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范文澜、蔡美彪）·文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newdu 参加讨论
第十节 文 学 任何一种富有生气和真实性的文学，无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间创造出来 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朴素的，艺术水平不是高级的。当它在民间流行很广， 引起某些上层文学家的注意时，它就会被他们采取并加工改造。于是一种新 体文学在文学史上出现了，那些上层文学家也就成为著名的创作家。这是极 可尊敬的创作家，没有他们，民间文学不能上升到高级文学的地位上来，也 不能在统治阶级的书籍里保存下来。 一种新体文学登上高级文学的地位，上层文学家便分化为两部分。一部 分（起初是多数）是保守的。他们拘泥于旧体文学，专在雕琢辞句、模拟体 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饰愈显陈旧，内情也愈仿古愈见贫乏，熟腔滥调， 失去了文学的真价值，结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数）是创 造的。他们发展新体文学，从各个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动它达到极盛境界。 从此外形又脱离内情，由极盛转向衰微，由新体变成旧体，别一个由民间创 造的新体文学又上来，与旧体文学相对立。凡是主要的文学都遵循着这个民 间创造、文士加工、新陈代谢的规律在继续前进。此外也有某些旧文体经过 形式的改造，可以变成新文体，如楚辞变汉赋、汉赋变六朝俳赋、俳赋变唐 宋律赋；又如西汉散文变骈文，再变为东汉骈文，再变为魏晋六朝骈文，再 变为唐宋四六文，再变为明清八股文。这些派生或不成为文学的各种体制， 配合主要文学，便构成全部文学史。 文学是一条长河。如果说《诗》三百篇是一条上源，经（除《诗经》） 传诸子是一条上源，《楚辞》是一条上源，那末，西汉文学汇合了这些上源 成为长河的正身。西汉文学正象西汉这个朝代一样，规模是宏大的，创造力 是充沛的，许多种文体，都在西汉时期发达起来。下面叙述的，是其中最重 要的几种。 楚辞（或称骚体）——屈原创作楚辞，已经到达这一文体的最高峰。后 来宋玉、唐勒、景差诸人，继起制作，楚辞已达极盛境界。楚辞是楚国的地 方音地方调。项羽、刘邦都不是文学家，《垓下歌》、《大风歌》却是很好 的楚辞，因为他们生长在楚国，自然会楚音楚调。反过来说，不会楚音楚调 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辞的技术条件，更缺乏屈原那样深挚的情感，除了模拟 形体辞句，还能作出些什么来呢！现存西汉文士所作楚辞篇数还不少，有新 意的只不过贾谊《吊屈原文》、淮南王刘安《招隐士》、汉武帝《秋风辞》 等几篇，其余都是些可有可无的作品。楚辞到西汉已进入衰微阶段，虽然作 家与篇数是大大增加了。 汉赋（或称古赋）——在屈原楚辞影响下，北方文士创作了赋体。荀卿 曾作赋十篇，秦时有杂赋九篇，但汉赋的来源主要是楚辞。西汉赋约一千篇， 这说明它是西汉文学的代表也是西汉文学家的专业。在西汉前期，枚乘、贾 谊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极盛阶段，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后期作者 扬雄，用思深沉，构辞精密，也还是辞赋大家。扬雄曾奉诏作赋，限于时日， 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后困倦小卧，梦中觉得五脏流出在地上，醒来大病了一 年。他作赋是这样深思的，因此他虽然每篇都模拟别人的体制，显得缺少创 造力，但用思构辞，还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汉辞赋家扬、马（司马相如） 并称，就在于扬雄的模拟不同于一般庸才陈陈相因的模拟。 自西汉至六朝这个长时期里，赋成为重要文学的一种，因为它善于用美 丽的韵语细腻地客观地描写各式各样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现，好的作 家常能造成新赋。所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就是赋在文学上 169 的作用。 乐府歌诗（五言古诗）——歌诗，不管它形体如何演变，永远是文学的 一个主流。《尚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长声）言”。这可以说是古 人给歌诗立的定义。相传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里有几句话，很能 说明歌诗的意义。《大序》说：诗是志的表现。心里有感动叫做志，发出来 成言语叫做诗。情在里面动，发出相适应的言语；言语觉得还不够适应，所 以加上嗟叹声；觉得还不够，所以再加上长声的歌唱；觉得还不够，那就不 知不觉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里的情完全相适应。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 说：人都有情感，接触外物就要动起来，情动了就要歌唱起来，这是很自然 的事。上面那些话，都是说歌诗是与人的生活不可分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歌诗最初的主要创造者，总是广大劳动人民而不是上层文士的缘故，因为真 实的富有生命力的志，产生地是在劳动人民的心里。同时，这样的歌诗，总 是和民间音乐相结合的，因为歌诗、舞蹈、音乐三者往往密切结合着。凡歌 诗到了不能合乐以至不能歌唱的时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来了。西 周言志的歌诗，是四言（四字成句）诗，到春秋后期四言诗亡了。当然，活 的诗仍在民间成长着，那就是五言诗。汉武帝仿周朝采诗的旧例，设立乐府， 广采民间歌诗，选大音乐家李延年做协律（调谐音律）都尉，主持乐府。