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长江以后，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估计敌人可能会在苏州、上海、杭州、宜兴等地集结主力抵抗。在《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杭徽线给各兵团的指示》中指示道：“本野战军具有截断浙赣线、杭徽线，歼击该两线之敌，准备尔后进击杭州之目的。”
    所以，在解放徽州以后，王近山立即命令三十五师迅速沿徽杭公路，向杭州方向穷追逃敌。李德生从徽州出发不远，到了呈降村东面，却发现此处有两条公路通往杭州，一条向东北，一条向东南，该沿哪条路去追呢？要是追错了，追得越远，离敌人就越远了。
    李德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北，一路向东南，进行试探性追击。一○三团向东北追了一段，没有见到大股敌人逃跑的迹象；向东南追击的一○四团却报告说，他们有一个班，在一条山沟里，遇到了几百名敌人，双方一交火，敌人又没命地向南跑了。
    正在这时，东北面公路上开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截住一看，里面坐着一个国民党军官，他供称：杭州已被解放军占领。
    李德生立即命令架起电台，向军部发出急电，建议南下金华截敌。
    此时，军部已获悉，李延年兵团企图在金华收容集结部队抵抗，侯镜如兵团则正采取交替掩护，急速向南逃窜。当王近山接到李德生的请示时，高兴得不行，他拿起报话机，大声地对李德生讲：“你们三十五师要不顾一切疲劳，迅速向金华挺进！现在敌人是脚底抹油，溜得很快，你们要日夜兼程，穷追不舍，现在抓住敌人就是胜利！”
    三十五师接到命令后，立即挥师南追，开始了一场艰苦的急行军。
    几十年后，我们曾在北京采访过李德生将军。那时老人的身体还很好，他向我们回忆说：
    部队经过近一周的连续行军作战，可以说是疲劳到了极点，战士们往地上一坐，就呼呼地睡着了。有的正端着碗喝水，碗从手上掉下来了，人也睡着了。有个连长想让大家唱首歌清醒清醒，自己打着拍子指挥，可手臂挥着挥着就乱了，战士们一看，连长在边打拍子边打瞌睡呢。我们架起电台向军部请示，在等回电时，一○四团团长张镰斧，正在和我说话，说着说着没声音了，我扭头一看，他靠着一棵树睡着了。我对他说：“老张，时间紧，还要准备走啊！”他睁开两只发红的眼睛，“嗯”了一声，又睡过去了。我再叫他，他又睁眼看了一下，大概看到我们没动，军里还没回电，就又闭上眼睛睡着了。军部回了电，让我们迅速前往金华，我也真想让他多睡一会儿，可是敌人正在逃跑，我们是分秒必争啊。我声音很大地喊了他一声：“镰斧，军部命令来了，让我们立即出发去金华！”他猛地跳了起来，这一下子睡意全无了，精神十足地马上传下命令，部队迅速整好队列跑步出发了。
    路上休息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战士脱了袜子挑泡，他的脚底板已经是大泡摞小泡了。我问他还能不能走？他手一挥说：“没问题，师长，毛主席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到底决不停脚！”我问他，怎么才算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回答得很干脆：“一口气追下去，把敌人全部、干净、彻底地统统吃掉！”旁边的人听了，可能觉得他说得太简单，就笑了。他脖子硬了硬，说：“笑什么，就是这样，一口气追到底！”说着穿好鞋袜，跑步追队伍去了！
    原三十五师一○三团通信班长屈海群回忆说：
    江南大追击时，仗倒都很好打，就像放羊一样，一赶就是一大群，抓了不少俘虏。我那时看着这么一大堆俘虏，那么多武器堆在那里，还替部队发愁，这么多俘虏，怎么办呢？要说苦，就是行军让人受不了，都是强行军，拼着命往前跑追敌人。有时一天一夜，三四十个小时不停地在跑，连饭都不吃，走着都想打瞌睡，上山下山要互相牵着才行，不然，要是一打瞌睡就从山上滚下去了。部队又累又饿，五班有个战士就得了阑尾炎。他是一个山西人，身体本来很好，行军时还帮别人背背包。我们就让他骑在马上，他可能是睡着了，反正也没听他叫，到了一个山脚下，准备把他送到收容队时，他耷拉着头坐在马上，喊他他也不应，再一看他已经死掉了。我们那时几乎都忘了饿了，就是瞌睡。部队只要停下来，好多人吃不下饭，倒在地上就睡，根本就不用找地方，有的靠着树，有的就躺在路上，睡得遍地都是。不吃饭还不行，干部喊着大家起来吃饭，说，不吃饭哪里能行？我们还要跑路，还要打仗啊。连里干部，还有营长、教导员都得跑着一个一个喊着，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战士们叫起来吃些饭，有的拿着饭碗，头一歪，又睡过去了。那时跑起路来真是不要命，就是有人掉队了，也没办法管他们了，要赶时间啊。江南大追击，我们打了不少大胜仗，受的罪没白受。革命要胜利了，再苦再累也有劲头。

