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的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顷，1933年为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他主动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