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 议题与实践路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5:11:27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袁剑 参加讨论
摘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边疆地区具有历史与现实层面的重要意义。如何思考和认识边疆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如何揭示边疆在中国叙述中的关键意义，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作为思想史空间的边疆议题出发，对边疆思想史的语境、议题以及实践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并进一步指出，通过揭示边疆区域的内在逻辑以及这种逻辑的外部表现形式，经由对“边疆性”及其与整体之关联的理解，形成边疆思想史的认知框架，最终将为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提供可能的解释性方向与尝试。 关键词：边疆思想史；“边疆性”；中国叙述；边疆叙述；边疆定位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研究”(2019-GMC-001)、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度“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之民族学学科经费资助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边疆与中亚问题、清史与边疆民族史。 一、作为思想史空间的边疆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思想史本身的空间又是多元的。中国丰富而多样的文明积淀与历史传统为我们理解思想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认知思想史的中国特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统一性构成了理解中国的前提与思想动力。 著名的历史学家E.H.卡尔曾提醒我们:“历史学家需要一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imaginative understanding)，以透视正在其研究视野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行为之后的思想状态……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使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而是作为理解现在的关键来把握过去、体验过去。”[1](P.108,110)这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可以穿透单一事件与文本的迷雾,让我们得以理解个人、人群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人类共同体的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并理解这些行动背后的思想特质及其折射在整体中的价值。边疆为我们提供了塑造这种“富于想象的理解力”的背景与可能。 在构筑世界秩序的漫漫征途中，人类经历了从小区域向跨区域的交往历程并形成了古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世界体系的兴衰与国家、帝国或文明的兴衰模式有所不同。当一体化程度增大时，世界体系就兴起了，而当原有线路的联系衰退时，世界体系也就衰落了。不过，如果因为某个地区的一体化失去了活力就认为世界即将回归原状的话，那这种观点就太浅薄了。相反，原有组成部分会继续存活下去并成为重组所需要的素材，正如原有的体系所继承的也并非白纸一张，而是一套在某种程度上组织完善 的亚体系一样……当此前处于边缘地带的行为体开始占据体系中更加有力的位置，以及在此前密切的互动中微不足道的地区成为互动中的焦点甚至权力中心时，这种重组就会发生。”[2](P.356)如何发现并叙述这种处于边缘地带的行为体的相关逻辑,将关系到这种古代世界体系的整体特征如何呈现,以及这种整体特征如何在近代转变中得以维系和传承? 当我们将视野放到全球,同样可以发现这种蕴含在边缘地带行为体当中的“边疆性”的呈现与生成.正如全球史著名学者尤根·奥斯特哈默和尼斯·P·彼得生所指出的，纵观起始于1500年之前的千年世界史，也就是漫长的中世纪史，我们 就能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巨大范围的整合分别发生在8世纪和13世纪的世界边缘地带，第一次生发于阿拉伯地区的沙漠边缘地带，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阿拉伯帝国并对当时欧亚东西两端的文明都产生重大影响；第二次则是崛起于东北亚的蒙古力量，最终同样影响了欧亚大陆和中国本身的历史进程[3](P.31-33)。从这种意义上说，世界范围内的诸多重大变迁与转型，很多都来自于边缘区域的推动力，当然，这种论述也存在其片面性，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而最为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在其晚年的作品中，更是进一步思考了民族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一种文明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可能性问题[4](P.239)。 在这种语境下，当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或者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同样需要关注其中的边疆空间，并对边疆内部的行为逻辑及行动体本身加以系统的阐释。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需要对中华文明的外部与内部结构加以关注。