上尽善尽美，是不足为法的。我功大过小，所以还能保持大业。 你没有我的功劳却承受我的富贵，竭力学好，也只能得个平安；如果骄懒奢 侈，那就连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个国家，成功很艰难，破败却很容易； 要保持一个帝位，失去很容易，稳固却很艰难。你得爱惜呵！你得谨慎呵！” 人难得有自知之明，何况是功成业就的帝王，唐太宗列举自己的过失诰戒唐 高宗，可谓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 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则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长孙皇后的儿子，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助力，才被选为太子。六 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遵守贞观遗规，执掌朝政。六五四 年，他从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六五五年，他废皇 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 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 家走上从乱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权执掌在以长孙无忌为首 的贞观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后，刚强机智的政治家武则天已经参预朝政， 六六○年以后，政权全归武则天。因之，他虽然是个亡国的昏君，但腐朽势 力并没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长起来，也没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众的祸 乱。贞观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统一和强盛，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 得到切实的巩固，这是她对历史的贡献。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 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唯一的创举。她能这样 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 专由妇人主持门户，诉讼争曲直，请托工逢迎，坐着车子满街走，带着礼物 送官府，代儿子求官，替丈夫叫屈，这是鲜卑的遗风吧！”又说，“南方贫 士，都讲究场面，车马衣服一定要整齐，宁可让妻子在家饥寒。北方人士， 多靠妇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贵重的首饰，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马老奴供 使用。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 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 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则天作皇后以后的一些重要措施： 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长孙无忌自杀，黜斥长孙无忌 一派的官员二十余人，朝政开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托处 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无权，行动不自在，密谋废皇后，被皇 后制止。从此政权更进一步地归皇后掌握，群臣并称帝后为二圣。唐高宗想 禅位给太子李弘（武则天生四子，李弘是长子），武则天用毒酒杀死李弘， 立次子李贤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贤监国，李贤处理政务，颇称能干，又招 集著名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后汉政权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贤注《后汉 书》，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声望。六八○年，武则天废李贤为庶人， 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总想传位给比较有才能的儿子，李 弘、李贤相继被杀逐，束手无策了。六八二年，李显生子李重润，唐高宗特 立这个初生婴儿为皇太孙，破例给太孙开府置师、傅等官属，希望太子、太 孙名义既定，有官属拥护，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 中宗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六八四年，武则天废唐中宗为庐 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为皇帝。六八四年，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 唐百官名，如尚书省改称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门下省改称鸾 台，侍中为纳言；中书省改称凤阁，中书令为内史。宰相称同凤阁鸾台三品。 御史台分为左肃政、右肃政两台，左台纠察朝廷，右台纠察郡县。百官改名， 是女皇帝准备登位的一种步骤。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四卷， 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作天子。武则天颁布《大云经》，令诸州都 建大云寺。接着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请改国号，武则天算是顺从众议，宣 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经过三十六年的经营，终于得到皇帝的 称号。 武则天一面用谋略夺取唐朝的政权，一面用政治维持既得的地位。她的 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坚执刑赏大权，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业等人先后起兵反抗武则天，都被击败。武则天厉行 残酷的镇压来防止唐臣的继续反抗。她在朝堂放四个铜匦（音轨 guǐ），其 中一个收受告密文书。有些告密人，她还亲自召见。擢用索元礼、周兴、来 俊臣等人，专办谋反密件。来俊臣撰《罗织经》一卷，教党徒按经文布置， 被告人就无法自辩。他们造多种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 认谋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么时候。她用索元礼、周兴、 来俊臣为首的二十三个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 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 余家，其余诸人所杀人数多少不等。酷吏滥杀无辜，到了群情过度紧张的时 候，她也陆续杀一些酷吏来缓和形势，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 达到称帝的目的，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二人。 六九七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咬来俊臣尸体的肉，立刻咬尽，挖出眼珠，剥 去面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浆。她看到群情愤激，随即下制书，历举来俊臣 的罪恶，并且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禀承她 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亲近人——武则天的爱女太平公主，多有权谋，参与密议，但畏武 则天的严厉，常自检点，不敢犯法。武则天称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为 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的儿子，亲属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 ○年，武承嗣为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六九二年， 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养成篡夺帝位的危险。