原三十五师一○三团迫击炮连指导员许秋桂回忆说：
    那时就是一个劲地跑着追敌人，人都累得七倒八歪，也不敢怎么休息，恐怕一躺下去就叫不起来了。当时就只觉得鞋子不够穿，整天下雨，在泥泞中急行军，一天七八十里是最少的，当时的口号就是“抓住敌人就是胜利”。怎么抓敌人，就靠两条腿跑。南方的鞋子和北方的不同，北方是用布纳的鞋底，南方是用两层布，中间用纸纳的，不经穿，一天都能穿坏两双。路上我们动员老乡捐给我们一些旧鞋，老乡也很热情，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但就是不经穿。我们营长打了不少草鞋，就挂在马身上，一路上把草鞋都送给战士们了。最后只剩下三四双。营长也心疼了，悄悄地对我说：“尽量给我留一双。”最后只剩下一双，我也没鞋穿了，就干脆把留给营长的草鞋穿了。营长的鞋也破了，找我要草鞋，我对他说：“营长，真对不起，我把你的鞋穿了。”营长说：“穿就穿了吧。”他自己赤着脚走了一天。我们刚俘虏过来的那些国民党兵看了，都惊奇地瞪着眼睛，觉得解放军真是奇怪，上下级原来是这样啊。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教育。他们当然没法理解了，官兵一致，互相帮助，靠觉悟，靠教育，靠信念，我们就是用这些才打败他们的。
    原一○三团一营营长谭笑林回忆说：
    那时行军真苦啊，没日没夜地跑。但战士们情绪高昂，遇上河流，两条裤腿一挽，有时鞋也不脱，就哗哗地趟过去了。那时天气还很冷，水也很凉，许多同志的脚跑得都是泡，磨破了，到处是血，被水一浸，钻心地疼。不要说战士，就是我这个有马骑的营长，只趟了几次水，两条腿也都布满了条条紫红色的血道道，痛得厉害。这时部队有的还是冬季装束，行军时外面淋雨，身上出汗，说不出那股憋闷劲，一停下来，汗一落，浑身又觉得寒冷难耐，停下比行军更难受。
    为了追上敌人，我们白天走，晚上也走。那时生活中的许多概念，对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不太准确的东西了。今天是几号？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县的地界？不知道。我们经常是到达一个宿营地后，吃顿饭，睡上几个小时，起来又走。有时就是休息几分钟，连饭都来不及做。但我们还真的并不觉得有多么苦，因为那仗打得顺手啊，江南的老百姓又欢迎我们，战士们心里高兴，谁都知道革命要胜利了，情绪高着呢。想想几个月前，我们从豫西出发参加淮海战役时，路过南阳一个村庄时，那里老乡看到我们还讲：“你们能打败国军吗？你们是小炮，人家都是大炮，用汽车拖着，从我们村里过了两天两夜才过完。”那意思很明显，觉得我们打不过国民党。这就半年光景，国民党就垮了。那时真的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像做梦一样，说来就来了。
    三十五师一○四团三营走在最前面。
    三营营长是宁保喜，离休前为二炮某基地副司令员。他向我们回忆说：
    4月30日夜11时，我们三营到达太平口附近时，准备休息一下。大家都很累，都躺在地上睡着了。我靠着一堵墙，刚把眼睛眯上，前面突然响起了枪声，还很密集。我忙向师里报告，师里命令我们营攻打太平口，为后续部队打开道路。我也顾不得休息了，忙把大家叫起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敌情，确定打法。但太平口究竟有多少敌人，兵力部署、装备如何，我们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只好命令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这一打，发现敌人火力还是比较猛的，工事也做得很坚固，而且在太平口周围高地上都部署有兵力，不像是掩护逃跑的后卫部队。我们从这些迹象判断，这像是敌人有计划有组织的阻击战。
    这时，七连长韩海金来给我报告，说他们抓到了敌人的一个排长。我忙让他把这个排长带来审问，一问，守敌是七十三军第十五师四十四团，他们奉命在这里组织抵抗，不让我们前进。再一打听，这个团还都是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营里一些干部有了想法，知道这次遇上的不是那些溃敌了，他们是有准备的，而我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部队非常疲劳，这仗是不是应该缓一缓打。
    我和教导员卢思英都坚决主张立即攻打太平口。我给他们说：“敌人虽然是有准备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敌人总的情况是逃跑，士气比较低，就是打一场攻坚战，我们应该也还是有把握取胜的！”卢思英也很想打这一仗，他也在那里动员大家：“前几天，二营还打了敌人一个师，这次只是一个团嘛，我们三营也该露露脸了，打个漂亮仗。再说，师里也让我们打，我们决不能等别人来打，那样，我们营脸上也没光。”
