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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资料，至1937年7月战争爆发为止，一年半中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修建1353公里，是此前8年修路记录的6.5倍。在公路方面，直至1912年中国并无可以通汽车的公路，到1927年仅有约1000公里。至抗战爆发，公路通车里程达10.95万公里，初步形成了沟通全国的公路网。 这些成就无疑支持了抗日战争。如粤汉铁路，从抗战开始到广州失陷的15个月，共运送抗日部队200余万人次，战争物资70余万吨，行车最多时全线列车达140列。名副其实地成了抗战大动脉，日军对它的轰炸平均每天五次！又如京沪专线，在淞沪抗日战役的3个月里，开军列1346次，运兵50个师，军事物资5万吨。浙赣铁路除担任军运外，还有效地负担了沿海工矿企业的西迁重任，甚至武汉、广州失陷后仍在运营。到1939年3月前15个月中，它开行军列1700列，运送部队150万人，战争物资23万余吨！  我们无妨再谈军事工业的情况。国防委员会成立时，国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厂只有8家，都是洋务运动时建立的中小企业。国防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即着手改造和创办军事工业企业，它首先募集人才，被列入专门委员的有：钱昌祚（军事航空）、洪中（兵工）、杨继曾（兵工）、庄权（兵工）、徐培根（兵器学）、李忍涛（兵器学）、朱世明（兵器学）、林柏森（兵工）、吴和宣（兵工）、沈崇基（大炮制造）、曹宝清（军事航空）、李待琛（弹道学）、赵学颜（信管制造）、赵英（检验兵器）、江杓（步兵军械）、李承干（机关枪及枪弹制造）、刘东来（炮弹制造）、王崇植（无线电）、朱其清（无线电）、金贤藻（无线电）、丁天雄（防毒面具制造）、吴钦烈（国防化学）、林继庸（国防化学）、张郁岚（烟幕剂）等专家学者，分别专攻各项课题，例如“军事电气设备之筹划运用”、“化学战争攻防器材制造”、“兵工用钢制造问题”、“军工制造能力之预算及扩充办法”、“兵工制造推及民营之办法”等。还设立了十余个研究所，由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率领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不但解决了国内不能生产的许多兵器问题，而且还培养造就了众多杰出人才。 有了可以实施的计划和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个委员会争分夺秒地创办和迁移军事工业，为有一个可靠的战争后勤基地而尽力。如：早期完成了四川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的调查，于是收购了汉口六河沟公司的设备，拆迁了汉阳钢铁厂，在重庆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钢铁基地，成为战时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供应厂家。这就是今天的重庆钢铁公司，从汉阳搬迁的张之洞购买的英国大型轧钢设备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末。 委员会还加快了老兵工厂的整理、改造工作，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增加了火炮生产能力，统一了国内械弹制式。他们还从国外购进一些新式武器，毒气弹、燃烧弹、照明弹、信管、防毒面具等都在抗战爆发前从无到有地具备了自制并批量生产的能力。抗战开始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军队完全依靠自己生产的军火抗击日本的侵略！仅开战半年内国民政府下发给各部队的弹药“概计数量，在二万万以上”，这全赖“集全力以整理所属各兵工厂改良出品，增加产品”的成果。 1937年4月，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报告：“1936年一年国防建设的成效，超过了1932年至1935年4年的总和；而1932年至1935年4年的国防建设的成效，又相当于民国二十年以来的总和。” 从以上简况中我们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以后，老蒋为他的“持久抗战”花费了巨大精力。如果“不抵抗”是没必要作这些努力的，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没有如此积极的努力，坚持抗战就是一句空话！日本侵略军绝不是靠小兵张嘎玩几个西瓜，或者李向阳挖几条地道、埋几个地雷就能打败的。 国防设计委员会对中国能够坚持14年抗战，确实功不可没。这个委员会的努力，还一直在中国大地上发着光和热。恰如国外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们所指出的：“它确实留下了一笔遗产，无论是战时经济还是战后经济，甚至50年代台湾工业经济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至1957年间工业生产的增长，有2/3来自原有工厂生产的扩大”，“上海地区保留下来的小型机器制造厂，在克服60年代经济困难中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归国学者，为祖国、为民族贡献了他们全部的聪明才智，做出了彪炳千秋的杰出贡献。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