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中左右两路军“武力解决”的传闻，一直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谜团。
    对中央实施“武力解决”传言的盛行
    当年，直接听到“武力解决”传言的红军高层人员有不少，其中李维汉在其《回忆与研究》中的回忆最直接、最明确、最肯定：“洛浦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浦、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李维汉当时的消息直接来自张闻天，而张闻天和博古又是毛泽东最早进行商量的人。
    对李维汉的回忆，黄克诚在《黄克诚自述》中的回忆可以佐证：“当时还传闻张国焘密令在右路军的陈昌浩扣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胁迫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当时在红军中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事情的发展过程是非常混乱的，有人告诉我，毛泽东试图使张国焘相信，如果右路军不误时棚地继续向北行军，左路军则往回走，尽快赶上右路军，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然而张国焘坚持他的决定，并给徐向前下达秘密命令，要他制服中央委员会对他的决定的反抗，如果必要就使用武力。政治局害怕张国焘政变，决定独立行动，继续向甘肃前进。我怀疑是否确有其事，至少博古以后也表示非常疑虑。”能接近李德并能用俄语与他交谈的无疑是红军的高层领导人，而且这人很可能就是博古。“至少博占以后也表示非常疑虑”这句话，至少表明博古在事发之时或告诉李德情况时并未“疑虑”。
    杨尚昆那天探望了正在彭德怀三军团养病的周恩来后，在回驻地的路上遇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他是这样回忆的：“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 邓颖超1981年在接受爱泼斯坦、刘洪、曾淑芝采访时说：“他（张国焘）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
    上述资料表明，当年红军的许多高层领导人都听到了有关“武力解决”的传言。 历史当事人没有提到“武力解决”字样。
    当年红军的许多高层领导人所听到的有关“武力解决”的传言，据说都来自于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但当年亲眼看到张国焘“密电”内容的毛泽东、叶剑英和吕黎平的相关回忆又有所不同。
    毛泽东在回忆中起码两次谈到“密电”的内容。1937年3月底，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时，毛泽东在长篇发言中当着张国焘的面说：“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1971年8月28日，为解决林彪问题，毛泽东在长沙与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的谈话（汪东兴参加）被整理成《毛泽东谈话内容追记稿》。毛泽东概述了党内前五次路线斗争后说：“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毛泽东的回忆提及电报是“彻底解决”没有“武力解决”的字样。 叶剑英在1982年回忆说：（1935年9月）“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叶剑英回忆的主要是自己送电报的过程，没有提到电报中有“武力解决”的内容。
    另据杨尚昆回忆：“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这是迄今为止反映叶剑英口述张国焘电报内容最具体最直接的回忆，也未提及“武力解决”的内容。
    据吕黎平（吕维熙）在《解放军报》1979年5月1日《严峻的时刻》一文中的回忆，“密电”的基本内容是：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但吕黎平以后又更正了自己的上述回忆：“是‘武力解决’还是‘彻底解决’记不准确，但有用武力危害中央的意思。我在写这篇回忆文章之前，曾专门查阅过当时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当时的说法是‘武力解决’，故我亦用之。”吕黎平证明他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关于“武力解决”的内容并非来自自己亲眼目睹的电报，而是“有关文章”。 结论应该很明确：张国焘当年“密电”的亲阅者都不认为有“武力解决”的内容。

历史上没有实施“武力解决”的行动
    当时究竟有没有要对中央实施“武力解决”的电报，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并不是最可靠的依据，历史上曾经有多少人说过更不是过硬的佐证，能否找到电报的原件也并非唯一的方法，真正的关键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当年电报直接关系人的言行，看其所说所做是否体现了“武力解决”这一内容。
    首先看陈昌浩，他作为“武力解决”的主要执行者，应该是最为关键之人。然而在事发后关键的几小时里，中央秘密采取了一系列北上措施，陈昌浩却没有相应的动作。尤其在得知中央单独北上时也没有加以阻止，只是让少数几个人追上去劝说四方面军的人回去。据徐向前回忆说：“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当时陈昌浩究竟是如何“答复”的徐向前没有细说，但陈昌浩当年的警卫员李培基非常朴实的回忆可以作为补充：“陈总政委冲着电话直骂大街。说追上去就可能打起来，红军打红军那是发疯了。陈总政委下命令说，哪个敢开一枪就先毙了哪个。陈总政委对红四方面军有绝对的指挥权，一般情况下徐帅都听他的。后世人在提到这件事时，从来不提及陈总政委的态度和立场。但当时如果没有陈总政委坚决反对打的态度，那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李特的表现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当肘李特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右路军的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的教育长。据当时任红军大学政治科军事教员的闻睫三回忆：那天红军大学刚开始北上，李特带着些人赶来阻止，“他们来回跑着，冲着部队叫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队伍发生了混乱。“我看见毛泽东同志和几位领导同志从西南边不远的一个茅棚里走出来……只听毛主席高声地说：‘……捆绑不或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 走吧！’李特无可对答，听得一个‘放’字，便慌忙上马而去。”这盼回忆资料起码说明李特只是奉命前来劝说红军大学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并不想动武。
    还有一件事也很有参考价值。当时在前敌指挥部地图科任油印员的罗碧星回忆说：“一天黄昏，我在地图科为政委陈昌浩印制他亲手绘成的川康边境平面地形图和我国西部平面图（包括四川西部、西康、青海、甘肃北部、新疆等）。印着印着，觉得不对劲：怎么搞的？党中央不是要我们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吗？为啥要印南下的地图呢？正当我百思不解的时候，叶参谋长手里卷着一个纸筒来到地图科，走到我面前后，将纸筒一伸，轻声而又焦急地说：‘你们赶快刻板付印，12点钟以后我派人来取。’我接过纸筒打开一看，是一张北上行军路线草图。”罗碧星回忆的那天显然是1935年的9月9日，中央与陈昌浩都在畦着做北上或南下的准备。陈昌浩如果准备动武，岂能只做技术上而不做政治上的准备。198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悼词中说：“陈昌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一悼词表明中央也已经认可了陈昌浩确实没有要对中央“武力解决”。 再次看毛泽东。他是“密电”中“武力解决”的执行目标，又是“密电”的亲阅人，理应格外谨慎，只有设法及时脱身方才安全，但事实恰恰相反。据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回忆，毛泽东在9月9日晚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有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这就是说，毛泽东在那天晚间还亲自前往与陈昌浩同住喇嘛庙的徐向前处作最后的努力，劝说徐向前共同北上。这种自投罗网的行为完全不合情理，除非毛泽东事先就知道局势并非一触即发，这样做并不会有危险。因此，毛泽东当时的行为也没有体现“武力解决”的内容。
    再次看中央。在后来审查张国焘的错误时，作为铁证，又是毛泽东与叶剑英亲眼目睹的“密电”，中央理所当然地会一追到底。然而所有关于张国焘错误的中央决议均未提及张国焘的电报中有对中央“武力解决”的内容。当时“武力解决”的传闻究竟出自何处 既然如此，那么“武力解决”的传闻究竟来自何处呢？凯丰当年的文章解开了这一谜团。凯丰在1937年2月27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批判文章中说：“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原来，“武力解决”的传闻出自张国焘的部属之口而非张国焘的电报。换句话说，“武力解决”的内容虽然并非凭空杜撰，却不是出自张国焘“密电”。凯丰当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成员，这篇文章当时是转发全党全军的，这个结论显然也是调查研究的结果，应该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上述资料表明，“武力解决”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当时对中共中央来说，却也是已经非常现实的动向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