    我们经过简单动员就开始打了。到天亮时，村内的敌人已全部被消灭。村外碉堡里的敌人，在敌营长的带领下仍在负隅顽抗。我让一个新解放战士用掷弹筒射击碉堡，但也没弄掉它。这时，后续部队一○三团赶到了。我们在一○三团三连配合下，消灭了碉堡里的敌人，活捉了敌人的营长。新安江南岸的敌人也被一○三团六连消灭了。
    

我正在带领战士们打扫战场，通信员来了，说团长找我。我赶紧跑到团指挥所，向张镰斧汇报战斗情况。我那天实在是太累了，说着说着，就站在张镰斧面前摇摇晃晃地打起了瞌睡。张镰斧忙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部队要去金华了，你们也累了，就在这里休息一天，然后再去赶部队。”我刚要表决心说“不用”，张镰斧斩钉截铁地说：“就这么定了，如果师长见到你们了，你们就说是我讲的。”张镰斧这人一直都是很关心部队的，我听他这么一讲，心想部队的确是太累了，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就没再多说。我回去把部队集合起来，刚宣布了“就地休息一天” 的命令，战士们哗哗地倒了一地，再一看，都呼呼地睡着了。
    这一睡也没睡多长时间，李德生带着师指挥所赶到了太平口。哨兵赶紧去叫醒我，李德生已经到我跟前了。我一看师长来了，脑袋里“咯噔”一下，部队都跑着去追敌人了，自己这一个营却躺在这里睡大觉，虽说是团长批准的，但毕竟没经过上级同意啊。我慌里慌张地爬起来向李德生敬了个礼，结结巴巴地说：“师长，团长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天。”谁知李德生不但没责怪我，反而笑着说：“你们三营跑了一天路，又打了一晚上，打得很好啊！你们要好好休息，休息好了要赶上部队。”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激动地敬了个礼，说：“是！”
    5月1日，三十五师继续向南穷追猛打。
    李德生看着地图，太平口过去的第一大镇是威坪镇，近日逃得疲惫不堪的敌人，很有可能在那里停一停，喘口气。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赶上去抓住它！李德生立即重新调整部署：一○四团从太平口出发，沿公路直奔威坪镇；一○三团抄山路迂回到南面切断敌人退路；一○四团再抽出四连，沿新安江顺流而下，出其不意地从水路堵截敌人。
    在布置任务时，一○四团政委鲁之沫坚决要求跟着四连从水路赶赴威坪镇。
    在若干年后，许多老首长的回忆录中，都记载着鲁之沫的这个精彩一幕。鲁之沫谈起这件事时，却连连摆手，笑着说：
    说我英勇，都是老首长们抬举我的。实际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渡过长江以后，没日没夜地追赶敌人，我的胃病又犯了，每天都吃不下多少饭，大部分又吐出来了。每天一到晚上八九点时，肯定会吐一次，比手表还准。过西箬岭时，我是拽着马尾巴过去的。团长张镰斧让两个骑兵跟着，专门照顾我，两个小鬼好像还有点不乐意，那表情都摆在脸上，这也不能怪他们，那时大家谁不想去打仗呀。我也很过意不去，所以听说要兵分三路直插威坪镇时，我就坚决要求跟着四连从水路走。团长、师长都不同意让我跟着四连走，他们主要考虑到我是个团级干部，威坪镇有多少敌人，也搞不清楚，四连只有四五条小木船，如果赶去早了，其他部队没跟上，四连就很危险了。他们不放心，让我跟着大部队走。我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不行，不能骑牲口，也不能走路，还要让人照顾，拖了大家后腿。现在有了船，放在船上，就不用别人管了，对我对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跟四连走，团长、师长最后也答应了。
    鲁之沫带着四连赶到威坪镇却遭遇了敌人，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战斗。
    当时最先赶到威坪镇的并不是鲁之沫他们，而是一○三团。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我们急行军赶到威坪镇东面山上时，敌人也是刚刚到达。敌人以为解放军会沿着大路走，美械装备的四十四团能在太平口抵挡一阵子，让他们能吃上一顿饱饭，睡上一个好觉。于是，就在山上摆开了炊事锅，烧水、洗菜、淘米，忙个不停，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到了，一点防备都没有，有的还躺在山坡上懒洋洋地晒太阳，有的还脱下衣服在捉虱子呢。我们就决定趁敌人还没有防备，打它个措手不及，所以，我们连背包都没放下，拿着枪立即就发起了攻击。我们这一冲，敌人顿时像炸了锅，拔腿就跑，开水还在锅里烧着，饭菜撒了一地，衣服、背包丢得到处都是。这股敌人也不是草包，他们虽然算是溃败了，可就是在慌乱中，还没忘了丢下了一个团断后。我们就和他们打上了。
