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若论将道、影响力、地位以及传奇色彩，恐怕人数不少，而其中比较出色的一个，当数马其顿王——响彻千秋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马其顿王菲力普十几个子女中最优秀的后代，他的启蒙老师是着名的底比斯才女，在他13岁的时候，他拜希腊着名的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为老师学习哲学、医学、动植物学和地理，培养了他好学的精神以及科学推理和逻辑分析的思维能力。亚历山大是幸运的，在文化修养上，他继承了希腊世界的文化精髓；在军政才能上，他继承了菲利普一生纵横巴尔干半岛所向无敌的军政经验；同时，他还继承了一支伟大的军队——集希腊世界数百年的战争经验之大成（菲利普的军事才能很大部分来自于他早年师从底比斯名将埃帕米农达），而后由菲力普父子发扬光大的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马其顿军队。
    当然，亚历山大之所以如此之杰出，能在十年之内建立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除了他本人的幸运和波斯帝国的衰落外，还在于他个人强烈的使命感、钢铁般的意志、非凡的自制力，他很少贪图享受，而总是把精力不知疲倦的投入到征服事业当中，在他心中，只有能够与古希腊神话英雄相提并论才能满足他的征服欲望；唯有建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功勋才是他人生最大的目标；他不仅要做人中之龙，还梦想成为为人类所赞颂和敬仰的神。
    在任何战争中，军队的统帅都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对付眼前的敌人？对于已战败的敌人，该如何处理？对于投诚的敌人，该如何处置？对于俘虏，该如何对待？因为并非所有的敌人都是负隅顽抗者，并非所有的敌人都对自己所属的军队有同样的忠诚度，等等，还有其它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曾经的敌人是可以转化为我方的力量的；同理，曾经的盟友也是可以转化为敌人的。因此，这几个问题处理得好，将对我方的军事行动十分有利，处理得不好，又将对我方的军事行动造成莫大的阻碍。
    对待敌人，到底是应该仁慈还是残忍？亚历山大在10多年的征战生涯中攻城拔寨无数，他将比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统帅更多的面临如何合理的对待所面对的敌人的事情。作为马其顿帝国的缔造者，西方四大名将之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拿破仑说：“我对于亚历山大特别感到羡慕的地方，不是他的那些战役，而是他的政治意识，他有一种能赢得人民好感的艺术”。
    波斯帝国虽然庞大，但是其民族矛盾问题十分突出。亚历山大东征首先面对的是波斯人统治不够牢固的地区，从小亚沿地中海南下一直到埃及，都属于这种地区，这里的绝大数居民，都是波斯人统治下的希腊人。亚历山大除非特殊情况，一概奉行怀柔政策，只要是对他示好或者有示好可能的地区，他都不放弃一丝怀柔的机会。对于主动投诚者，他一般派一小部分军队前往接管，并任命其中一军官为最高长官。对于采取寡头政治的城市，他取消寡头政治，恢复民主，甚至允许他们制订自己的法律。命令当地居民交纳和过去交给大流士同样数量的捐税，允许他们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被迫帮助波斯打仗的城市，他一般也既往不咎，他的慷慨仁慈使他深得民心，例如接受埃菲萨斯城投诚的时候，他把所有因为他而被放逐的人都找回来，取消了寡头政治，恢复了民主。命令居民为阿提米斯庙捐款，数目跟他们过去捐给波斯人的一样。埃菲萨斯人由于解除了对寡头政治的恐惧，马上就开始惩戒那些与波斯有关的人，并杀死了不少重要人物。亚历山大听闻后马上禁止他们进一步追究和惩办，他知道此戒一开，有些人就会借机公报私仇、谋财害命，他们就会把某些无罪的人跟有罪的一起处死。亚历山大对埃菲萨斯人这样处理极得人心，这在过去是不多见的。这种种的仁慈政策使大量城市纷纷倒向亚历山大，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亚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我们将不难发现亚历山大在地中海沿岸所获取的绝大多数城池都是对方主动献出的。这种仁慈的政策同时让他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大大加强了这些地区的控制，而不需要浪费有限的兵力去过多的投入后方的巩固中。因为他深知仁慈使人和解。至于负隅顽抗的城市，亚历山大几乎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极端的残忍。
