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路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人民开展的收回利权斗争的高潮，其直接原因是1911年清政府公布的“铁路国有”政策，其实质是反对清政府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课本中提供的历史材料《保路同志会宣言》称：“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以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这就揭示出保路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收回被清政府出卖的铁路权利”。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铁路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刘光第长子）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以巧妙而隐晦的言词，一方面要川人“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 接着，《商榷书》提出保护官长、维持治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与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设立炮兵工厂、修筑铁路等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商榷书》还说：“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商榷书》中虽然没有“暴动”、“革命”等激烈言词，但实际上是以“商榷”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四川独立。《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出现，既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大造了舆论，也为急于寻找机会镇压保路斗争的川督赵尔丰等人提供了口实。 赵尔丰一口咬定《商榷书》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品，所提条件“隐含独立”，“俨然共和政府之势”，于是，把“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等罪名扣在立宪派的头上，并加紧调兵遣将，于9月7日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斗争的领导人、制造屠杀成都保路民众的大血案。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造成群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杀保路斗争。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