    一○三团和敌人打响的时候，鲁之沫带领的一○四团四连也乘船赶到了威坪镇。鲁之沫回忆说：
    我们赶到威坪镇时，河边还有十来个敌人在警戒。他们看到我们了，大声地问：“哪部分的？”我一听，心里有数了，敌人还没认出我们是解放军。我就让四连的战士们把有红五星八一帽徽的军帽取下来，一律光着脑袋，然后让战士问答：“我们是八十五军的，不要打，误会了杀你头！”另一方面，我也让战士们做好准备，把枪都举起来，枪口朝着敌人，摆开了随时开火的架势。敌人一听我们是“中央军”，也就不吭声了，只是好奇地看着我们。船一靠岸，解放军的刺刀就对准了敌人的哨兵，他们就乖乖地缴了枪。

我刚要松口气，敌人在山上负责断后的那个团，一○三团一打，他们的正、副团长就带着往河边跑来了，想从河上逃走。我忙让四连把机枪准备好，都趴在地上，枪口对着他们。敌人那个副团长也没想到我们是解放军，一个劲地喊：“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误会，别误会！”我正要让他们放下枪来，四连有个前两天刚解放过来的战士，拿着枪走过去了。我还有点纳闷，搞不清这小子要干什么。他走到那个副团长跟前，说：“误会不了，你过来吧，我认得你，你是副团长。”敌人那个副团长一看傻了眼，乖乖地举起了手，后面的敌人跟着缴了枪。嘿，那时的敌人就是这么熊包。我也没想到，我都病成那个样子了，本来想轻松一下，谁知还能指挥着部队收拾不少敌人。
    张镰斧带领的一○四团也沿公路及时赶到，三个箭头直逼威坪镇，这仗打得稀松平常，就像赶羊进圈一样，部队一冲，敌人就散了，几乎是在跑着捉俘虏了，一会儿工夫，就把国民党暂编第三师第五、第六团大部歼灭了，俘敌1200余人。
    部队看到还有一些敌人向南逃了，饭也顾不得吃，又继续追击。
    两个小时后，一○三团就抓住逃敌的尾巴了。这里是紧靠淳安县城的一座大山，地势十分险要，公路盘旋在半山腰，又窄又陡。翻过山去，山下就是新安江河滩。敌人放在山头上一个连进行阻击。一○三团二连冲过去，三下五除二就将敌人的这个连解决了。
    后任三十五师副师长的韩文，当时是一○三团军务参谋，他回忆说：
    我们正在河滩上收拾这股敌人时，突然就听到山背后传来了嘈杂的汽车马达声，声音很大，看来有不少汽车。大家知道敌人的大部队就在前面了。这也真怪了，要是从前，正在打着仗，敌人要是又来了部队，从上到下都会有点心慌了，但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敌人越多，劲头越大，因为可以抓到更多敌人啊。战士们更有劲了，一边向敌人冲锋一边还喊道：“快打，快打，打完了好去找老蒋的汽车！”那些俘虏我们也懒得管了，都跑着上山。翻过山头一看，前面公路上、河滩上，还真有不少汽车，足足有200多辆，从山上一直排到了河边。整个场面乱得不行，公路本来就窄，还是盘山公路，他们都争着逃命，拼命地按着喇叭，拼命地往前挤，山高路窄，有的车子挤在中间，前后顶住，动弹不得，有的想超车，却连人带车翻下山去。我就亲眼看到一辆，掉下去时，车上的人和东西都往下掉。我们没怎么打就把这些汽车俘虏了，车上装满各种物资，有弹药，有皮箱，有网篮，五花八门。山上山下都是人，有擦脂抹粉的官太太，有背着大喇叭、小喇叭的军乐队，有扛着木刀、木枪的京剧团。战士们感到很奇怪，不是部队吧，不少人穿着军装，还有枪，说是部队吧，怎么五花八门的？我们抓个俘虏一问，原来这是侯镜如的第十七兵团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全部家当。
    我们看到汽车，都挺高兴的，走了这么多天路，能坐坐汽车也不错啊。我们就想让这些官太太和小孩们下车，然后开开洋荤，坐着车去追敌人。但这些官太太们说什么也不下车。我们也不能上去把人家拖下来吧，好说歹说，弄了两辆，李德生让师侦察连先坐着提前出发，师警卫营留下一个排押着这些汽车随部队跟进。我们团长蔡启荣还有点不放心，对李德生说：“他们200多辆汽车，留下一个排，他们跑了咋办？”李德生说：“他们不敢跑，一个排就够了。”我当时还有点惊讶呢，觉得那么多敌人，一个排的确有点不够。好在后来也没出什么事，敌人那时真是被我们打怕了。
    后任十二军九十七医院副院长的邵书凯，当时是三十五师警卫营医生，他和这个排一起留下来参加押送这200多辆汽车。他回忆说：
    其实根本就不用一个排，这些司机，一些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的，一些是敌十七兵团的，不管是不是当兵的，都很听话，你让他往哪开，他就往哪开，就是两三个人也能把他们带走。我们就用两个战士坐在第一辆汽车的驾驶室里带路，其余的坐在最后一辆汽车里，一直到了兰溪，一点事也没出。到了兰溪，就给这些官太太做工作，愿意回家的就发路费。司机们一般都留下来参加了解放军。那个京剧团就留在了十二军，后来还跟着我们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我们师驻在江西上饶，我还看过他们一次演出呢。
