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以一个汉字来指代日本的话，毫无疑问，稍知日本的人，都会拈出“和”字来。其实以“和”指称日本，就像“日本”这一国名的成立一样，都比较晚起。在汉字汉文传入日本以前，历经绳文、弥生一万余年，日本社会经历了有日语（口头话语）而没有日文（书面言语）的“先语言”文明时代。其“日语”是本土原住民绳文人旧有的，抑或是“渡来人”（外来移民）携带而来的，还是“渡来人”的语言和土著话语融合而成的，在日本学界分歧很大。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古坟时代（3世纪中至7世纪末）四百余年间，汉字汉文由“渡来人”、行旅僧民和外交使节传入日本，使得原先的话语（后世称为“大和语”）逐渐开始汉字化和文献化。但是由于当时的日本长期处于小国林立，传入的汉语很可能主要在大陆系的“渡来人”集团以及与之有交往的部族之间流传。
    在此期间，中国的史籍开始较为详细记载日本国情，如《魏志。倭人传》（成书在先）和《后汉书。倭传》（成书稍后）等，都沿用更早的《汉书。地理志》，称日本为“倭”国。秦汉以来，史家多以音译给四裔国家命名，他们大多奉“华夷之辨”为圭臬，独尊中原，鄙夷四裔，音译汉字多寓贬义，如“身毒”（印度）、“匈奴”（中亚诸国，古称“鬼方”、“猃狁”）、“狗奴”（日本岛小国）、“狗邪”（朝鲜半岛小国）等。《汉书。地理志》“燕地”条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在朝鲜半岛，汉武帝时所置郡，其海中之国当指日本无疑，这可能是现存文献中以“倭人”指称日本人的最早记录。《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提到“燕南倭北”，称“倭属燕”，而燕地旧时领属部分半岛地区，“倭”当在其中。鉴于《山海经》保存了很多周秦的原始史料，很有可能“倭”的名称起源于秦汉之前，原为半岛南部的地名或部族名。后来有学者落实“倭”原先当指半岛古国“加耶”（即狗邪），后来延及日本，因此以“小倭”称加耶、“大倭”称日本加以区别。
    加耶为朝鲜半岛最南端的一组小国，四世纪初从三国的弁韩脱离出来，直到六世纪中消失。因为和日本岛隔岸相望，为半岛和日本交流的最前线，《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曾在该地建立过政权机构“任那日本府”，为古代朝日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如果“倭人”先指该地区的半岛部族，然后延指日本，也不无可能，只是“倭”名成立，早在加耶成国之前数百年。《魏志。倭人传》未曾提及加耶，其中也确实有“大倭”一名，但细绎其义，似指有地位的“倭人”，并非特指日本岛上居住的一般“倭人”。“倭”很有可能起源于指称“加耶”及其先族，但《倭人传》的传主却是专指日本人无疑。
    至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倭”族起源于何处？近年来很多人类学者和考古学者都在加以研究。鸟越宪三郎在1992年出版的《古代朝鲜和倭族：神话解读和现地踏查》，提出过倭族起源于七千年前长江下游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其中一支后来北上，通过山东半岛进入朝鲜半岛，征服了岛上原住的濊族和貊族，于纪元前三世纪、二世纪之间，在半岛南部建立其最早的政权“辰国”。辰国是“三韩”辰韩的前身，也有研究者认为其余两韩“弁韩”和“马韩”也起源于辰国。战后不久，江上波夫提出了著名的“骑马民族国家”说，指称日本古代国家起源于东北亚的“骑马民族”，他们在四五世纪之际渡海征服日本，建立了统一国家“大和王朝”。一部分学者进而指称“骑马民族”便是来自起源于“倭”族的辰国，其中一系为日本皇族的祖先。
    关于日人称“倭”，早在九世纪初成书的《日本书纪私记》就有过这样的推测：“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余里，日出东方，升于扶余，故云日本。古者谓之倭国，但‘倭’意未详，或曰取‘我’之音，汉人所名之字也。”可能当时旅行中国的日本人称自己的国土为“”（wagakuni意即“我国”），“wa”与“倭”相近，华夏的史官便以“倭”称日本，可以聊备一说。“倭”字不见甲骨文，似为两周时新出之字，《说文》释为形声字，有“顺”之意。“倭”字其实也是“右文”字，其本字当为“委”，《说文》释“委”为“随”，“顺”、“随”同义。《汉书》称日人“岁时来献见”，恪守当时的外交礼仪，不逾分际。《魏志·倭人传》也记载日人主“敬”，描写其“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可见当时阶级差等之间，以“恭敬”相安。

