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月６日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在日本投降时，住在北京的特任级汉奸有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委员兼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芗铭；担任简任伪职而职务重要的有内务总署署长吴瓯，北京宪兵司令黄南鹏等。这些人除了王揖唐、董康托病住在医院，祝书元因办理交代“有功”李宗仁从名字中给予销除，吴瓯先期逃避，汤芗铭因为汽车发生了障碍未能参加以外，其余都参加了汪宅的宴会。 那次宴会所备的酒席极为丰盛，但这些赴宴的汉奸，因院内军警戒备森严，都意识到宴无好宴。戴笠在他们匆匆地吃完了以后，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他并告诉王克敏：“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那时正在漱口，听戴宣布名单时，精神突一紧张，即倒在沙发上。戴同他直接讲话，才期期艾艾地答称：“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说：“你愿去很好。”接着又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随向戴笠表示了谢意。戴说完以后，即指挥军警用汽车把这些人解往炮局监狱。 前面说过，王克敏在投靠日本之先，即曾通过宋子文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这次戴笠给他关照，很可能蒋介石在核定捕奸名单时对戴有所指示。王被押不久，即病死狱中。由其姘妇小阿凤、女婿邵东湖领尸装殓；在柏林寺停灵三天，即草草埋葬。 曹汝霖自日本投降后，即打电报给蒋介石向他祝贺抗战胜利，蒋当时回电也对曹表示了慰问。曹在华北沦陷时期虽未担任伪政权的正面责任，但他权衡到自己过去的卖国行为和人民对他的积愤，仍认为随时有受到法律裁判的可能。被捕那天下午，他由汪时璟住宅给他的管家李静亭打电话，由李给他送去行李、洗漱用具及鸦片烟等，晚上与黄南鹏睡在地板上面。曹汝霖的儿子曹朴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七七”事变时任天津市特别第二区主任，天津沦陷后，日本军队仍派他继续为该区主任。。那时曹汝霖住在天津，日本军事当局不断到他家访问，曹朴曾劝阻他父亲不要作日本的傀儡。日本投降时，曹朴任天津开滦矿务局秘书，因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他的士官学校同学，曾托杜对他父亲予以关照，这时得到他父亲被捕消息，立时转告杜建时。适在这时蒋介石由重庆来北京，杜也由天津赶来，向蒋要求把曹释放。蒋听到曹汝霖被捕消息，很为诧异，说他核定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时，并未列入曹的名字，即派戴笠亲自送曹回家，并嘱戴向曹表示歉意。第二天蒋又派戴笠代表他本人向曹慰问，曹也请戴转向“委员长”致谢。隔了几天，曹命他管家李静亭把他北京住宅的家具、古玩等项全部售出，把房产交给住在南河沿的他的女儿管理，并把李静亭介绍到有他投资关系的丹华火柴公司工作。曹本人则迁往天津随即转道上海，以后即不知去向。 苏体仁在日本侵入太原后，即在阎锡山与日本双方的谅解之下，出任伪山西省长。阎盘踞陕北、晋南一带时，彼此仍保持紧密联系，阎的代表即住于伪山西省政府内。苏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时，仍未与阎断绝关系。日本投降后苏由北京逃往太原，阎为他制了大量保结，发给各市县当局，转发各县民众签名向政府具保赦免苏的罪行。苏住在太原，受到阎的优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