    5月5日，三十五师逼向建德。在离建德县城还有半里多路时，突然听见前面一阵噼噼叭叭的声音，李德生起先还以为是枪声，但仔细一听，却是鞭炮声。大家正迷惑不解时，一大群老乡跑过来，喊着“欢迎解放军”的口号。李德生感到有点奇怪：“老百姓怎么知道我们到了呢？难道敌人事先得到消息逃跑了？”
    这时，随侦察连一起出发的侦察参谋赶过来了，他报告李德生，他们乘着汽车到达建德时，城里的伪警察一看车上的“青天白日”，再加上他们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城里，以为是“国军”来了，忙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侦察连将计就计，一下子收拾了城内敌人的保安团，解放了建德。

部队连续行军，已经很疲倦了，本应该在建德休息一下，但李德生考虑到，再赶150里就到金华了，到达金华，切断浙赣线，割裂汤恩伯和白崇禧集团的战略任务就完成了。这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再大的困难也要顶住！
    李德生命令一○三团赶往兰溪，一○四团一、二营立即星夜前进，奔袭金华。
    5月6日，一○三团协同三十四师，解放了兰溪。
    原一○四团一营营长谭笑林回忆说：
    5月6日拂晓，张镰斧带我们团的一营和二营赶到了金华。张镰斧让我们一营担任主攻，二营向城南迂回断敌后路。一个正面打，一个后面拦截，这是在千里追击中惯用的战法，并且都很奏效。我们营本来要等二营赶到城南再发起攻击，但前卫一连看到大批敌人乱哄哄的，好像在准备逃跑，请示已经来不及了，一连长就果断决定立即出击。副排长叶金保率领3名战士刚到大桥，正好遇到80多名敌军官带着一个警卫连出来，叶金保把枪一举，大喊一声：“我们是解放军，缴枪不杀！”敌人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这么快就到了金华，80多名军官一下子愣在那里，3名战士冲上去，缴了带队的一个中校的枪，其余的敌人也一枪未放乖乖地丢下了武器。二连、三连也相继攻入城内，敌人几乎没有抵抗，纷纷地向南逃跑，但也只跑掉一小部分，其余的又被二营堵了回来，很快被消灭了。这一仗打得很容易，几乎没什么伤亡，但战果可不小，我们一个团就俘虏敌人八十八军四十九师1920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解放了金华，切断了浙赣线，圆满地完成了军里部署的任务。
    金华解放后，浙赣线上的弋阳、江山、龙游等地相继被解放军控制，敌企图在浙赣线组织抵抗的计划破产了。
    三十五师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义乌。
    十二军保卫部长张之轩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十二军军部离徽州到淳安。这个小城有一万人口。
    拼命逃跑的敌人，沿路丢了许多汽车，淳安城里同样是汽车满街。当夜对旧政府职员宣讲了我党我军政策。
    当晚我三十五师解放了浙赣线上的重镇金华，消灭敌八十八军1800多人。他们正向义乌、东阳开进，准备截击杭州方面南逃之敌。吃得肚子都撑了乘火车进军
    5月7日，就在三十五师一○四团刚刚攻打下金华，肖永银、李震带领十二军前指已赶到兰溪。三十五师经过十几天的连续追击，部队十分疲劳，前指首长指示，三十五师在金华地区休息一天。
    这时，在岩寺军指挥所的王近山得到了兵团通报：敌一一○师和三一八师正由杭州方向逃往义乌、东阳一带，企图从福建沿海溜掉；敌二十三师和一○三师各一部正向缙云、丽水方向逃跑；敌一九二师残部则向桐庐方向流窜。当务之急是把这些敌人截住，不能让他们溜掉了。
    原十二军司令部参谋武英回忆说：
    我们十二军离这些敌人最近的还是三十五师。他们不可能在金华再休息了，王近山让电台同三十五师和前指联络，让他们赶紧出发，消灭这些敌人。电台轮番呼叫，可就是联系不上他们。他们跑得太快太远了，那地方还都是山区，收不到信号。王近山就对我说，你赶紧去准备一辆吉普车。我还以为是让我去传达命令的，就忙给他表决心说：“军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及时追上部队，把命令传到。”王近山抬起头瞪了我一眼，说：“我是让你准备吉普车，又没让你去，你急什么？我自己去！”我愣了一下，这些地方都是刚解放，到处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的，还有一些地方武装，有的说是游击队，有的可能就是土匪了，还是很危险的。我就对王近山说：“军长，路上还有许多溃逃的敌人，你去太冒险了，我去就行了。”王近山把手一摆，吼了我一嗓子：“让你准备你就快去准备，还啰嗦什么？”我赶紧把驾驶员找来，准备好了吉普车，王近山坐了上去，命令驾驶员立即赶往兰溪。那一路上果然出现了不少险情，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次进行拦截，冷枪不时地打过来。驾驶员感到有些紧张，脸上的表情就不一样了。王近山安慰他说：“别怕，遇见敌人，加大油门冲过去就是了。”王近山一直都很镇静，说实话，我也没怎么害怕，毕竟打了这么多年仗了。我和那些警卫员们眼睛就盯着王近山，真要有什么危险了，就是死了也要保护好首长，这是没什么含糊的。
