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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战场汽车兵到中科院科学家，85岁老人自述传奇人生
十七从军征 坐木炭汽车躲日本鬼子，却巴结日本教官学开车…… 参加解放军第一次大部队摩托化行军，加入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军事行动…… 打完法国佬，就去抗美援朝，联合国“五常”打过两个…… 黄建华：我是30年代出生的，说起和汽车的第一次接触，是抗日战争时候。那时候我父亲在京广铁路上工作，日本人从北面打过来，我们全家往广西逃难，路上坐的汽车都不烧油，烧煤气。你们没见过吧，在副驾驶这个地方放一个很大的煤气发生炉，往里面填木炭，产生煤气送到发动机去烧。 抗战结束后，我回到武汉读书。解放军南下的时候我在读中学，赶上部队招收知识青年入伍，就到了四野汽车三团。 当时不仅我们用的车是外国货，部队里也有很多外国人。我们团有100多日本教官，都是解放东北后留用的。武汉入伍后，我跟着部队边走边学，师傅就是日本人。日本教官技术很高，脾气很坏，一般人不愿意跟。我比较老实，日本教官经常向我讨“淡巴菰”（香烟），当时每个月一块钱津贴，除了买牙膏牙刷，就是给教官买烟了，跟着学了很多东西。 团里还有很多朝鲜人。有两个连全是朝鲜人，其他连队也有。我们连一度就是朝鲜连长。
入伍没多久，我们就跟着大军南下。全团上下烙饼，做了7天的干粮，几百辆卡车带着差不多一个师的步兵（注：四野41军121师），准备向西面迂回，插下去包围白崇禧。一路上敌人的游兵散勇很多，经常看到山上明晃晃的火把下来，企图占便宜。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要纠缠，敌人不打我，我们也不管他们，最多是打几炮把他们吓走，车队继续往前冲。后来我读军校的时候回忆起这次行动，觉得这应该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部队摩托化行军。 打完衡宝战役，我们就进了广西。上次我是逃难，坐木炭汽车，这次是剿匪，开缴获的国民党美国车。 观察者网：您当时开过几种车？能比较一下吗？ 黄建华：我们连队都是美国卡车，斯蒂庞克，道奇，其他的车型接触少。这个问题得王老（注：王其英，在场的志愿军老战士）来答。他从三团东北建团就在，各种车型都经历过。 王其英：最早有一批日本车，型号都忘了，不好开。辽沈战役后有了美国车，那个好。捷母西十轮大卡车，稳的很。车头有个绞盘，落到河里都能把自己拉出去，还能拉别人的车。当时有一些苏联卖的嘎斯、吉斯车，比美国车差一些。还是美国车用起来最好。
（捷母西十轮大卡车） 黄建华：后来我们到上海，当时缴获的那批美国车还在用，70年代甚至80年代，上海环卫工人的垃圾车还是美国货，的确经得起折腾。 在广西，我们开着这批车，剿匪剿了很久，到处支援，有的时候还要装扮成民用车队，堆上很多包袱，去吸引土匪下山。紧接着是解放海南岛，我们有两个连把汽车发动机拆下来，装到木船上开动，从此就留在海军。 黄建华：接下来我又要说到“第一次”了。1949年12月，建国才两个月，我们派了20部车，到越南接胡志明入境。当时条件差，胡志明也就是坐在卡车车厢里，绑上一部沙发。胡志明去北京谈好了援助协议，我们就开始了新中国第一次国际主义行动，也应该是解放军第一次出境作战。1950年到1951年，我们团每个月都往越南跑1000多个车次。返程还要运一些干部来中国受训。 观察者网：您算是最早一批进入越南的解放军了，当时人民军是什么状态？ 黄建华：越南人民军穷的很，粮食，步枪，机枪，什么都得我们送，很多南下后缴获的物资都给他们了。他们对我们也不错，我们当时大多数物资送到高平，就是1979年打下那个高平，到了之后饭菜不错，还有糖炖梨，切好的椰子吃。