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20年代的农民运动无疑是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运动又是在当时的政权框架内进行的合法斗争，在运动之初甚至具有很鲜明的农村改良性质。昙花一现的萧山农民协会虽然有过抗租的过激行为（把下乡收租的地主打了一顿），但他们的口号不过是"减租四成"和反抗苛捐杂税，还有一些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足的主张。  同样短命的湖南衡山白果乡的农运也是如此，虽然行动上跟个别地主有些冲突，但他们的主张没有超过农民生活改良和妇女解放的范围。比较成功的海陆丰农运，在最初能够吸引农民，就是因为彭湃组织的农民协会一出手就为本乡的农民做了三件事：一是用劝和与施加压力的办法，解决了地主随意夺佃和加租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地主也未必无利，因为减少了剧烈的冲突；二是帮助农民取消了城里的土霸勒索农民运粪的"码头税"（这是彭湃利用他当地社会名流的身份，与政府交涉的结果）；三是在当地成功地调解了多起农民当中发生的纠纷。后来海丰县农民协会成立，所做的就是为农民办好事，比如办农民学校，农民子弟读书不花钱，教的又是农民特别喜欢而实用的东西，比如记数、打算盘、写信、认识农具等等；还成立农民药房，为农民看病；再就是成立仲裁部为农民调解纠纷。至于减租抗租都还是后来才做的事情。除了这几个比较出名的地方之外，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不少CY（共青团）身份的青年学生暑假到农村搞"乡村教育"，像湖北黄冈的"平民教育社"，当然他们所关注的基本上是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足这类"移风易俗"的问题。应该说，这一时期共产党人所做的与当时其他面目的知识分子的农村改造与教育活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大量浮在面上的"乡村教育"虽然没有受到乡绅和土豪们的反对，但农民却一副听者藐藐的样子，甚至还有反感。后来恽代英等人接连发表文章，指出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到农村去，不顾农民的意愿，一味搞"打菩萨"、"放小脚"的事情是不对的，明确点出："回乡以后，最好不要从破除迷信、改良风俗等运动下手。"因为"这是很多人试验过而都失败了的。" 早期的农民运动其发动者大多是当地乡绅富户的子弟，如萧山衙前的沈玄庐、广东海陆丰的彭湃等。在当地农民眼里，他们其实与原来好心而且开明的乡绅并无不同，甚至就是那些人的再现。而那些暑期到乡下破除迷信的青年学生（无论是CP还是CY），不过是些闲极无聊下乡寻开心的富家子弟罢了。对于农民似乎有亲和感，而对于后者却很不以为然。不过，农民运动能否站住脚，往往取决于当地军阀和地方精英的态度，对于那些暑期下乡的学生娃，农民虽然不喜欢，地方精英对他们的行动也无可无不可，很少加以干涉。可对于那些能够吸引和鼓动起农民加入农民协会的共产党人，他们却明显地表现出敌意，一旦两下发生冲突，军阀很自然地站在地方精英一边，湖南白果和浙江萧山的农运之所以昙花一现，就是如此。而海陆丰的农运之所以能发展起来，除了领导人的策略高明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海陆丰的军阀陈炯明在那时有意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开明姿态，彭湃恰是利用了统治军阀与地方精英的矛盾和不协调，才得以将广东海陆丰农运做大。 从某种意义上讲，沈玄庐和彭湃的行为，与前面提到的某些参加领导红枪会的新式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都是新式知识分子与农民力量的结合，他们都看到了蕴藏在农民中间巨大的组织力和破坏力，但是，红枪会的知识分子由于利用的是旧模式，落后迷信的外壳卡死了这种结合的前程，而彭湃以及后来毛泽东他们的行动，却可以发展成为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革命。彭湃的实践也证明，只要有效地利用矛盾，善于发动和组织农民中的反抗因素，农民运动是完全可以站住脚的。连年的军阀统治与混战，使得农民中的反抗因素已经积成了浇满燃油的柴堆，只要有火种，或者军阀统治出现空隙（陈炯明的开明也是鉴于以往军阀统治的残暴无序而做的调整，也可算是一种空隙），普遍的反抗就会出现，红枪会是一种，农民协会也是一种。 当然，与红枪会相比，早期的农民协会具有更多的和平性质，并没有打出武装反抗军阀的旗帜，甚至看不出有这方面的意图。而红枪会一登台就张起武装的大旗，虽然也有原有的地方势力表示的敌对意图，但相当多的精英（尤其是原有的乡绅）却表现出了欢迎姿态。因为红枪会高发的地方面临的军阀混战的压力，战争的到来，往往玉石俱焚，连非常豪强性质的地方土围子有时也难免军阀的吞并，至于那些武化程度不高的乡绅，战争的危险就更大，所以他们乐意投身这种马上就可以看到自卫效果的组织，而且，那些地方原来就对枪会这种固有的社会组织具有亲和力，至于这种组织从边缘上升为中心，这也是政府功能退化，乡绅们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农民协会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结构，这种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的直接结合，使他们感到了某种深刻的不协调，某种根深蒂固的反叛，它凸显在固有的乡村社会结构上面，令精英们无法安放。只要农民协会的改良吸引了部分的农民，取得了一些效果，就会引起大部分原地方精英的敌视，与红枪会不一样，除了极个别特别开明的乡绅之外，很少有地方精英会对农民协会怀有善意，显然，对于原来的地方精英而言，新冒出来的农民协会是一种具有敌意的势力，它的出现已经侵入了他们原有的地盘，侵夺了他们原有的部分权力，比如乡社调解权和兴办公益事业（如办学）的权力，有的地方像海丰，由于领导人的特别卓越，农会甚至将各乡的花会也团结在周围，取得了更大范围的文化权力。尽管红枪会对权力的侵夺更多，更厉害，但由于战争的压力，他们能容忍，由于枪会这种结构他们比较熟悉，他们自信能驾御，所以，地方精英对于新生的农民协会和"古老"的红枪会采取了两种似乎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