    5月7日傍晚，我们赶到了兰溪，到了作战处，王近山劈头就问：“部队现在在干什么？”参谋回答说：“正在停止待命。”王近山大声地说：“现在不能休息，要去吃肉。”作战处忙给各个部队发电，让他们赶紧行动。王近山还不放心，他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说：“你们抓紧一切时间，想尽一切办法，赶紧出击义乌、东阳，那边有‘财喜’，赶快去！”接着，他又分别给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三十六师师长邢荣杰打电话，让三十四师南下缙云、丽水，三十六师挥师桐庐，把逃跑的敌人抓住。

三十五师指挥所在距金华30多里的一个小镇上，李德生和司令部的同志正在吃饭，报务员忽然送来了军部急电：“沪杭残敌正沿浙赣线南逃，你部尽速占领义乌、东阳地区，堵击南逃之敌。”李德生正在看着电报，王近山的电话又来了，催促他赶快出发。
    李德生顿感情况紧急，他让作战参谋冯嘉珍打开地图，边吃饭边研究。
    从地图上看，金华到义乌约有120里，部队急行军起码需要一天半的时间。这怎么办？李德生看着地图，顿时豁然开朗：由金华乘火车向义乌进发。李德生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随即派作战参谋冯嘉珍带一个班去执行这个任务。
    冯嘉珍走了以后，李德生想了想，还有点不放心，“土八路”南征北战了这么多年，乘火车去打仗，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谁也不知道铁路方面的情况。为了使这一行动更有把握，他决定让副师长贺光华也星夜赶赴金华车站，统筹此次行动。
    原三十五师作战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我带着一个警卫班跑步向金华前进。那真是不要命的跑了，浑身被汗湿透了，嗓子眼里冒烟，嘴巴里咸咸的，都有一种想吐血的感觉了。但就是这样也不能休息，那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字：“快”。早走一步，我们就能多抓着一些敌人。走到半路，实在渴得不行，我们就趴在稻田边喝了几口水，继续前进。深夜10点左右，我们赶到了金华车站。金华市区非常安静，没什么动静，只有远处不时地响起零星的枪声，火车站里也静悄悄地，没看到一个人。我看看值班室里有灯光，就赶紧带人跑了过去，值班室的桌子上摆着一盏风雨灯，一个胖子坐在桌子边发呆。我上去问他：“你们站长呢？”那个胖子一看到我，愣了一下，接着就忙站了起来，说：“我就是。”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是解放军，要用你们的火车。”那个胖子看看我，有点为难地说：“火车有是有，但开车的工人都跑了，现在没人了。”
    我一听，急了，没人有火车有啥用？我瞪了他一眼，把手枪掏了出来，说：“你把他们找回来，找不到人我就枪毙你。”谁知这还没吓着他，胖子还直摇头，还是说没人。警卫班的那些战士看着他这副耍赖的样子，都很生气，在旁边嚷嚷着要把他拖出去枪毙。事情也就是这么巧了，我正想着怎么办时，停在外面的火车突然“呜”地叫了一声。我忙带着战士们赶去一看，火车头上正坐着一个浑身油污的工人。我那个高兴啊，赶忙问他：“你会开车吗？”这个工人说：“我就是司机，站长说没人，他是在骗你们。”这个司机愿意帮助我们。我们进军江南，一路上都很受欢迎，除了那些国民党当官的，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甚至商人，对共产党和解放军都是非常欢迎的。这个时候啊，看着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样子，不但是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知道这天下是共产党的了，都愿意接近我们，力所能及地为我们做点事。
    我们正说着，贺光华来了。这名司机又找来了一个工人，他们告诉我们说，前几天国民党军把这里的机车和工人带走了不少，剩下的工人到处乱躲，有几个司机不想给他们开车，结果还被杀害了，我们知道你们是解放大军，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贺光华见这两个工人走南闯北，见识挺广，对我军也有初步认识，就简单地给他们介绍了我军渡江后的胜利形势，讲了我军的政策，然后向他们提出要求：“我们要乘火车赶到义乌追击敌人，你们能不能把我们送去？”两个工人一点都不含糊，说：“就是我们累死，苦死，也要把你们送到义乌。”