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华大地的统一具有其地理与文化的基础，而悠久的文明史又为这种统一提供了足够深厚的实践积淀，这构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现实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认知层面，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关于文明“轴心期” 的论断影响深远，并使我们对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形成的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大文明中心形成了某种本质化的认知。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即便是雅斯贝斯本人也注意到轴心文明本 身的有限性问题，他在文中指出:“轴心期虽然在一定的空间限度里开始，但它在历史上却逐渐包罗万象。任何未同轴心期获得联系的民族仍保持‘原始’，继续过着已达几万甚至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的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生活在轴心期以后的全部人类，不是保持原始状态，就是参与当时唯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新事态发展过程……从三个地区相逢之际起，它们之间就可能存在一种深刻的互相理解。在初次相遇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关切同样的问题。尽管相隔遥远，但他们立即相互融合在一起……早先文明的轮廓渐渐消散，承载它们的民族在加入了轴心期运动时从视野中消失了……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5](P.14-15)可以说，即便是在这些轴心文明区域的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区域在历史层面的多重性、自身的限度以及轴心文明区域间的彼此关联问题，而当我们理解这种多重、限度与关联性的时候，“跨界”因素以及“跨界”空间就成为必须关注并加以解释的议题，与之相应地，对“轴心文明”的边缘认知也就成为我们理解并揭示“文明历史” 与“世界历史”之间关系的关键环节。 从整体性上看，古代中国形成并奠定的轴心文明特质，随着中国被卷入近代这一结构性大变局，欧亚大陆原先相对固定的农耕文明单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位于南亚的印度文明区域也概莫能外；此外，由于近代转型的被动特征，因此近代中国在接受近代西式民族国家体系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未完成”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实现一个作为具有历史积淀和基础的文明体的中国与作为国家体的中国之间在空间上的完全契合“王朝”“民族”和“国家”等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着力关注与思考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世界范围内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体系的全面确立，既有的对于区域文明的叙述模式逐渐被国家化的思想叙述方式取代，在现实实践层面以国家为前提来构筑思想史的基本框架与叙述结构，而作为之前早已成型的基于历史积淀构筑的轴心文明区域也无法自外于这个过程。 当然，这种基于“国家空间”的一般思想史叙述有助于我们确立对于国家整体思想气质与知识 特征的认知，从而形成基于国家的整体认同；但在 另一方面，当我们习惯了对于中国知识空间的整体性与一般性叙述，以及在这种叙述中所形成的对于知识空间内部中心与边缘的均质化想象，事实上又会对基于特定历史与生态而形成的中国边疆区域形成某种内部东方学的视角并将这种视角进一步外推，在这一过程中又形成了外部认知的差序格局，具体表现为对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邻国呈现一种认知从深到浅、由丰富到贫弱的阶梯状态势。这种认知局面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在当代全球互通的大背景下基于对边疆空间的忽视而形成内部与外部知识图景的某种“断裂性”，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古代与近现代话语之间的断裂，以及中国自身分析框架与外来学术框架之间的断裂。由于这些断裂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思想史空间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边疆“缺口”，如何认知和弥补这个“缺口”，关系到我们能否构筑一种更具整体性的中国思想史话语，也关系到能否为跨区域的思想史认知提供新的基础与可能。 二、中国边疆叙述的三种类型 中国不仅是现代之中国，更是历史之中国。因此，理解中国及其边疆，就必须将其放到一个整体史的框架中加以考量。葛兆光先生在其《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一文中，梳理了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述脉络，认为它具有三个基本系谱来源，其一是古代中国的“道统”，其二是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资源，其三则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思想史叙述框架[6]。由此返观中国的边疆思想史叙述脉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得到相关启示，即我们如何系统性地梳理既有的边疆知识内外资源，首先梳理并阐释古代中国的边疆知识与治理特征，其次分析域外边疆理念及其分类实践对于中国所产生的知识性与政策性影响，此外还有必要进一步对近代以来中国在观念变迁与国体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数次边疆认知框架转变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可以说，这些具有不同来源与路径的边疆知识资源构成了具有整体性的边疆思想史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边疆知识资源及其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特定的历史时段与地缘背景，并在身处全球化的当代对中国的边疆叙事与边疆话语产生竞争性的影响。