音 乐家张仲春协同作乐歌。丘仲造笛，作为协律的乐器。乐府制作的歌诗可分 为两类：一类是朝廷专用的歌诗，造诗的人都是著名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等多 至数十人。《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就是这一类的主要作品。 还有汉高帝时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与《郊祀歌》性质相类 似。这些歌诗都是皇帝对天地鬼神言志，与人民的志有极大距离，因之无法 和它共鸣而感到它是好诗，不过比那种模拟《诗经》，僵尸般的四言诗如韦 孟《讽谏》、《在邹》等篇，到底还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所以还应该承认 它是文学的一种。别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民间歌诗。《汉书·艺文 志》歌诗类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 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 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同坂 bǎn）歌诗一篇，杂歌诗九 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 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声曲折即歌谱），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 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见乐府收集地方诗的广泛。这些歌诗原来是“街 陌讴谣”与地方音乐，经乐府加工改造，讴谣上升为高级文学，音乐也上升 为相和调（周房中曲的遗声。丝竹相和，执节人唱歌，有平调、清调、瑟调， 汉世称为相和三调）、清商调（相和三调中清调的发展）。今存汉世歌诗， 两汉混淆，不能确指哪些是西汉乐府的遗篇，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凡两汉 歌诗，都有真实的内容，是创造的不是模拟的。清商调流传到六朝，北方统 治者尊为“华夏正声”。唐朝新音乐发达，清商调当作“雅声”被保存在琴 工里，也就是说，清商调到唐朝才死亡。 乐府歌诗大体是五言诗。它本是民间讴谣，虽为乐府所采取，上层文士 仍看作欠雅，不愿做那种新体诗。《汉书·艺文志》歌诗类凡三百十四篇， 照《文心雕龙》说，其中没有文士做的五言诗，所以苏武诗、李陵诗、班婕 妤诗都是可疑的。不过，新的文学主流既然高涨起来了，任何保守势力都不 能阻抑它的继续高涨。汉武帝立乐府采诗，事实上等于提倡五言诗。萧统《文 选》所录《古诗》十九首，多是两汉下层失意文士所作，其中《东城高且长》、 《凛凛岁云暮》两篇，显然是太初改历以前的诗篇。这说明失意的下层文士 首先采取民间新诗体。到了东汉，班固、傅毅、张衡等上层文士开始做五言 诗，那些托名苏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汉诗，实际上只是东汉上层文士 的假托。东汉五言诗色彩还比较朴素，到建安时期，五言诗才文质并茂，走 上极盛的阶段。 散文——西汉前期，言语与文辞，一般说来，还没有多大的分离。例如， 说楚人语的汉高帝诏书，说齐人语的《春秋公羊传》，除去一些方言，与普 通文辞无甚区别。汉武帝时，分离的趋势，开始显著起来。这是由于（一） 儒学极盛，朝廷诏书多用古言古字；（二）辞赋发达，文士们创作骈体文。 不过，西汉时期，言语与文辞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因之西汉散文仍保持战国 诸子生动自然的作风。司马迁《史记》就是西汉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贾 谊、晁错、董仲舒、贾捐之、刘向等人议论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 唐以后所谓古文，溯源于西汉，《史记》常是古文家摹习的主要蓝本。 骈文——用同数的字造句便成骈句，积句成篇，便成骈体文。《诗》三 百篇以及楚辞，凡属韵文，句法都很整齐。经传诸子等散体文中也往往杂用 骈句或韵文。单音文字可以构成骈句骈文是出于自然的。西汉文士开始有意 识地创作骈体文，即多用整齐的句法入散体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马相 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汉骈体文的代表。此后骈文 逐渐发展，言语与文辞也愈趋分离，东汉以后的文辞，成为少数人纸上的言 语，不再是人的口头言语。因为骈文脱离活的言语，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变 化以求美观，表达思想的作用却愈变愈少，一直变到完全不能表达思想。唐 朝韩愈提倡古文，就是对这种可憎的形式文辞进行不彻底的文学革命。 上述各文体以外，汉武帝时有小说家虞初，作《周说》九百四十三篇， 据东汉人应劭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很象是通俗的周史演义。又有《百家》 一百三十九卷，想是许多家小说的总集。小说接近民间文学，与上层文士不 能相容，东汉末仲长（姓）统（名）主张“百家杂说，请用从火”，要把小 说全部烧掉才快意，事实上小说确被上层文士消灭了。他们为什么憎恨小说， 不许它存在呢？《汉书·艺文志》说它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又引孔子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小说既是说民间事，当然有 不合统治阶级意旨的地方，那就很自然地要遭到憎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