    我们再找到站长，可能他也看出来贺光华的官比较大吧，客气多了，还让人抬来一大桶开水，又捧出几盘蛋糕，然后倒了一杯开水，恭恭敬敬地放在了贺光华的面前。我以为这事就算完了，谁知，这个站长还是不识趣，贺光华一提要用火车，他又皱起了眉头，唉声叹气地说：“长官，不是小站不肯效劳，前几天国军把这里搞光了，现在要火车没火车，要人没人，站上堆了几节车厢，全是些不能用的破烂；再说，路上也不安全，杭州方面两天没来车了。”说到这里，他胆怯地看了一眼贺光华，又满脸堆笑地说：“贵军来到这里，小站非常欢迎，只是困难太多了，力不从心。”贺光华回头看了看那个工人，那个工人站了出来，说：“仓库那边我们埋了几十吨煤，烧到义乌没问题，修理厂那边还有一些车厢，稍微收拾一下就可以用。至于线路，我们马上就可以检查。”站长吃惊地看了那个工人一眼，他也许没有想到轻而易举地就“后院起火”了，然后又惶恐地看了一眼贺光华，低头不吭声了。
    贺光华看出问题主要是在站长身上。他让我带着警卫班协助工人们去搞准备工作，他留下来开始做起了站长的思想工作。我出去后，在那些工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一批铁路工人，有的往车上运煤，有的检修火车，有的检查电线，我还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换了便衣和工人一道查路去了。兵荒马乱的，万一哪段铁路被破坏了，那可不得了。我把这些安排好后，又到了值班室，问贺光华副师长：“是不是需要和义乌方面联系一下？”贺光华把我拉出来，低声地说：“你不要急，我正在做这个站长的工作。”

我后来问过贺光华是怎么做这个站长工作的。他告诉我说，我们走了以后，他就随便和这个站长拉起了家常，了解到这个站长原来是一个铁路技术学校毕业的，在铁路上混了20多年，他还自称一向不过问政治，也没有任何靠山。贺光华也看出他并不是一个顽固分子，只是思想上还有顾虑，既怕得罪解放军，又怕解放军打不过国军，国军反攻过来再找他麻烦。谈了一会儿，这个站长吞吞吐吐地说：“最近上海、杭州方面都有指示，没有他们的命令，我们不能出车。”贺光华又好气，又好笑，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他还怕国军反攻过来，还把上级的指示当作“圣旨”一样。他说：“你不用害怕，上海早已被解放军包围了，杭州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他们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你？”他又指着警卫班刚才贴在门口的“约法八章”说：“现在你不用再听上海、杭州的指示了，你应该根据我们上面的精神办事，共产党一向说得到，做得到，北京、南京都那样做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你也不必有什么顾虑。”
    我跟着贺光华进了值班室，站长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墙上的“约法八章”。贺光华把风雨灯又扭亮一点，向他那个方向推了推，他很快读完了，坐回座位，脸上也没什么表情，还是一声不吭。我那时年轻，性子有点急，都想上去把他揪起来了。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婆婆妈妈的。贺光华也有点不耐烦了，开门见山地说：“这样吧，出车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们自己去搞，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负责。假若有人追究你的责任，就让他找解放军好了。现在只要你与义乌方面联系一下，你要是把这件事办好了，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功。”站长也没办法了，只得点头说，好好好，我联系我联系。我们跟着他来到了调度室，他还算老实，真的给义乌打了电话，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这样说的：“义乌车站吗？我是金华站站长，根据上级指示，今天早上9时左右有一列军车开到你站，请作好接车准备。”那边好像也没什么怀疑。电话打完，已经是凌晨4点了，警卫班一个穿着便衣的警卫员跑进来报告说：“三号（即副师长的代号），我们查路回来了，路上没什么问题。”贺光华立即用电台向李德生和军作战处报告：“火车问题全部解决，今天早上6时即可上车。”
    5月8日拂晓时分，李德生带着指挥部来到车站，决定由前卫一○三团首先登车。我正在忙前忙后地指挥部队登车，三十四师师长尤太忠带部队路过金华，听说我们师要用火车运输，羡慕得不行，特地绕道跑过来看看，看见我，就在我头上打了一个响指，说：“你这个小参谋，真有本事，你们坐火车，让我们走路！”我给他出个主意说：“尤师长，你不要急，你找我们师长去，我们前几天缴获了不少汽车。”尤太忠一下子乐了：“真有这事？那我找你们师长去。”李德生就把三十五师俘虏的汽车，连人带车全都交给了尤太忠。
