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汪荣华回忆刘伯承这段境遇时说: 到1957年春天,我见他实在太累了,好说歹说,才劝他到上海去检查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离开南京,便突然开始了对所谓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而矛头所指正是刘伯承。这之后不久,他又被叫到北京来。离开南京的头一天夜里,他想得很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到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就是在眼压高达73的情况下,他忍着剧烈的头痛,由别人搀扶着上台做了检查。在讨袁护国的战争中,伯承失去了右眼,凭着一只左眼,参与组织南昌起义,参加指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走过茫茫雪山草地,率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歼灭大量敌人。没想到在这次反“军事教条主义”的运动中,他的左眼又受到极大损伤——得了青光眼,逐渐减退视力。多么不幸啊! 此后,有人还想给他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他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他时,他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