武则 天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 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比较。” 僧怀义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亲贵都象奴隶尊 主那样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怀义，苏良嗣大怒，令人 拉下去，打嘴巴数十。僧怀义见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 （尚书省等官府在宫南）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杀僧怀 义，用张易之、张昌宗作内宠，二张权势显赫无比，遭到朝臣们的猛烈攻击。 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敕书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 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她控制这些亲近人， 不给他们行政上的重权，因此，成群的龌龊小人，作恶还有一定限度，基本 上不甚损坏当时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则天招来大批想做官的人，给他们官做，借以收揽中小 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举。六八五年，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及 百姓，都得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作官。（二）试官。六九○年，令存抚使十 人分巡十道，荐举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则天亲自引见，一律让这些被举 的人试作某官，称为试官。（三）员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设员外官数千余 人，都是权贵家的亲戚，同正官一样受俸禄。（四）殿试贡士。旧制，贡士 考卷都糊名，防考试官作弊。武则天以为应该信任考试官，废糊名制，实际 是要从宽取士。六九○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表示皇帝亲自录取， 贡士应该感皇帝的大恩，从此贡士有殿试。（五）武举。七○二年，初设武 举，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广开仕途，放手给人官职，同时又用严刑来控 制仕途，发现不称职的官，便革免或杀戮。每任用一官，户婢（管宫中门户 的官婢）私下说，死鬼又来了。不多时，这个官果然被杀甚至灭族。刘知几 上表论当时官员的冗杂，其中一条说，赐勋阶太滥，每逢集会，绯服（绯音 飞 fé 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 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条说，取士太宽，因而六品 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砾一般贱，应该大加淘汰。又一条说，地方官调 动太快，忽往忽来，好比蓬转萍流，谁也不作长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杀刺 史、郎将以下官不计其数，可是做官的人还是象刘知几所说的那样多，如此 冒死贪竞，被杀实是咎由自取。《通鉴》说“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纲严峻，故 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武则天设下这样一个诱人的陷阱，让爱做官的人 纷纷跳进去寻死，用心也实在太险恶了。 选拔才能——《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 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 时英贤亦竞为之用”。《通鉴》这个评语是惬当的。武则天的长处，就在于 善于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统治时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 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风度。鲠直的人只要不被 她怀疑为谋反者，她能从酷吏、亲近人的陷害中保全这些鲠直人。她前后任 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边 将如唐休璟、娄师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时人选。这些人用作将相，使得国 家能够保持正常状态，免于内乱外患。她经常留心人才，如张循宪为河东采 访使，有疑难事不能解决，请当地一个免了职的小官张嘉贞办理。张循宪回 朝，保荐张嘉贞。她召见张嘉贞，任用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 力争要杀张昌宗，她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 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 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绝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凭 她的明察善断，朝廷上有一批愿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为成功的皇帝。 武则天从前在唐太宗宫中时，唐太宗有一匹壮马名叫狮子骢，非常暴 烈，没有人能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 一铁鞭，二铁■（音抓 zhuā），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打它的 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她用制壮马的方 法驾御群臣，造成历时半个世纪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对国家统一的进一步巩 固，和社会安宁的长时期保持，是有贡献的。 因为武则天是女皇帝，在继承问题上，不得不陷于难以解决的困境。她 变李姓的唐朝为武姓的周朝，当然想传位给武姓的人，但朝臣们毫不犹豫地 公认国家是李姓的国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没有人认真看待武姓诸 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继承人，朝臣们却都要求传位给皇太后 的儿子。武则天到六九八年，才决定立唐中宗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 名号，封为相王。武承嗣因此气愤病死。七○五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 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等，拥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复唐国号 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死去，遗制说，“去帝号，称 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第三次 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则天本人刚退下舞台，唐中宗、韦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 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 昏暴，演来形式颇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张柬之等唐旧臣拥护下，恢复唐朝，但是，他并不 信任这些唐旧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韦皇后。韦皇后和武三思勾结，形成武、 韦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团。这个集团驱逐张柬之等出朝廷，独占了全部政 权。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约集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兵三百余 人，杀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杀李重俊。韦皇后借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谋者，驱 逐宰相魏元忠，又谋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愿牵连到他们，二 人算是免了祸。