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深圳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这条街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时，就开始显得特殊。它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街一侧属于深圳，另一侧属于香港。因为它是边界，又因为它靠近的是商业发达的香港，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接近资本主义的敏感之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靠近香港的机遇之地，这让它在当时也成为繁荣之街。但是，当开放的步伐加快后，地理位置带给它的商业优势逐渐丧失，中英街又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了。
    这里原先只是一条沙石河，河边有小路。随后河流改道，于是人们把旧河道的低洼地改成了水田，把草坡开垦成菜地。再然后，有人在旧河道的两侧把地填平，盖上房子。也有人做生意。这条由旧河道改成的小路有个好听的名字：鹭鹚径。
    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它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的摆弄。1898年，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北部一大片土地和附近230多个岛屿，面积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期满。在划定“新界”边界线时，边界线通过平方公里的小镇沙头镇，上面刻着“光绪二十四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把小镇一分为二，也把这条街一分为二。于是，开始有人称呼这条长约250米，宽3~4米的街为“中英街”，街的一侧属于中国，街的另一侧，属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小镇属英租界的部分叫新界沙头角，属中国大陆的部分称为华界沙头角，或者叫沙头角镇。从这时起，这条街开始与众不同。小街两侧，鸡犬之声相闻，互相多有来往，但彼此的命运却仿佛从同一起点出发，向着相反方向前行的两个路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来越不相似。而这种差异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愈发明显，这或许是因为，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开始强烈起来。
    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慢慢地，人们发现，新界沙头角的女孩子越来越少嫁到这边来；而华界沙头角的女孩子越来越多嫁过街去。“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中英街两边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消费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经指示过，要把中英街建设成商业街，因为这条街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具备了天然的市场要素。于是，当时宝安县商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受命来筹建这条商业街。他白天在街上工作，晚上带民兵巡逻。那时候，华界沙头角不通电，夜里只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而街的那一边，港英政府的照明工具是48支水银灯，明晃晃照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拥有敏感自尊心的中国人。
    市场建立起来了。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华界沙头角这边开始动不动就开大会、文化大革命。每隔几天就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一发表，马上传达，连夜开大会，庆祝文化大革命。中英街另一侧的居民，像所有爱看热闹的人一样，站到街上往这头望。“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一阵子，人们在街上涂大标语，那边的香港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看了觉得很新鲜，有的还到这边的书店来看书，买毛泽东着作和学雷锋的书。后来，看到这边随便抓人打人整人斗人，他们就害怕了。“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
    据说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60多岁的老头，到街这头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他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于是，万分警惕阶级敌人的群众就把他抓起来，批斗了一番，人们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然后全场大笑。想必此时戏中的人也感到了这出戏的荒谬。
    然后就是中英街这侧的人想方设法向那一侧跑。物质的诱惑只有当存在稀缺和丰裕的对比时才特别明显。”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境耕作口（因为双方居民各有土地在对方领地）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虎口。结果有人说：虎口，我们不怕！我们要学武松和杨子荣，虎口拔牙去。于是，能跑的全跑了。
    当时沙头镇隶属的宝安县党政机关的中心任务就是制止外逃，堵截外逃者和偷渡者。他们方法是：派武装民兵站岗警戒，把偷渡者被鲨鱼咬过的尸体放到海滩上展览，用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风景这边独好！》，没收偷渡者的交通工具，办班、写检讨、批斗、罚款拘留，对逃过去的，规定家属每年交几百块公积金，在门板上贴”偷渡户“黑招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沙头角居民人均年收入仅有100元人民币，而街另一侧的香港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7万港币。从1979年起，沙头角镇开始把农副产品直接运到香港新界销售，并且允许居民利用农闲和空余时间，过境打工和收拾废旧物资。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立经济特区。中英街和中英街所属的沙头镇则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这条街和这个小镇开始随着深圳的繁荣而繁荣起来。因为中英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甚至成了一条购物的黄金街道。
    当时，大陆其他地方的人到深圳去要办边防通行证，否则不能入关。而如果到边境的沙头角镇，需要再办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因为沙头角镇被划归为边防禁区。一项统计说，1984年，每天平均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由35 000人上升到136 000人，车辆由万次上升到万次。而到深圳去的人大都希望到沙头角去看一看，到沙头角就得办特许通行证，到了沙头角镇，没有人不希望到中英街去买一些免税商品，而那时候在中英街上购物只能用港币。因此在深圳，曾经有两种人被认为很有能耐，一种是能帮人办到去沙头角的特许证的人；另一种是能帮人用人民币兑换到牌价中或者中价的港币的人。
    中英街最鼎盛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这条短短的街道上有各类商铺300多间。光是给人捎货的水客就有好几千，两个同中英街相连的村子沙栏吓村和中兴村几乎家家都有铺面。一个村民后来回忆说：“80年代‘万元户’在内地是有钱人，可要是放在当时的中英街，这又算得了什么？当时家里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村民比比皆是。” 购物、付款、开票都要排队。人们似乎对这条街上的所有货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 几乎所有的店铺日营业额都能达万元以上，甚至十几万元。最抢手的是黄金首饰，老板连数钱的时间都没有，金铺的日营业额多达到百万元以上。当时深港在中英街开设的黄金店铺有几十家之多，销售的黄金量要按吨计算。一项统计说，1988年5月至10月间，中英街上的金铺共销售黄金饰品达5吨，金额6.5亿港元。‘购金热’一直持续，在1992年达到高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在中英街设有营业机构。中英街仅上缴税收1年就超过1个亿。
    一篇关于中英街的报道引用深圳方面的统计资料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中英街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1年游人数量达1 500万以上。
    但是中英街的优势仅仅在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的便宜商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的游客数量开始直线下降了。1998年游客人数跌到800万人次，到2002年只有128万人次，然后进一步减少到百万人左右。商铺从300多间萎缩到100多间，沙栏吓村和中兴村90%以上的商铺改建成了住房。2005年时，最后一家仍在街上的金融机构工商银行也撤了出去。
    媒体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射到这条特殊的街道上，但不是像以往那样使用惊叹和艳羡的口吻，而是开始对这条街道的前景忧心忡忡。2008年3月18日--3月18日也是当时英国政府和中国清朝政府在中英街上划定地界的日期，一批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们应邀参加研讨会，开始讨论中英街的转型。这条如今门庭冷落的街道在试图重新找回它曾经的辉煌。
    单一的商业手段已经难以维系中英街当年黄金街的美名，而地跨香港和深圳反而成为一种麻烦，因为游客们需要申请特殊的许可证。于是，有人建议中英街应该从单一的购物功能发展成吃、住、游、娱乐、购物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旅游区，也有人建议挖掘中英街的历史价值，将这条街变成博物馆一条街。人们不知道，再过10年，中英街是否会成为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唯一的特殊之处，只是拥有浓厚的历史记忆。
    （文章摘自《共和国记忆60年地标》作者：李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