    原一○三团宣传股长杨锦华也是从金华乘坐火车到义乌的，他向我们详细地回忆了这一难忘经历：
    那是我们第一次坐上火车，新鲜得很，那么多天的强行军，也不觉得累了，忘记了所有的疲劳，东看看西摸摸。大家都非常激动，从前是靠两条腿跑路打仗，现在能坐上火车，我们真的是胜利了！上了车厢，我们发现有两车皮的火腿。参谋长宗凤洲发了愁，说：“这么多火腿，不吃怎么办？天气这么热，不吃就要臭了。”一○四团政委鲁之沫知道火腿不会臭，但他也想开开“洋荤”，就故意说：“我们好几天没吃饭了，就给我们吧。”宗凤洲手一挥，很干脆地说：“好好好，都给你们，快拿走吧。”鲁之沫忙让后勤助理给每个连队分发火腿。一○三团急着要上车，催着一○四团快发，后勤助理也急了，站在那里大声喊道：“发火腿了，发火腿了，大家快来拿。”战士们一听，都纷纷跑过去，每个人的刺刀上挑了两个，但拿回去，炊事班却发了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火腿！也不知道火腿能保存很长时间的，害怕吃不了臭掉，赶紧又把它们送给了老百姓。
    我们团只用了40分钟就全部登车完毕。
    李德生和贺光华沿着月台又检查了每个车厢。为了应付途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所有门窗全部打开，迫击炮、重机枪架在铁门两侧，战士们也编好组，排好下车顺序，一旦途中发生情况，就可以迅速下车占领阵地。战士们全部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坐在位子上，轻机枪架在茶几上对着窗外。两挺机枪架在火车头上对着正前方，司机左侧站着一○三团的侦察排长，专门负责瞭望，并且还装了电话，随时可与后面的营团指挥员联系，一切准备就绪，火车点上了火准备出发。
    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三十五师作战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我们正准备走时，那个胖胖的站长跑了过来，他直接跑到我跟前，低声地对我说：“解放军同志，义乌县政府来了电话。”我看看李师长和贺光华副师长都不在，请示来不及了，就跟着他来到值班室，拿起了电话，那边在问：“你们是国军吧？”我就说：“我们是国军。”他又问：“你们今天要到我们这里吧？”我说： “我们一会儿就到了。”那边又问：“你们要在这里吃饭吧，要多少粮食？”我想了一下，决定先吓唬他们一下，就说：“我们至少有两三个师。”那边就说，好好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好好准备一下的。我心里还觉得好笑，准备吧，到时省得我们麻烦。

火车吼叫了两声，缓缓地驶出了金华车站，东边天空中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三十五师顺利到达义乌车站。
    杨锦华回忆说：
    我那次是坐在车头，火车还没到站，就听到了欢呼声：“欢迎国军，欢迎国军！”我还纳闷呢，怎么这么热闹呢。火车一进站，只见月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义乌县长、参议员、中小学生都被组织起来欢迎“国军”来了。前面的一排还举着“欢迎国军”的大幅标语。解放军一下火车，看着战士们帽子上的红五星八一帽徽，他们像木头似的愣住了，也不呼喊口号了。后面的保安团还不知道，还在一个劲地高呼：“向劳苦功高的国军致敬！”战士迅速冲上去，看住了县长、议员，缴了保安团的枪，保安团还没反应过来，缴枪时，有个家伙还抓着枪不放，在那里嚷嚷：“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战士用枪托打了他一下：“你再看看，我们是解放军！”这边在缴枪，那边的中小学生还在拼命地摇着手里的小白旗喊着：“欢迎国军，欢迎国军！”我忙跑了过去，对这些学生们讲：“我们是解放军，不是国军，你们喊错了。”这些学生们停了一下，又立即改口喊道：“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有些学生看着我，可能是觉得我这个解放军笑哈哈的，一点都不可怕，就有几个学生跑上来，踮着脚看我那“中国人民解放军” 胸章，有的还使劲地跳着要看我的帽徽。我索性把帽子摘下来，递到了他们面前，说：“你们看看，我们和国军可不一样，记好了，我们是解放军！”
    当天傍晚，三十五师全部乘火车到达了义乌。前卫一○三团快速行军抢占东阳县城，准备截歼从上海溃逃下来的敌九十二军三一八师。
    （摘自《1949 解放》 作者：葛红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