简而言之，这三种类型构成了我们当下思考边疆议题及其实践策略的基本资源。 (一)以王朝羁縻政策及其资源配置为代表的古代中国边疆分类及其治理实践逻辑 古代中国的边疆分类及其治理实践逻辑,经由官方正史而得以系统性阐释,在“经世致用”的经验背景下,构成了我们对于历代王朝政治兴替及其在边疆区域所采取的羁縻政策治理绩效与内在不足的基本认知框架。古代中国王朝语境下的边疆，“往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一种与中原内部治理事务相对应的，附属于古代中国内部治理大框架的治理类型，成为 支撑和维系传统中国内部文化认同与权力结构的重要资源”[7]。以此为出发点，基于古代历史经验所构筑的边疆政策构成了整体边疆议题与边疆思想中的历史性基础，并经由王朝序列结构而形成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与连贯性的边疆政策逻辑。如果单单从这一时期的边疆实践而言，这一时期的边疆话语与认知逻辑基本上是可以自洽的，是独成一体的。后续出现的对于这一时期边疆认知与实践的相关质疑与反思，是在近代域外边疆知识与西方社会科学等学科话语进入之后逐步促发并形成的。 (二)近代域外国家边疆理念与政策对华造成的复杂影响 域外各国在自身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形成各自独特的边疆观念，并在内部边疆治理方面构成了各自的特色与实践逻辑。随着中国被卷入近代化与世界地缘格局，在边疆事务方面也受到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殖民帝国势力为代表的域外因素的深刻影响。从历史来看，近代殖民帝国在亚洲的扩张过程，同时也是这些帝国边疆理论及其概念在这一区域逐步散布的过程。这些殖民帝国在亚洲殖民地的统治与边地治理经验，经由其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关系，形成了我们在认知和处理近代中国各区域边疆治理经验与实践上无法忽视和回避的影响[8]，而类似英国、日本等在涉华殖民地事务上采取的边疆政策与实践策略，至今依然影响着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当然，这一时期的国际法也开始进入边疆领域，之后又从西方世界传到中国、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边界交涉中都自觉地拿起国际法的武器，以保卫边疆、维护主权，但各时期效果不同，总体上是失利多于受益”[9](P.83)。 (三)中国知识界对于边疆事务认知的近代转型 中国自近代转型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国内知识界对于边疆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 从王朝边地到国家边疆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本身非常复杂，以清末西北史地学诸学者的旨趣为例，其中如张穆等人存在对于古代既有王朝羁縻政策与治理框架加以重新解读与运用的倾向，多以史料辑佚与校释为主要方向，而像龚自珍、魏源等人则期待能够通过对当时边疆形势的分析，形成更有现实感与针对性的治理策略，这在龚自珍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以及已经佚失的《东南罢番舶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两种倡议，“一西北一东南，一‘置’一‘罢’中，显现出龚自珍对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的思考”[10](Ｐ.120)。进入民国，随着国体的转变以及宗藩体系的瓦解，原有的边疆传统控驭方式逐步转变为兼具区域治理与民族政治色彩的边疆治理模式，而民族史叙述也相应形成新的框架，“民国肇造后30年的学术研究成果，此时被化约为一些简单的考古学、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知识，蕴含于仰韶－龙山文化、汉藏语系、蒙古人种、母系社会等学术词汇中，被纳于中国民族史叙述之内。这样的历史，一方面继承中国二十四史以来的王朝历史记忆与革命建国记忆，另一方面以新学科知识来强调国族之一体性 (如汉藏语系、蒙古人种)，区分国族文明发展上的古老核心(仰韶－龙山文化)与落后边缘(母系社会、游牧社会)，以及胜利者(炎黄民族集团)与失败者(蚩尤、三苗等民族集团)。它们后来经史学家择良汰窳，最终形成今日我们所知的典范中国 民族史——典范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部分”[11]。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国内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大为加强，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边政学研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边疆研究新方法的尝试与创新。对此，吴文藻先生曾指出:“中国方面，过去最当注意者，首推中华民族之形成史，是即一向边疆，一向海外，两路自然发展的史实，其中尤须追溯此族迁徙混合的迹象，移殖屯垦的功绩。其次，则为历朝御边理藩的积业，开拓疆域的成果，乃至中原农业文化与边疆畜牧文化冲突混合的历程。现在急需瞭解者，自然一面是海外华侨现状，一面 是边疆实际情况。”[12]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下，吴先生对边政的认知，一方面延续原有的以陆地边疆为主要区块的边地认知传统，另一方面则意识到以海外华侨等为代表的域外要素的重要意义，这种新的思考折射出当时的边疆思想史认知空间已经从单向度的域内认知转向更为丰富的跨界与域外群体认知。所有这些，都为后世的边疆研究提供了兼具原创力与家国情怀的精神动力和现实基础。 中国边疆研究的上述三种类型，为我们勾勒出边疆作为重要认知空间所具有的独特性。对此，马大正先生指出:“事实上，中国边疆研究如要存在和发展，就首先要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次还要认识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一个与中原内地有不同特点的边疆地区。”[13](P.272)理解和认识这种独特性,将为我们全面理解“世界之中国”与“中国之中国”的内在关联提供并确立一种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边疆”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