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但由于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迅速实现国共合作，组织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办法还存在各种顾虑，因而，积极进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只是党内少数领导人，更多的党员依然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于是，加速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代表们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精神，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对共产党员是全部加入国民党还是部分加入国民党和要不要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国民党组织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张国焘、蔡和森等主张：需要到国民党那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不同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马林、陈独秀等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认为应该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与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反映出党内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存在“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马林、陈独秀等在积极赞成国共合作的同时，在认识上表现了右的倾向。马林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为“反对剥削统治，争取民主和所有平民都得到人的生活”，因而对改造国民党抱过分乐观的态度。他说只要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去进行政治工作”，国民党的领导人将会“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马林还根据国民党支持了1922年的海员罢工的成绩，夸大了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威望。因此，他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建议把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广州，以便全力做好国民党的工作。 陈独秀对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曾经持反对态度。经过西湖会议，特别是经过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对于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在大会上贬低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同时他却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 “只有500余人，工作只能做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且党“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努力于国民党”。因此，他赞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 马林、陈独秀等主张目前应集中党的力量“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并且主张帮助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右倾错误思想。 张国焘、蔡和森等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则有“左”的倾向。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他们反对共产党人全体加入国民党，主张只有到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主张工人阶级应该在自己的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参加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这种反对联合资产阶级和害怕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的观点是“左”的错误观点。 经过激烈争论，与会代表对下列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中来。在此基础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注意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如何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尚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大会在讨论中出现分歧是难免的，这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前进道路和研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中产生的分歧。最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是大会成功的重要基础。 “三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于9月迁回上海，同年11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开展国民运动，加紧进行国共合作问题，并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还说：“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断不宜强行之”。会后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