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准备消灭韦、武集团。 韦皇后等杀李重俊后，觉得事情很顺手，愈益肆无忌惮。她们大卖官职， 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干万就给官做。这种官当时称为“斜封官”，有同 正、试、摄、检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数多至数千人。出钱较少的人可到 吏部候选，一年有数万人。出钱三万得度为僧尼。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 坐享俸禄。唐初食实封的功臣，不过三二十家，这时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余， 国家分六十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充当封户的民户，比充当兵役还要困 苦。封户散布在五十四个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众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个地方小官燕钦融上书指责韦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唐中 宗召燕钦融当面诘问。韦家徒党喝令卫士打杀燕钦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难 受。韦皇后恐慌起来，安乐公主想韦皇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谋毒 杀唐中宗。韦皇后令韦家子弟及重要徒党分统兵士五万人，照武则天故事， 准备临朝称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别驾（四品官），在潞州（治上党，山西长治）募集一 批人，罢官回京师，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别在羽林军中号称“万骑”的队伍 中结识他们的雄豪，等待时机到来。唐中宗被杀，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 宫中，杀韦皇后、安乐公主、武延秀等，接着大举杀逐韦、武集团中人，韦 家连幼儿都杀死，武家只剩下少数人，韦家派全部消灭，武家派基本消灭了。 太平公主出面，恢复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韦皇后重演故事以惨败告终， 紧接着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 此，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总要问有 没有同太平商量过，也要问有没有同太子商量过。这种昏懦表现，势必助长 太平公主的专横，也自然要引起公主与太子间的冲突。太平公主专力谋害李 隆基，引用大量徒党来把持朝政，七个宰相中，五个是她的私人，其余文武 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当时政事昏暗，与唐中宗时无异。七一二年，唐睿 宗让位给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称太上皇。太平公主准备用羽林兵 入宫杀唐玄宗。七一三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重要徒党数十 人，其余徒党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权才切实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是励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 就显出他是弱点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 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励精求治，取得成 就以后，便精疲力尽，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开元时期才达到极盛的 顶点，也就在这个时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宝时期的乱源。唐太宗曾说，“治 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开元时期正是从治安转向危亡的过程， 唐玄宗的骄侈心又正是这个转向的关键。 从七一三年（开元元年）至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为求国 内的安宁，曾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用人和纳谏上。他所用宰 相，先后有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 这些人各有所长，都能直言谏诤，补救缺政。例如韩休与萧嵩同作宰相，韩 休正直，见唐玄宗有过差，即上书指陈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镜子，默默不 乐。左右人说，韩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时瘦了，为什么还要用他。唐玄宗 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顺从我的意旨， 他退下去，我总不敢放心。韩休常常力争，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稳。”我 用韩休，是为国家，不是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纳谏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 开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纳谏非常勉强，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罢免， 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连勉强纳谏也不能了。当时，宰相张九龄遇事 力争，他很不耐烦，发怒问张九龄：事情都得照你办才行么？他在位年久， 骄侈心压倒求治心，想要一个顺从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纵情享乐，老 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为相，位在张九龄下）因此被用来代替张九龄。能否 纳谏是封建时代区别明君与昏君的标准，帝王愈是能虚心兼听，择善而从， 朝廷的权力也就愈益坚强。反之，帝王独断独行，形式上权力似乎无限大， 实际是堕入奸佞人的术中，权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 要蔽塞他的耳目，自专大权，告诫谏官们说，“现在明主在上，群臣专心顺 从就成，用不着多说话。你们见过朝会时仪仗队里的马匹么？它吃的是三品 食料，叫一声便斥去不再用，后悔那里还来得及！”谏诤的路被李林甫断绝， 开元之治转向天宝之乱了。 开元年间，经济繁荣，国威远扬，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事迹将在别节叙 述。下面列举新创的制度，在当时并不显出重要意义，可是，到了唐朝中期 和后期，都发生巨大的影响，这里需要作一些简略的叙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丽，开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则天时，天下久 不用兵，府兵制实际上已经废坏，偶有战事，就得临时招募。六六四年，刘 仁轨经略高丽，上书论兵事说，往年朝廷募兵，百姓争着应募，甚至请求自 备衣粮，随军出征，称为“义征”。现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显庆五年（唐 高宗年号，六六○年）以来，官府不关心从军者的困苦，又前方将帅为鼓励 士卒力战，优给勋赏，回到本籍，州县官为保持赋税额，否认已得的勋赏。 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贿得免，贫家连老弱人也要被征发。照刘仁轨所说，募 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为防御吐蕃，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 六九六年，为防御契丹，武则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隶当兵。六九八年，武则 天募兵防御突厥，月余还不得一千人，后来听说太子（唐中宗）作元帅，应 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万人。这些事例说明府兵制、临时募兵制都不能适应 国家的军事需要，如果突然发生战争，唐朝是没有兵备的国家，一蹴而倒的 危险是存在的。 