    公元前335年，也即远征波斯的前一年，亚历山大为免除远征波斯的后顾之忧，北上讨伐多瑙河附近的民族。在当时全希腊军事实力数一数二的城邦底比斯（Thebes），一小部分反对亚历山大的人趁机暴乱，他们假称亚历山大已战死它乡，以此得到民众的支持。亚历山大得到消息后，急行军15天到达底比斯城下，他起初并不进攻，只是将大军驻扎在城下，等待底比斯人悔改，他希望能够采取仁慈的手段而非残忍的围攻，当他看到底比斯人没有丝毫投降的意向后，马其顿全军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经过艰苦的战斗，底比斯人抵挡不住英勇善战的马其顿人的进攻，最终全军崩溃，城市沦陷。马其顿部队，尤其是由福西亚人、普拉太人和包欧提亚地区其它各族组成的部队，怀着愤激的情绪，到处屠杀停止抵抗的底比斯人。不论是老人，小孩，还是妇女，儿童，兵锋所向，一个不留。这种恐怖的行为简直就如同报千年仇雪万年恨那样的大屠杀，战后全城邦幸存者一律沦为奴隶。
    这次希腊大劫，由于遭劫的城邦之大和屠杀之残酷性，以致引起参与者和希腊其它城邦极大的恐惧。远征记的作者亚里安把这次大劫与希腊历史上的历次大劫做了比较，他认为，不要谈希腊历史上的历次战祸，即使是跟雅典人在西西里岛遭受的惨祸比较，这次惨祸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次西西里惨祸还没有使人们感到象底比斯这次浩劫这么惊心动魄；对希腊各城邦来说，也不象这次这样使他们感到大难临头，惊惶失措。
    亚历山大把底比斯问题如何解决交给参加攻城的盟军决定。大家决议在底比斯卫城驻军，但把全城夷为平地，底比斯的领土，除圣地外，由各盟邦瓜分，所有妇孺和幸存的男子一律贬为奴隶。这种极端的残忍迅速让全希腊都感受到了亚历山大的力量，那些希腊城邦有的把原先教唆他们去支援底比斯的人判了死刑；有的接回了原先是因为和亚历山大要好才逃亡的逃亡者；有的部族陆续派使者来乞求饶恕，阐明他们是受了底比斯的唆使才造反的。亚历山大这种极端的严厉让全希腊都感到了害怕，为其远征波斯免除了极大的后顾之忧。虽然后来有斯巴达国王阿吉斯起兵的事情，但是那已经是公元前331年的事情了，波斯帝国已经覆没，留守马其顿的安提帕特用从波斯帝国夺取的大量金钱募集四万大军在米加罗波利（Megalopolis）击败两万斯巴达军队，阿吉斯在战役中阵亡。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暴力只有在人们相信暴力会持续下去的时候才起作用。而亚历山大的征战则是这一准则的最好写照。
    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第一次大规模会战伊苏斯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为了在陆地上消灭波斯的海军，兵锋直指地中海东岸沿岸的城市，绝大多数城市主动投诚，但是地中海东岸中部的腓尼基城市提尔（Tyre）凭借其强大的城防不肯屈服，提尔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公元前6世纪初，古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围困这座四面高墙的城市长达13年之久，提尔顽强不屈，巍然屹立，不愧是金城汤池。
    对于提尔的态度亚历山大非常气愤，他认为要想安全的进军埃及，必须拥有制海权，而要掌握制海权，必须攻破提尔，他认为一旦战胜提尔，就能占有整个腓尼基；那么波斯海军中最强大的腓尼基这部分就有很大可能转到己方。再进一步，塞浦路斯或者主动向他投降，或者他用海军袭击把它占领。到那时，如果以马其顿舰队加上腓尼基海军控制海面，而且塞浦路斯这个良好的海军基地又已在掌中，他将稳操制海权。对于这种坚决抵抗的城市，亚历山大就坚决要将其摧毁，经过7个月的艰辛攻城战斗，在腓尼基归顺战船的帮助下，马其顿人终于打开了提尔的城门。为了报复提尔的坚决抵抗以及7个月来马其顿人的牺牲，尤其是时间的耽搁，让后来者不敢如此，马其顿人万丈怒火，足有八千提尔人被砍倒在血泊里。除了少数贵族外，其它的人则都当奴隶出卖。连提尔人带外籍人，被俘后卖出去当奴隶的共约有三万人！这种极端的做法很快震慑了其余的城市，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很快站到亚历山大这边来了，亚历山大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制海权。
    在攻占提尔不久，亚历山大决心远征埃及，兵锋指向了加沙，加沙距海约4千米，通往这个城市的道路是很深的沙土，城对面的海分散成许多水坑。加沙城很大，建在高岗上，四围的城墙很牢固。它是从腓尼基通往埃及路上在沙漠边缘上的最后一座城市。亚历山大满以为凭借他的威望可以不战而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宦官巴提斯，他征募了一支阿拉伯雇佣兵，并作好了充足的物质准备，准备依靠他所坚信不可能被攻破的坚城加沙对抗亚历山大的大军。加沙的顽固顿时让亚历山大下定决心要将其无情的摧毁。在战斗中连他本人也负了伤，有一颗从弹弓射来的石弹穿透他的盾牌和胸甲，一直打进他的肩膀。但是这丝毫动摇不了他摧毁加沙的决心，亚历山大一边调来大量的擂石器，一边在好些地方的城墙下掏了洞，凭借马其顿人的勇敢，加沙终于被攻下。对于坚决抵抗的加沙市民，马其顿人一个不留，至于妇孺则都贩卖为奴，让他们彻底知道负隅顽抗者，除了死路一条，别无出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历山大在提尔和加沙所展现的极端的残忍为他以后兵不血刃的进入埃及这么大一块国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政治支持。
