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术应用： 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下了“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 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为晋、齐之盟奠定了基础，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秦两国“喜赂怒顽”,与晋结为联盟拒楚,以解除晋国的后顾之优。在第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锋中,晋国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避开楚国主力部队的锋芒,以下军之佐首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的陈、蔡两国军队发起进攻,楚右师战败。然后以“伪循,诱敌深念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队,楚左师溃。这样晋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势,掌握了主动权,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从而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左传》城溉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 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皿的竟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因素。人的主观努力,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对于敌我力盆的转化,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张在作战指导上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庙算”。孙膑主张“变”、“权”。《左传》通过城濮之战记叙，在主、客观关系的间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4] 战争失败的四大原因： 内部关系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外交策略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军事谋略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人的因素 政治、外交、军事固然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但在以弱制强的战争中，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年的流亡生活为晋文公累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以至他对战争态度谨慎，谋虑周全，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身边的贤臣良将，如先轸、狐偃、**衰等，不仅具备高超的道德修养、军事素质和谋略智慧，而且恪尽职守，信念一致，为城濮一战称霸的运筹和胜出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楚成王处事尚欠稳重，首鼠两端，对战争抱存侥幸心态，对子玉的出战不坚决加以制止；而子玉虽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但治军残暴，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只为消“谗慝之口”，不顾国家利益坚持出兵，视战争为儿戏，这就注定他最终被覆灭的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