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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社会的威力 对外软弱、对内凶狠是近代中国不少政客、武夫的本性。这不是几声呼喊所能改变的。徐世昌改弦易辙另有因由。主要是当时已形成了多元社会的雏形，他不能不正视各种力量的合力.“五四”前夕，中国新式学堂的学生总数已达５７０万。从１９０３拒俄运动开始，学界已出现独立的政治集会，成立了一批各种名义的学生小团体。随后，各省竿全国性的学生团体相继涌现，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各种规模不一的斗争。在前人积累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基础上，五四期间，学生组织终于成了爱国运动的先锋和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２０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新政中，清朝廷鼓励成立商会。１９０２-１９１２年间，成立大小商会达９８８家，４此后还继续增加。清末以降，这些商会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对各种政治问题亦勇于发表意见，成为历届政府不敢漠视的力量。５月５日、６日北京总商会便召开紧急会议并通电全国，要求急救（释放）学生、拒签和约、抵制日货。各地商会纷纷响应，群情汹涌。最后由上海商界带头，掀起了罢市浪潮。 有的商会甚至领导会员拒纳税款。５有些地方的工人也开始罢工，被当时的一些报纸称之“为我国破天荒之事件，又为工人参与政治问题之嚆矢，足见我国工界业已觉醒，且有相当团结力”。６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中一些重要人物也公开出面支持学生，反对当局的错误举措。 直系重要将领吴佩孚致电徐世昌说：“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７他还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其他将领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南督军张敬尧、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亦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西南地区（包括现今通称的西南大部、华南和湖南等地）的军政府本来就扬起“护法”的旗号，与北京政府对抗，其领袖们更一再发表谈话赞扬学生，要求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熊希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各界名人，也纷纷指摘政府的作为。这些声音与支持政府的各种声明一一见诸报端，形成了众说纷纭、多元并存的局面。 徐世昌之流不得不改变初衷，是当时社会状况迫使他作出的选择。 失去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五四”前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强大的制衡力量，这是任何政客、武人不能不考虑的现实。 这是２０世纪中国罕见的言论自由比较有保障的年代。报章杂志大都能如实登载各种意见，监督政府及各级官员的言行。一个独立的舆论系统成了当时社会运行中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也有比较充分的结社自由，阶层、倾向和志趣各异的人们可以自由地组成各种团体，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派系林立，人声喧哗，看似无序的表象中，形成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 李大钊曾经热切地期望“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８经过２０年的生聚，在沿海各大城市中，人们已可切实感受到这个势力的存在。 这个中流社会的成员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清末民初实行经济自由方针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自己的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种组织，办报、参政议政，日益活跃。另一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和其他知识阶层。他们有比较稳定和优厚的收入，知识结构较新，成了文化更新的推动者和政府与社会运作状况的监察人和批判者。 现代社会要稳定和发展，必须在政府以外，形成一个运作良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以言论自由、结社会自由为基本框架，各种势力相互角逐和牵制，公民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政府的行为方能受到认真的监督，其错误才有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五四时期，这样的社会雏形已在中国浮现，这是促使徐世昌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