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一个研究西南民族社会文化的视角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5:11:18 《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 杨筑慧 参加讨论
【摘要】牛作为一种牲畜，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以牛作为牵引力的农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标志之一。而对于一些民族社会来说，牛不仅具有生产生活上的实用价值，也是宗教信仰中不可缺少的祭祀品，并作为交换媒介、娱乐工具、财富象征和民族精神气质等符号存在。从牛的视角，展现了人类社会与环境、群体及自我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牛在日常生活中正渐渐退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视野，以牛为纽带建构起来的文化越来越式微，这是人类文化的退化，抑或是人类自我的忘却?本文通过对“牛”在西南民族社会中意义的探讨，试图说明人与物的动态关系，以及人对自我在自然界位置的认知。 【关键词】牛;西南民族;社会文化 【作者简介】杨筑慧，侗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人类学民族学者常常会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自身能力方面出现一种张力，即如何在阐释的力度和深度与选题的意义上达到理解一个社会与文化的目的。在笔者看来，牛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视角。作为一种动物，牛与人类的关系源远流长，既是农耕民族的主要畜力，又是游牧民族奶肉制品的主要源泉。从动物学角度而言，牛，学名Bovini，起源于中新世，是由原古鹿类分化的一支混杂而进步的支系，属牛科，哺乳类动物，偶蹄目，草食性反刍动物，全世界除南极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外均有分布。在牛科动物中，一般将牛属、水牛属、倭水牛属、非洲野牛属和野牛属的动物通称为牛类，共有16种。而牛属中又有4个种，即普通牛、驼峰牛、牦牛和野牛。当今世界上所有驯化的牛几乎都起源于原牛，它和家牛的关系就像猿同人类的关系一样。经过长期的不断繁衍和迁徙，不同区域的原牛逐渐分化为3个变种: 非洲亚种、亚洲亚种和欧洲亚种。世界上最早将原牛驯化成家牛，是在6000多年前的南高加索地区和北美索布达米亚地区，中国也是牛的驯化地之一。中国的家牛以普通牛和牦牛为主。 一般来说，普通家牛品种较多，分布广泛，与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驼峰牛耐热，是印度和非洲等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 牦牛毛长过膝，耐寒耐苦，适应高山地区空气稀薄的生态条件，是中国青藏高原独特的畜种，所产奶、肉、皮、毛等，是当地牧民重要的生活资源。我国牛的品种较多，如九龙牦牛、青海高原牦牛、德宏水牛、鲁西牛、秦川牛、温岭高峰牛、蒙古牛、哈萨克牛等。牛全身是宝，牛肉、牛乳可食，牦牛毛可赶毡，牛皮可制作工业原料、衣料、染布剂、渡河工具、蒙鼓，牛筋可做绳索，牛角可用作药材和制作工艺品、饮酒器具、鸣号角，牦牛尾在古代还用作饰物称“旄”，常用作旌旗、枪矛和幌子上的饰品。当然，牛还是重要的役力。正是因为牛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早在商周时期，牛即是甲骨文辞中始终用本义的字，而作为甲骨文字字素，牛既可以独立成字，也可以构成其他字象形表词，如牝、牡、牧、牲、物等。有的学者通过查阅几种古代字书后统计，除去异体字，汉字中牛部诸字约有300个。本文所提之牛，是指驯化的普通家牛，泛指黄牛、水牛和牦牛等。中国的西南地区从行政区划来说，主要指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四省区。 人口主要分布在该区域的少数民族有25个，他们是羌族、彝族、傣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独龙族、怒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颇族、纳西族、普米族、布朗族、傈僳族、佤族、苗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布依族、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这些民族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以及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山区和半山区是其主要分布的自然空间，受自然环境以及文化接触等因素的影响，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大，民族内部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就其生计方式角度而言，大约可分为高山草甸游牧经济文化类型、河谷坝区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山地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和耕牧经济文化类型。但无论何种经济文化类型，对于生活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牛都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社会意义。换言之，牛，作为一种动物，已被赋予了超出其特质的内涵，融入了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知，从牛的视角可以让人们认识和感受到生活于不同环境或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创造生活的意义和本土性认知，并从中探寻到人类社会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下面，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对牛在西南民族社会中的意义作一解读，以起抛砖引玉和窥斑观虎之效。 一、作为役力之牛 牛的品种虽然差异较大，但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体质粗壮，感官敏锐，耐劳、役力强，因而常被用于耕作、拉车、载物等。一般来说，水牛适应面不如黄牛广泛，中国的水牛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各省，是由野水牛驯化而来的，可能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由于水牛皮厚，汗腺不发达，因而调节热的机能较差，故喜水，常在池塘中浸泡、打滚，借以散热，由此也形成其在泥浆中行走自如的特性，西南民族所蓄养的水牛多作畜力使用。黄牛不仅可作畜力，也是各民族肉食的来源之一。牛在西南地区出现较早，如云南沧源崖画中即有人牵引牛的图案。作为畜力之牛，代表了传统农耕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但对于许多西南民族来说，以牛为牵引力的犁耕始于何时，由于缺乏本民族创制的文字的确切记载，尚不能对之下定论。据生活在云南广南一带的壮族侬人支系经诗《摩荷泰》称，其祖先在狗带谷种来的时代已有水牛耕种，“狗追赶水牛回来，对着主人摇尾巴，狗尾巴上藏得有稻种，带来给咱们的主人，咱们才兴用水牛犁田，兴在水牛耕过的田里撒谷种，兴在水牛耕过的田里种稻……”不过这里也没有具体的时间说明该族群是从何时使用牛耕的。