    当亚历山大彻底打败大流士，攻克巴比仑后，亚历山大所面对的不再是波斯统治不够牢固的国土，而进入了波斯人的腹地，按照常理来说，波斯人的抵抗应该比以前更为激烈，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其中的关键在于亚历山大已经彻底击败了大流士。马基雅维利在其经典着作《君主论》的第四章《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其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中对此专门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把君主国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所统治，第二种是君主和诸侯统治。马基雅维利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第一种君主国不容易被打败，但是一旦将其打败，保有它却是容易的。而波斯则与第一种君主国相似，大流士战死后，波斯人失去了效忠的对象，亚历山大恰如其分的对波斯帝国疆土的保卫者采取了怀柔拉拢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是非常适时恰当的。他优抚被征服地区的上层人物，起用他们继续担任地方长官。最典型的例子，是亚历山大在其最后的辉煌吉达斯浦之战中击败了印度人波鲁斯后，对他以礼相待，不仅让他继续作国王，还把比原有国土更大的地区划分给他。除了拉拢波斯上层人士外，他还努力促进民族融合，积极提倡希腊人与波斯人联姻，以缩小民族矛盾。
    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牢固的稳定了已占领地区，而不需要在这些地区浪费过多的兵力，否则，以波斯帝国的庞大，凭借亚历山大区区数万部队，早就分散在这广袤的国土上为后方的叛乱而疲于奔命了，那里还有什么力量继续向前推进呢。
    战争，本来就意味着流血与牺牲，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一再强调：“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纵观战争史，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手段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因为谁也无法承担国家战败而遭受屈辱的责任。在战争中的仁慈总是让人容易接受，则战争中的残忍而让人感到战争的无情，其实这是战争的本来属性决定的，它本来就是一种使用暴力的行为。如果要避免暴力的出现，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在战争开始后指责其残忍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名将谢尔曼曾如此诠释战争中的暴力：“如果人们觉得我残酷和残忍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战争就是战争，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好感！战争就是地狱！如果你们想停止这一切，想要和平的话，你们和你们的亲人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这场战争！”
    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残忍，可能是让战争的残酷性相对降低的一种做法，在二战中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人的投降，这于日本很多普通百姓来说是极端的残忍，但是于整个战局来说，却提前结束了这旷日持久的战争，避免了更多人的伤亡。纵观《亚历山大远征记》全书，实际上采取极端残忍手段的城市是不多的，极端残忍的例子除了本文中提到的三例之外不多见了，而更多的地区，只要有一丝怀柔的可能性，则是采取的怀柔政策。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然也。而能良好的运用怀柔与暴力，则是高明的为将之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