唐玄宗对京师宿卫兵和边境戍兵进行了改革。 京师宿卫兵士逃亡略尽，府兵制事实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 采纳宰相张说的建议，召募壮士充宿卫。七二三年，在京师及附近诸州选府 兵和白丁十二万人，号称长从宿卫。七二五年，改名为彍骑（彍音扩 kuò）， 分属十二卫。天宝年间，彍骑又只存兵额和官吏，与改兵制以前一样，京师 并无宿卫兵。 边镇戍兵经常有六十余万人。戍兵被镇将当作奴仆来经营私利，根本失 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张说建议减二十余万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壮充 边镇戍兵，号称长征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额，原有戍兵一概放还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平时，府兵大部分人从事农耕，小部分 人按番到京师宿卫或戍边。战时，朝廷任命将帅率兵出战，战事结束，兵散 归府，将帅归朝，将帅不可能拥兵养成自己的势力。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 事件，行府兵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乓制，兵农分 离，兵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特别是边镇设长征兵，野心将帅与职业兵士相 结合，祸乱的发生就难免了。 设节度使——唐睿宗时，已有节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贺拔延嗣 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河西、陇右、幽州（七四二 年——天宝元年改称范阳）、剑南、朔方、天兵（天兵后改称太原以北，又 改称河东）、安西、北庭等节度使。宰相往往出任节度使，节度使有功，也 往往入朝作宰相。节度使领若干州，在一个地区内是最高的军官，在朝廷上 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当时边境外并无强敌，唐玄宗设这样的官，目的 是在对外侵略，结果却沉重地打击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开元四年）宰相 宋璟已经看出唐玄宗喜武功，为了防止边将生事邀功，赏赐特加谨慎。事实 正如宋璟的预料一样，唐玄宗终于在骄侈心驱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 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节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祸乱。 信任宦官——唐中宗时宦官开始用事，人数多至千余人。唐玄宗更信任 宦官，即帝位以后，人数渐增至三千余，穿紫衣（三品以上）绯衣（四品五 品）的就有千余人，有些得三品将军职位。杨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杨思 勖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族人，杀戮极惨，曾一次斩六万级。唐玄宗给他辅国 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封虢国公。 唐旧制，宦官品级最高不得登三品，杨思勖竟得从一品，并封国公，宦官地 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宫中侍卫，比杨思勖更得宠信，开元末年，外间 进奏文表，都得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告诉唐玄宗。唐 玄宗说，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稳。意思是说，高力士替我办了事，我可 以安心去享乐。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取 得将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门；经他吹嘘取得较小官职的人，更是不计 其数。杨思勖、高力士以外，还有许多得宠的宦官，有的监军，有的出使。 唐旧制，大军出战，朝廷派遣御史监军。武则天废监军制，说，将帅应有权 处理军事，御史监军，军中事不论大小，都要受监军干涉，怎能要求将帅立 功。唐玄宗恢复监军制，派宦官监军，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到诸州，沿路 地方官尽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贿赂。其他 委任宦官做的事还很多，当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财物。所有宦官都受 高力士指挥，宦官是唐玄宗权力的化身，高力士是这些化身的指挥者。太子 （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为阿翁，驸马辈呼为阿爷，高力 士拥有极大权势可以想见。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 官也各有大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 微人家，幼年被阉入宫，没有家族和亲戚，唐玄宗以为这种孤身的宫廷奴隶 是最忠实可靠的，也是最能顺从意旨的，付托权力给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危 险。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认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这个士 族阶层来行施唐的统治权。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 统治权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个变动。士族中人有统治阶级的鲠直 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则是完全腐朽派，自从宦官成为核心势力，唐朝统治阶 级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复杂，到唐朝后期，宦官操纵朝政，自皇帝 以下都得顺从他们的支配。 禁闭诸王——诸王是最有可能夺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诸王资 格发动禁卫军，灭韦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 为右监门将军，又使一些亲信宦官为三品将军，掌握禁卫军。他严禁诸王不 得与群臣交结。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不得往来相见。宰 相张说曾秘密到皇弟岐王私宅，被姚崇告发，张说贬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 五人，都受到极优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职事。皇子为王的先后共十六人， 在宫城旁各住一宅，号称十王宅，也称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侍读 官定时入宅教书，王府其余官属一概不许和诸王见面。后来皇孙渐多，又设 百孙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东宫，经常随从皇帝，居住别院，实际 上也是受宦官监视。唐玄宗对诸王怀着猜忌心，用宦官来监视他们的行动， 诸王和太子的祸福安危，决定于宦官的爱憎，因之宦官是监视者又是保护 者，太子或诸王得登帝位，总有一些宦官以拥戴有功执掌大权。到唐朝后期， 皇帝的废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权消灭，唐朝也就灭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闭诸王造成了唐朝后期的祸乱。 唐朝前期从唐高祖开国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倾向和进 步倾向经过三次冲突，每次冲突都限于宫廷方面，对政治全局牵涉不大，进 步倾向统治的时间又远比腐朽倾向统治为长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会从 恢复到发展的强盛时期，代表进步倾向的唐太宗、武则天和开元年间的唐玄 宗，虽然程度不同，对这段历史却都有贡献。同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 里，政治上的腐朽倾向总是要得势的，武则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 又不及武则天，也就是说，腐朽倾向愈来愈增长了。自开元末年起，腐朽倾 向压倒了进步倾向，因而唐朝前期转入中期，统一与和平的唐朝变成分裂与战乱的唐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