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溥仪称：“政府里，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在此，我愿就满洲国的行政试作说明。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司令官，一切事情由参谋长通过司令官办理;在参谋部里有个第四课，它是专门管理满洲事情的。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课课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会议’。这个会议以后，各部次长便分别起草与其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决不更动一字。然后就把这种议决案送到国务院去，以取得皇帝或国务总理‘批准’的名义。至于小事则由日本人次长随便办理了。在‘火曜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会厉声说：‘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中国人都怀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在省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面对调查团难吐真言伪满皇帝无人身自由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到伪满洲国进行调查。溥仪在法庭上被提问他是否曾与李顿讨论过问题时，溥仪称：“在我的身边和周围，总有许多日本军官和宪兵，借保护为名监视我。本来我是尊敬李顿先生的，对于满洲的许多问题也与他有同感，我很想找个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可事实上办不到，这实在令人恼恨。我当然应该把满洲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但是我怕向他说了，日本人杀害我。”他称，就连李顿事实上也很理解自己当时不能吐露真言的处境。 溥仪说：“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是猴戏。”溥仪称：“每年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有一两次会见，这也是与日本的最高顾问和军政部大臣会同举行的，我的训示完全是他们做好了的空文。吉冈中将不许我与军司令官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更为令人恼恨的事是吉冈中将叫我写一个亲族的家属表，只许我和他们相会。就是这些人来了，也要一一向宪兵报告姓甚名谁，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回去。人们给我来信则由宫内府的日系官员收去。我想给祖宗扫墓也是被禁的，只能委派别入代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