日本岛上从弥生时代以来，小邦众多，《汉书》和《魏志》都记载有百余国之多，其中较强大的有三十余国联盟体“邪马台”国（约57-247），全盛期由女王卑弥呼统治。“邪马台”的日语古音为“Yamato”，《日本书纪私记》对此亦提出解释：“通云‘山迹’，山谓之‘耶麻’，迹谓之‘止’。……是以栖山往来，故多踪迹，故曰”耶麻止“。又古语谓居住为‘止’，住于山也。”如前所述，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已有话语，后来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记流行，只要同音，即可使用，初不在乎其字本义。所以来自大陆的“邪马台”也好，源于本土的“夜麻登”（《古事记》）、“夜摩苔”（《日本书纪》）、“耶麻止”（《日本书纪私记》）也好，所指为同一物事，只是表记符号不同而已。此外在表意上，除了“山迹”、“山止”之外，尚有“山门”、“山处”等多种表记，其后一字的发音皆为“to”，都表示邪马台国旁山筑城而得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人似乎接受“倭”或者“邪马台”等为其国名，一直到飞鸟时代（592-694），在全面接受汉字、了解字义褒贬之后，国名称呼才有所改动。
    飞鸟时代的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593-628在位）和圣德太子朝廷，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并且比较完整地引进隋唐典章制度，以及儒释道文化，通过完善官制（排定“冠位十二阶”）和构筑官方意识形态（制定“宪法十七条”），组建朝廷集权统一国家。到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645-654在位）推行“大化改新”，改革“国郡制”，进一步强化“律令制”，并完善冠位、礼法、户籍、土地、税收等制度，对外利用朝鲜半岛诸国纷争的局面，出兵干涉，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663年的“白村江战役”，飞鸟朝廷投入42,000兵士和800余艘船舶，在朝鲜半岛洋面和大唐、新罗联军作战。对比当时唐、罗联军的12,000兵士和170余艘船舶，可见倭军兵力强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飞鸟朝廷开始滋生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意识，其最初的标志性事件为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即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节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携带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其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引起外交风波，隋炀帝指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当时隋朝陷于出兵朝鲜半岛的战争，国力大衰，使东亚诸国的势力平衡发生变化。圣德太子精于汉籍，以“日没”喻隋朝，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显示飞鸟朝廷不甘于“属国”地位。炀帝虽然不高兴，但次年还是派遣文林郎裴清出使日本，作为回访。《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于是回了一信，开端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语气虽然恭敬，但以“东天皇”对应“西皇帝”，平起平坐，据说倭皇自称“天皇”始于此信。
    大概基于这种平等意识，飞鸟朝廷开始审视其认为“不雅”而近于蔑称的“倭”之国号。圣德太子一生礼佛，但他最为服膺的是儒学典籍《论语》，他从其中撷出“和为贵”一句，作为其“宪法十七条”的首款。“和”的音读“wa”，和“倭”完全一致，而其释义有“柔软”一项，日人训读为“”（yawaragi），也和“倭”义相同，于是就被拈出替代“倭”字，成为新的国号。“大和”成了“大倭”的新表记汉字，“邪马台”的汉字表记也被“大和”替代，但保持其“Yamato”的训读。从《论语》而来的“和”字，于是成了日本的标志。
    差不多与此同时，从“日出之国”引申而出的“日本”开始成为正式的对外国号，并最迟在《日本书纪》成书的八世纪初开始广泛流行。盛唐张守节在723年撰成的《史记正义》里提到：“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应该有所本。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铭，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称井氏母国为“国号日本”。很显然，新国号“日本”最晚在八世纪初已经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
    从“倭”到“和”，因此成为古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