有个战士牺牲了，他们的中央委员黄文欢（注：中越交恶后经巴基斯坦来到中国）还专门送了一副檀香棺木。 王其英：不止是送枪炮，送粮食。我们还执行过一次绝密任务。四辆车，送纸，越南政府印钞的纸。李天佑亲自交代任务，安排警卫，告诉我们：“这比黄金还重要！” 观察者网：当时法国飞机会来轰炸吗？ 黄建华：会，但不多，有时候远远的能看到。我们都是白天在国内装货开到边境，尽量晚上出国，天亮之前就返回。越南打奠边府战役，应该就用上我们这批物资了 观察者网：您没想到几个月后就要去朝鲜打美国吧。 黄建华：其实迹象已经很明显了。那两个连的朝鲜战友，50年就集体回国参战了，慢慢地宣传也会提到美国。1951年2月，我们还在往越南运东西，紧急通知我们把车辆移交给当地，到柳州集结北上。 照明弹下的青春 老司机第一次开新车…… 一个连损失了一个半连…… 美国飞机连狗都不放过…… 一罐牛肉和一个班的烈士…… 既能当文书，也能抓美国俘虏…… 观察者网：车都交了，到朝鲜开什么车？ 黄建华：我们是闷罐车，走了一个多星期到沈阳，苏家屯有个大停车场，里面停的全是崭新的嘎斯51，苏联卡车。我们这些司机没一个开过新车，都被镇住了。说马上要去朝鲜打仗，要雪地隐蔽，司机宁可自己的被褥拆开，把白床单铺在车上当隐蔽物，也要保住这批新车。嘎斯51不如美国车好，但轻便，适合朝鲜多山的地形，被战斗机盯上的时候躲避起来灵活。以后陆续送来的也是嘎斯车，一直到我1956年去上军校，也没用上国产车。
（嘎斯51） 观察者网：到朝鲜的第一印象怎样？ 1951年3月12号过江，和我们这边是两重天地。新义州虽然是个大城市，但已经被炸平了，一片废墟，和我抗日战争时候逃难的感觉差不多。过江第一夜，我就遇到空袭，同车的驾驶员在四平战役的时候就躲过飞机，有经验，他关掉车灯，拉着我跳到路边的冰水里，躲过一劫。我前面那辆车就被打着火了，两个驾驶员搭我们的车走。
入朝初期是损失最大的，从鸭绿江到三八线，一个连损失了20多人，车被炸掉了一半。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一个连的车编队行军，到了朝鲜都解散成双车编队，目标小，也能互相有个照应。很快就不敢白天开车了，没有制空权啊。第五次战役铁原阻击战，我从三登铁路转运站接了一批机枪弹给188师送，为了赶路，天大亮才到洗埔里休息，结果做饭的烟被美国飞机看到了，下来一梭子子弹把我们的锅都打漏了，我知道飞机还得回来，拉着战友就跑，跑出50米，连续两架飞机俯冲，把我们刚刚在的房子用汽油弹炸了，算是第二次死里逃生。当天我们吃生米当饭，晚上还是把弹药送到前线。那美国飞机厉害的，白天炸的路上狗都没有，上级一度禁止对飞机开枪，免得引来更多的轰炸。我们连有个战士，赵宝印，用步枪打下一架低空飞行的飞机，既受了奖励，也受了处分。
（牺牲烈士名录） 程云清（女，志愿军战士，王其英的太太）：路上狗都没有，这不是夸张。白天美国飞机就在公路上空巡逻，一架在高空观察指挥，看到目标就四五架冲下来轰炸，有车打车，没车打人。有一次路上遇到美国飞机，我跑到路边树林里藏起来，大路上只有一条狗，美国飞机冲下来轮番炸这条狗，那条狗边跑边叫，还是被炸烂了。 王其英：最惨还是1951年，后来有了高炮飞机，就好多了。1951年很多人死的很惨。我们那个嘎斯没有暖风，司机都穿一批日本人留下的大马靴御寒。一位战友的车被炸了，就因为这个大马靴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几个战友去拉他，他说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走，飞机还在炸呢，你们不走也跑不掉了。最后他活活烧死在车里…… 程云清：最惨的是一连一班，最好的10个司机，开会的时候被一颗燃烧弹炸光了，里面有一个我的湖北老乡。