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3日，金日成首相(左二)在周恩来总理陪同下乘坐清华大学师生设计的微型轿车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面临极为特殊而且相当复杂的生存环境。美国在韩国驻军以及美韩军事同盟关系的存在，对朝鲜的国家安全形成巨大的现实威胁。在这种形势之下，同属于东方阵营的苏联和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朝鲜最重要的盟友，也是其在政治上获得支持、经济上获得援助的最重要伙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本身是在苏联的军事与政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牺牲。而且，在东西方对抗的体制下，维持与苏联及中国的良好关系以对抗美韩同盟，是朝鲜的基本对外战略目标。因此，对于朝鲜来说，处理与中国、苏联的关系无疑是其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冷战期间，朝鲜几乎所有对外活动都是紧紧围绕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展开的，中朝关系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中苏关系良性发展时，朝鲜可以比较容易地实施其对外战略目标。但在中苏关系恶化乃至走向对抗的情况下，朝鲜就很难骑墙于中苏之间，需要平衡这两大邻国的关系，很难同时维持与苏联及中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都想争取朝鲜，孤立对方。朝鲜也必然依据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在处理同中国、苏联的关系时有所倾斜。中苏关系成为中朝关系的关键变量，在探讨冷战期间中朝关系发展轨迹时，不能回避中苏关系因素。中朝两国作为冷战格局中同属一个阵营的战友，“经历了一段兴衰与共又不无曲折的历程”。
    第一阶段，从朝鲜战争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同盟合作时期，中朝关系也处于亲密状态。这个时期朝鲜同中国与苏联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继续给予朝鲜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为了维护朝鲜的安全并帮助它恢复生产，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停战协定签署后继续留在朝鲜半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救济受灾群众，并抽调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志愿军所有的部队都参加了朝鲜战后的重建一直到1958年年底撤出朝鲜，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修工厂、修医院、打窑洞、建民宅、整修商店、修复学校、兴办水利、发展交通等等。
    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恢复经济，中国政府还向朝鲜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1953年11月，金日成率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朝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在双方共同发表的谈判公报中，中方明确表示：
    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
    1957年底，中朝两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加强两国国民经济部门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方面成就的相互交流。1958年9月，中朝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959～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两项贷款的协定》。通过一系列双边往来，中朝两国经济合作取得重大进展，1954～1958年，中朝两国贸易额年年都有增长，1958年中朝贸易额比1957年增加了50％以上，而同1954年相比则增加了10倍。这几年中，中国供应了朝鲜用以恢复和发展钢铁和纺织工业所需的煤、焦炭、棉花和棉纱等原料，另外还供应了机器设备、钢材、粮食和各种轻工业品等物资。朝鲜方面也供应了中国特种钢材、有色金属、水泥和化学工业产品等物资。此外，中朝两国在水文工作、治水和渔业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中朝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强化了两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从而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中苏两党、两国间关系逐步恶化并波及到中朝关系的正常发展，朝鲜在道义上还是倾向于中国一方。
    由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加上中苏历史上的恩怨，曾有过亲密关系的中苏两党、两国自1960年开始了不点名的含沙射影的论战，到1963年论战公开化，双方围绕共产主义总路线及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论战。两党关系恶化也影响到了两国国家关系层面，中苏走向冲突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分裂、大瓦解。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中苏都希望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能站在自己一边，另一方面则造成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必须在中、苏之间有所选择的严重问题。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朝鲜当然既不愿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同苏联交恶，因此只能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苏两国都希望朝鲜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上演了一场争取朝鲜的“拉锯战”。为了支援朝鲜的七年计划，中国曾于1960年10月13日给予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同年12月24日，苏联也将朝鲜所欠的76亿卢布债款一笔勾销，另外还有1?4亿卢布的债务延期偿还。1961年7月6日，苏联同朝鲜签订了《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在一个月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得以签订。朝鲜在中苏两大国的夹缝之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大约在1965年以前，朝鲜在努力保持中立的前提下，倾向于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在对待斯大林评价、中印边境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以及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朝鲜都同中国立场大体一致，较明显地倾向于中国。1963年6月崔庸健访华和9月刘少奇访朝则表明中朝依然保持密切关系。在中苏论战中，朝鲜也明确地站在中国一边，并在有关报刊中转载了中国同苏联论战的一系列文章。由于在中苏争端中，朝鲜采取了明显偏向中国的立场，因此被外界视为“远东的阿尔巴尼亚”。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朝苏关系较为冷淡，朝鲜宣传机构多次对苏联的作为提出批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以至于苏联于1962年停止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朝苏关系由此降至低点。面对中苏关系恶化，朝鲜一直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因此，朝苏关系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而走向崩溃。
