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初，中国兴起了一阵小说热。有文献显示，晚清短短十几年间，翻译、创作的小说总数竟达两千余种，几乎相当于现存的全部古代白话小说的总和。这场由梁启超先生发起的“小说界革命”运动，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也强烈表现出了变革强国的“中国梦”，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政治与文化的遗产。 19世纪末，大清帝国在一次次对外战争中失败，一次次赔款求和，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为承担起“救国”重任，首先把眼光盯到了过去为他们所不齿的小说上。康有为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曾经利用小说教育百姓，由此萌发了他利用小说来宣传变法的设想。梁启超更是发展了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原来小说应当经世致用，现在则是“救国”就靠文学了，过去国家腐败，是因为文学腐败，现在要改变国家，自然也要从改变文学入手，从事为政治的文学创作是“救国”的先决条件。只有依仗“文学”，才能挽救祖国，避免被瓜分的命运。梁启超把小说归入文学，并且列为“文学之上乘”，同时在他发动的晚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中，小说成为发展得最为成熟的文学体裁。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后，士大夫们纷纷参与小说创作与阅读，当时小说的创作和销售数量都成倍上升。当然，晚清小说的繁荣，是与社会的近代化连在一起的。由于近代印刷业的发展，廉价的报刊平装书为代表的近代传播媒介大大推广普及了小说；近代社会生活“人文精神”的发展，促使小说以更加细腻深刻的笔触，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社会关系；在都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市民，使得小说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和较大的社会需求；小说传播的社会化和商业化，使得作家有可能以写作小说为职业。这场“小说界革命”运动，促使晚清出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的繁荣兴旺景象。 晚清的小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鼓吹宣传政治主张及民主、自由、科学等新思想的小说；第二类是揭露时弊，谴责满清政府腐败的小说；第三类是传统题材，供人消遣的小说；第四类是模仿外国小说题材的消遣小说。虽说前两类的“政治小说”在晚清小说中所占数量不到百分之五，但是它领导了晚清“新小说”的潮流。开创“政治小说”新局面的无疑是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时，便亲自动手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试图为“新小说”提供一块模板。尽管这部小说是连梁启超自己都觉得“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的艺术上失败之作，但它还是引起人们的仿效，称得上是开风气之先之作。 《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上连载时原本有五回，后因第五回抨击革命，在收入《饮冰室合集》时删去。按照梁启超原先的构想，小说用幻梦倒影之法开头，叙述皆用史笔，从义和团事变开始，写中国后来五十年的事情，也就是他的一个“中国梦”。作者设想：中国南方一省先独立，几年之后各省独立，合成一个联邦大共和国。又大破俄军，倾覆其专制政府，领导黄种人国家与白种人国家抗衡，终于在中国召开万国和平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力平等，互相和睦。小说描绘了改革后的动人景象，叙述了2062年“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的盛况，展示中国已经称霸世界的美景。在小说中，梁启超的“中国梦”是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1902年前后，梁启超的思想有一个较大反复，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他在主张革命时构思了《新中国未来记》，但他在受到康有为痛责后，政治主张又由革命改为立宪，这种思想矛盾在小说中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辩论中已经显露出来。于是，他原先的构思只好全部作废，只写到主张维新的主人公回国就搁笔了，从此再也没有将它续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