那次刚好发了一批缴获的战利品，我那个战友得到一盒很大的牛肉罐头，捎口信到我们卫生队，说吃了这么久的炒面，这次改善一下伙食，我们湖北佬分一下，每个人都吃一口牛肉。卫生队的老乡听说了，都很兴奋，让我赶快去拿。卫生队到一连50里，正好有车过去，我就赶过去了。下车打听我那个老乡，一连的人说，刚刚被空袭，一个班都被炸死了，还在往外抬，我眼泪当时就流下来了…… 观察者网：咱们伙食一直是吃炒面吗？ 黄建华：开始是，后来慢慢改善了。1952年以后，天黑出车，每个车组带上一小袋米，一颗白菜，一小块冻肉，一把粉丝，还有一小瓶油。我们连夜开车，早晨把车藏好，找朝鲜老乡，请他们做饭，我们就修车。修好车叫上朝鲜小孩子一起吃饭，偶尔还吃点老乡的泡菜。 观察者网：那时候在朝鲜开车，一夜能走多远？ 黄建华：一般200多公里吧。路太难走了，不敢开灯，还总有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照的和白天一样，轰炸机就下来炸。开始我们怕照明弹，扔出来就赶快停车隐蔽，后来知道刚扔出来的时候，飞机还看不到下面，就借着照明弹赶紧跑。等到亮起来再隐蔽。再后来，有的车在土路上开的足够快，扬起漫天烟尘，上面就算有照明弹也看不见，所以也有胆大的司机见到照明弹不减速，反而提速，用扬尘掩护后面的司机。
到了后来，有了防空哨，开车就安全多了。哨兵听见飞机声音就开枪报警，一站传一站。这样，没有飞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灯快跑，听到报警就关灯隐蔽。一台车两个人，助手在车顶上观察，发现警报就赶快敲车顶。 观察者网：在朝鲜修车，有零配件送上来吗？有后方的工厂支援吗？ 黄建华：没有，就是简单的修补。损坏的零件没有地方替换，全靠从旧车上拆零件，实在没零件可换，就只好报废了，很多车就这么扔在路边，再回国内开新的苏联车。国内当时也没什么工厂，支援不了我们。 观察者网：车损失这么大，在前线是缺车还是缺人？ 黄建华：绝对是缺人啊。那时候会开车的人很少很少，永远是车等人。佳木斯、渭南两个军队汽车学校给志愿军培养司机，学员练习一两个月就上战场，还是不够用。要是人没了，有车也开不走。很多时候缴获了美国车没人开，最后还是被飞机炸掉了。 观察者网：您在朝鲜最惊险的经历是哪一次？ 黄建华：1951年5月末，我差点陷在包围圈里。就是第五次战役180师被围那一仗。我当时和班长一起运汽油去春川前线，给180师的540团（注：该团在随后的突围中损失超过三分之二）送汽油。还没到铁原，迎面就有部队退下来，一个干部命令我们原路返回。一路往回走，把沿途看到的伤员都叫上车。开过一个野战医院，本来想去送伤员，结果路上的战士说那边已经有敌人了，我们也听到了坦克发动机的声音。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撤的仓促，后面一直有敌人机械化编队在追。我们路过的那个野战医院全部被俘。要是再往前开，我们也和180师一起陷在包围圈了。 观察者网：您也当过连队文书是么？ 黄建华：是啊，上一任文书刚到连队就牺牲了。他从国内来朝鲜时间短，不知道飞机的厉害，听到防空枪声没有跳车，被扫射牺牲了，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连长让我这个初中生当文书，我不愿意，连长就命令我暂代三个月，结果一直干到了停战回国。 不过，当文书虽然出车少，也赶上一次抓俘虏。有一天看到我们的米格15打下一架美国飞机，离我们防空洞不远。我拿起手枪就追，和战友从山上押下一个俘虏。至于我的战友，经常运物资上去，运俘虏下来。一车十几个俘虏，不用在车厢里盯着都很听话。只有遇到他们自己空袭的时候，比我们还怕，宁可摔断腿也要跳车，空袭过去招呼一声都能上来。美国人种族歧视严重，黑人白人当了俘虏也要分肤色坐在车厢两边。 命运的奋斗，历史的行程。 