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4:11:34 《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 周少川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关 键 词：陈垣 20世纪 中国史学 贡献 发展 作者简介：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文献学。 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和民族的独立自强，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的面貌；中国思想文化的开放和繁荣，为中国史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中外史学的融汇也成为中国史学发展进步的动力。20世纪中国史学名家辈出，思想激荡，成果丰硕，与时俱进。陈垣作为20世纪著名的史家，以独特的史学风格和史学成就引领风骚，其史学在20世纪史学大潮中经受洗礼而与时代共奋进，也必然在与其他史家的相互交流中彼此取益，共同发展。那么，陈垣的史学在20世纪受到中国社会、中国史学发展的哪些影响，又反过来如何推动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程呢？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需要深入分析并认真总结的课题。 一、建设以中华历史文化为本的民族化史学 20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给我们以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民族史学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新生，焕发出勃勃生机。那些以为只要搬弄一些外国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就能使中国史学出现新的转机，造就中国新史学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的史学只有在继承民族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求新求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取得全面的发展。陈垣史学中的民族性理念正是符合了20世纪中国史学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史学的发展方向，其影响力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垣建设民族化史学的努力与20世纪初新史学的兴起有密切联系。自19世纪末期，中国史学就已经孕育了变革的潜力。从郑观应到康有为、黄遵宪，都期望更新传统史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0世纪新史学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以科学的进化论为理论基础，吸收外国史学理论，特别是日本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思想，构建新史学的理论体系。1901年至1902年，他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高举“史界革命”的大旗，对旧史学展开强烈的批判。在《新史学》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旧史学存在“知有朝运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等“四弊”；以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二病”。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①提倡要革除旧史学的“弊”与“病”，建立不以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为记述对象，而是以“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此后，梁氏又陆续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一系列著作，对新史学的目的、范围、材料、编纂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提出了构想，逐渐形成了他新史学的框架体系。与梁启超同时提倡史界革命的还有章炳麟，他在梁氏发表《新史学》等论作时就与梁氏通信联系，探讨建设新史学的问题，表达自己撰写中国历史新通史的设想②。章氏还在他的《訄书·哀清史》篇后附录了《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展示了他的国史结构和新史学思想。梁、章二人关于新史学的提倡，从历史理论、史学功用、史学范围和历史编纂学上系统界定了新史学的特征，划清了新史学与旧史学的界线，吹响20世纪中国史界革命和历史学全面发展的号角。继梁、章二人之后不久，夏曾佑、刘师培出版了各自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力图实现新史学的构想。更为重要的是史界革命吸引了大批史学家的参与，他们纷纷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变革创新，并逐渐形成了互相推进的各个新史学流派，汇成了20世纪史学发展的大潮。 提倡新史学的梁启超，是与陈垣同处于新会的乡贤。陈垣对于梁氏提出的新史学体系也很关注，在20年代就专门仔细校读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并在上面留下许多批语③，可见他由梁氏著作引起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思考，而陈垣对于中国史学民族化的探索，则在1917年他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后就逐步在他的史学著作中体现出来了。 启功先生认为，陈垣史学的本质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④，这是对陈垣民族文化史观的准确概括。在191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陈垣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的思想，表现在他的史学研究内容上，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阐明中华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纵观他此期的历史著述，如《元也里可温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等“古教四考”，以及其他基督教、伊斯兰教入华史略等一批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著述，不仅讲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且讲中土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对外来宗教、外来文化的影响，反映出他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开展中外交通研究的思想特征。特别是他的史学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更是以大量的史实，表彰了中华民族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⑤。中华民族历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其实质意义即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与传统，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晚清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⑥。龚自珍把历史记载和天下兴亡、民族存灭直接联系起来了。正是出于这种存续民族命脉的担当，中国的历史记载世代相续，绵延不断，陈垣坚持民族化史学的方向，弘扬中华历史文化，就是出于史家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担当。在20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也有过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潮。20年代，有些人推行一种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用他们的话来讲，是要把线装书统统扔到茅厕里去。陈垣奋起抵制，他发表《元西域人华化考》，用以批驳那些民族文化虚无的论调。此举得到陈寅恪的赞赏，他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⑦陈垣提倡要奋起直追，发展中国的民族文化，把汉学中心从巴黎夺回北京，也得到曾大力主张西化的胡适、傅斯年的响应。抗日战争时期，陈垣更是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诸书，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高扬抗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激情，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军民的抗日斗志。当时的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读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后，特意赋五言律诗一首相赠，其中曰：“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雨感情亲。”⑧称颂了陈垣史学激励民族精神的正气。陈垣坚持史学研究的民族性方向，还表现在他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的著述体例和治史之道，注意总结继承中国古代史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史学的考据方法，归纳演绎，发凡起例，为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建立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科学范式。陈垣的史学以根植于传统而又推陈出新见长，他的史学主张和方法论实践，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学术方向和方法与他较为契合的著名史家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柳诒徵等。然而，陈垣将中国传统史学方法发扬光大的成就更为明显，因而他被誉为以“土法为主”获得巨大成功的新史学家⑨。 陈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的方向，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史学。许多史学家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也不约而同地将史学的民族化作为努力的目标。其中如与陈垣一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共事的侯外庐，与陈垣一同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白寿彝，都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高度，论证和实践了中国史学的民族化。比如，侯外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史学“民族化”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学人早已超出仿效西欧的阶段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⑩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他又进一步论证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而且回顾自己的史学研究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11)白寿彝则从继承中国史学遗产的角度，对如何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发表了《谈史学遗产》一文。80年代又连续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4篇系列文章(12)，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多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中国史学遗产的精华与糟粕，论述了继承优良传统，开创史学新路，建设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的中国史学的方向和任务。 陈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的宗旨，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史学，也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进入21世纪，经济、信息、生态、文化的全球化趋向成为新的时代特征，全球化也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话语之一。然而，在学术和文化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许多学者意识到，中国史学只有突显民族性特征，才能对世界文明做出特殊的贡献。比如，吴怀祺教授就从史学话语权的角度论述中国民族化史学的建设的必要性，他认为当代中国史学问题，“一是史学的时代性，一是史学的民族性。这是上一个世纪史学的两个焦点，也是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下，史学发展的两大中心问题”。“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重视民族史学的话语权，对我们民族史学的丰富遗产进行总结，使民族史学走向世界。”(13)因此，努力吸收中外史学的精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依然是中国史学界努力的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