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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经济支持。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遗留下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并众望所归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完全不能低估的功绩是他们把我们从哲学行话中解放出来，这种哲学行话曾盛极一时，但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指教条主义者）的著作中就显得是完全陈腐的东西了——那就会完全像海涅在歌德之后用高特舍特的语言写诗一样。” 当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传至欧洲，恩格斯尽管已是74岁高龄的古稀老人，却仍以哲学家的敏锐思维，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适时地对这场战争作了点评。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恩格斯就中国战败的原因及影响给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在120年后的今天，重温恩格斯的信件，仍可感受到他作为哲人的智慧光芒。 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的被动防御策略。他在信中指出：“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恩格斯对于中国闭关自守政策的否定，反映了他对于军事技术发展中攻防不对称律的深刻认识。 《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攻城则力屈”，正是对冷兵器条件下攻守不对称状况的客观反映。然而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9世纪末，膛线、速射火炮和蒸汽动力的发明与应用，使得攻防不对称性向攻易防难的方向逆转。具体而言，在攻易防难的格局下，构建防御系统比构建具有同样效率的攻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因此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围绕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展开的军事博弈，实质上可视为消极防御战略与积极进攻战略的对抗。从国家战略的视阈来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发展方略，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相形之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然奉行着“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封闭的状况，只能通过战争来打破，他指出：“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偏重防御的战略战术加之“保船制敌”的消极心态，使得北洋水师的覆灭不可避免。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恩格斯不仅敏锐洞察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因，还深刻地揭示其深层次原因。他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提出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密切关联。他指出：“在这里(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 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经济体系固有的自闭性，必然导致国家军事方略的保守性。反过来说，执行保守的军事方略的最终结果，即是自然经济体系的覆灭。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恩格斯对甲午战争后果的预见中得以印证，他认为：“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