操场是纸，木棍是笔，课本撕开了随身揣，学习数理化…… 一个月跳级上大学…… 军校读了一半，第二次高考…… 合成核糖核酸，“打脸”投机取巧的日本人…… 退休以来换了四台电脑…… 黄建华：回国后在青岛附近驻扎，想学点东西了，就去新华书店买了本初中代数。每天撕下5页带上，出操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地上用木棍验算，看懂了之后再换5页，慢慢地把初中数学补上了。连长看我这么喜欢学习，送我去解放军文化补习学校。到了学校，听说解放军油料学院还要从文化学校再补招四个人，我没日没夜地复习数学地理历史，居然一个多月后就被录取了。 观察者网：读了军校，您怎么到科研机构的？ 黄建华：1958年裁军，我这个军校学员也被裁，以中专身份肄业，通过同学进了武汉电线厂。才当了一个月的工人，我弟弟开始给我写信。当时他从南开大学毕业，留校当了助教，发现形势对考大学非常有利，三天一封信劝我考大学，连续来了十几封信。 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水平，向厂长请了两个月的假期，像在潍坊补习学校那样恶补，加上当文书写材料、在油料学院学化学的底子，最后语文还不错，化学数学过得去，物理外语近乎白卷，算是参加了高考，居然真的让我进了武汉大学化学系。 观察者网：您毕业后直接转到科研方向么？ 黄建华：这里还有一个转折。在武汉大学读了两年化学，老师找我谈话，说要搞高分子化学专业，但全国只有四川工学院有这个专业。希望我们四个学生到那边学习，回来开高分子专业。1962年经济困难，武汉大学放弃了高分子专业，我又从成都回来，继续读化学，一共读了六年，毕业后这才来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观察者网：能介绍一下您的科研成果吗？ 黄建华：第一个项目还是和军事有关，研究望远镜的防霉剂。当时南方部队的光学仪器经常发霉，层层上交到军工厂去修理来回耽误半年时间。国防科工委就让上海有机所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找到了几十种化合物，都能针对玻璃面上的霉菌有灭杀作用，但接下来还要筛掉对仪器有害的，对光学性能有影响的，毒性较大的，挥发过快的。到了1975年，经过十年实验和测试，最后选出H50号通过鉴定。国防科工委发文要求所有光学仪器内都要加装H50，算是给国家做点贡献吧。 我参与的第二个项目你们应该知道，人工合成核糖核酸。1981年，我们做出了人工合成，有全部生物活性的RNA分子，在全世界是第一个。之前日本人为了抢先，做了个缩水版的，几乎没有活性，我们合成的和天然分子完全相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合成修饰核苷酸，我就被抽出负责假尿嘧啶核苷。这种东西的合成非常麻烦，文革期间也没法进口，好在我查到了人尿中有微量假尿苷，算了一下，合成5克需要3-4吨尿液。为了保证原料的稳定性，我开了介绍信，到解放军营区取尿，就是那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驻地。我搞了十几个塑料桶，用三轮车往回运，回来自己装设备，各种树脂柱分离浓缩，最后终于没拖全合成的后腿。1987年，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第三个项目就是含氟农药，主要是用来除杂草。这个项目让我脱离了纯粹的科研，和很多工厂打交道，一直到离休后还在做。借着上海获取信息容易，我离休后给很多工厂当顾问，到现在我还在写一本书《中外农药译名汇编》。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