《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徼外蛮夷也。”司马迁在这里把当时分布在今贵州、云南、四川等省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根据其经济活动主要分成了两种类型:耕田、邑聚;随畜迁徙、毋常处。即农耕与游牧生计两种方式。但对于“耕田”类型是否已使用畜力耕种，则语焉不详。据一些学者考证，在距今约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家水牛的遗骸，至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铁犁耕作的记载。至汉代，我国的犁耕技术得到较快发展，史书中有关记载也较多。而从考古发掘和汉文史籍来看，西南民族使用牛作为畜力大约有2000余年的历史。云南的青铜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商代末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在该省广南、富宁和广西百色出土的铜鼓中都铸有牛纹，说明牛在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有学者认为，“句町人用水牛耕田，大致是在西汉，再迟也不会晚于东汉，蜀汉时，牛耕已相当普遍了。”滇国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存在于今云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地方政权。在其历史上曾创造过辉煌的青铜文化，在出土的相关文物中，有大量牛的形象，是所饲养家畜中最多的，且全部为黄牛。在一些学者看来，滇国境内所出土的数百例牛形象却无一例与牛耕相关联，说明当时的牛并不是用于牛耕，而是祭祀等用。东汉以后所出土的相关文物中则出现了牛耕，说明牛耕技术的传入与云南和内地的交流有密切关联。在贵州古代史上，牂牁和夜郎是分别存在于春秋和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两个地方政权。“牂牁”之名最早见于《管子·小匡》篇齐桓公言:“余乘车之会九，兵车之会三，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莫违寡人之命。”夜郎是在春秋末年牂牁国衰落后逐渐兴起的国家，约在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西汉成帝河平年间)灭亡。尽管史书中讲到夜郎“耕田、邑聚”，但也未说及其是否使用畜力耕种。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夜郎王兴被诛后，其旁的小国句町和漏卧统治者震恐，只好“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反映了当时牛的养殖已十分普遍。但也可能如滇国般，牛多作为食用或祭祀，反映了西汉时期，牛耕在西南民族地区并不普遍的状况。贵州地处内地入云南管道，当地民族使用牛耕应不在云南民族之后，即西汉之后。随着郡县制的设置，西南地区与内地交通的改善，内地移民的增多，新的生产技术也不断进入，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渐开始使用牛作为畜力耕种。不过，在西南边疆一些地区，至唐代时，仍以象作为畜力耕种，即驱赶象入田，反复踩泥以便栽种的方式，如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篇载: “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也，仍烧其粪。”同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亦称: “象，开南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对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之地，该书则记载道:“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辕，一佃人秉耒。”此处所言即“二牛抬杠”之法，此法在《新唐书·南诏传》中也有记载: “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压、后驱。”桂馥《滇游续笔》( 《札樸》卷十) 也载道: “大理耕者以水牛负犁，一人牵牛，一人骑犁辕，一人推犁。”而“二牛抬杠”之法在汉代时的黄河流域一带已有使用，魏晋时期的甘肃嘉峪关一带也有使用者，如在山西平陆枣园壁画墓出土的汉代画砖上的牛耕图即是二牛抬杠;在唐代《南诏图传》“犁耕图”中亦有记载，这一犁耕方式直到近现代仍在云南许多地方保存着，如路南的彝族、昆明西山地区的彝族，中甸、德钦、丽江的藏族、纳西族等，所用牛既有水牛，也有黄牛，藏族则多用公牦牛与母黄牛交配的犏牛和黄牛。一些学者还对照了敦煌莫高窟的耕牛图，认为与云南一些民族所使用的犁有共同之处，且图中所示多为二牛抬杠耕种方式，反映了历史上的某种亲缘关系。 牛的实际用途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表现形式多样，事实上，早在滇国时期就有所表现，如一些学者所研究的那样，“从滇国青铜器图像看，牛的用途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用于祭祀，即祭祀仪式中的牺牲。石寨山和李家山青铜器上多有‘剽牛祭祀’场面，即巫师数人将一牛缚于圆柱上，然后进行剽杀，牛头及牛肝等用于祭祀，牛肉则供参与祭祀者分而食之。二是为了食用，滇国居民不仅吃牛肉，也有的食酥酪之类奶制品。三是作为对外贸易的商品，换回滇国所需要的内地产品。四是用牛和牛头用作财富的象征，财产多则社会地位也高，因此许多滇国建筑物上多悬挂有牛头，干栏式建筑下牛马成群，反映了滇国居民的一种夸富心态以及增加财富的愿望。”在这里我们看到，牛在滇国并未作为畜力使用，说明其时的滇人并不知畜力的使用，以牛耕田，是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 综上所述，以畜力曳引，是精耕细作农业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西南民族自东汉以来即开始使用牛作为畜力进行耕种，而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故在西南民族社会中，牛的饲养成为家庭饲养业的重要项目。在贵州侗族、苗族地区，为方便耕田和牛的饲养，许多人家还会在稻田旁建有牛圈;在云南一些民族地区，则在牛脖子上套一响铃，将牛野放于村寨外，待用时再将其找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村落内外随处可见牛的身影，散落的牛粪也成为农作物重要的肥源之一，甚至在侗族民间，每当春耕之前，人们都会将牛畜养于圈中以堆积肥料。由于牛的饲养是一件颇费劳动力的活计，部分西南民族还将村落中一些人家组织起来，分担饲养牛的劳动，还有的老人将牛的饲养作为其养老的重要活动。90年代后，随着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以及政府农业机械的推广，化肥的广泛使用，牛作为犁耕的牵引力和肥料来源已失去了其曾有的价值;而城市化推进，牛饲养的空间和成本越来越大，牛在许多村落渐渐减少，有的甚至已见不到牛的踪影，而以牛建构起来的互助、互惠体系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可见，在西南民族地区，牛的使用与生态环境、文化交流、社会变迁、国家力量的渗透等相关，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探讨村落社会的社会文化变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