    第三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由明显倾向中国转为明显倾向苏联，中朝关系曾一度疏远，甚至处于紧张状态。
    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压力日增。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那里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而中国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需要。苏联看准了朝鲜的这一需求，开始争取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随后不久，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23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1966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
    朝苏关系的发展给朝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固守“零和”游戏思维的历史条件下，朝鲜只能在中苏之间进行选择。在1966年下半年～1968年之间，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影射中国，而中国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朝鲜领导人。1967年2月，北京出现了一张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门徒”的大字报，激起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应。在这种气氛之下，中朝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僵持状态。
    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的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签订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方甚至召回了其驻华大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支持苏联的行动，与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1967～1969年，在中国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这些报道主要是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以及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辞平淡，多是礼节性的文字。但在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武装间谍船入侵朝鲜领海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行为进行谴责，并对朝鲜的自卫立场表示支持。可见，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还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双方似乎心照不宣，都努力克制自己的行动。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党报、党刊不断表示要珍惜中朝友谊，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朝鲜后来也持中立态度。正是基于这些情况，有人形象地将1965～1969年间的朝鲜对外政策概括为“偏向莫斯科的中立”。

第四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朝双方都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20世纪70年代初，大国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并走向正常化，而中苏关系则因为“珍宝岛”事件进一步恶化。中美苏关系的变化无疑对朝鲜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出于同美国搞缓和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朝美关系过于紧张。在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这一问题上，苏联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反而还帮助美国一道寻找美机上可能的生还者。朝鲜对苏联的态度因此发生变化，这有助于中朝关系的改善与加强。同时中国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关系中的极左路线，为中朝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中朝高层互访再度活跃起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采取了偏向中国的立场，它在对中、苏外交上奉行的是“等距离”政策。“应该说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朝鲜在处理同中国和苏联关系时采取了更为明显的自主中立的政策，努力同时与苏联及中国保持正常的和良好的关系。”自此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两国关系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并达成了多项政治、经济、军事协定。根据公开的报道，从1982年9月到1992年6月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朝两国重要官员互访共有85次，其中朝方访华71次，中方访朝14次。这足以表明中朝之间交往之密切。当然，朝鲜对中苏两个邻国的平衡外交之所以行得通也与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相关，与中国自身地位的提高相联系。
    在经济方面，中朝贸易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1950年，中国对朝鲜贸易总额为651万美元。198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总额达到5333l万美元，为1950年贸易额的82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朝鲜贸易的主要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此后工业品和矿产品的比重逐步加大。1965～1990年朝鲜同苏、中两国的贸易统计表明，朝鲜对外贸易比较依赖苏、中两国，仅在1988年朝苏贸易额就占朝鲜外贸总额的58％，外加该年度朝中贸易额则可占朝鲜外贸总额的70％以上。由此可见，朝鲜对外输出商品主要依赖苏、中两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出现异常，足可以使朝鲜的外贸陷入瘫痪。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冷战逐步走向终结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在这种大环境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势也一度得以缓解。但同时也意味着半岛原有的对峙结构处于瓦解状态，随着朝鲜盟友苏、中与韩国关系的正常化，朝鲜需要适应这一变化了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新格局。
    从中朝关系以上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来看，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朝关系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但彼此也曾有过摩擦与矛盾。双方关系经受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张力的考验，在深厚的道义支撑之下，沐着风雨，曲折地建立起了睦邻友好的国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