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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尼“蜜月”彻底终结:1966年印尼排华事件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1965年10月少将苏哈托(左)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一名警卫在一起

1965年11月,在苏哈托与总统苏加诺的权力斗争期间,印尼爆发反共浪潮,至少有50万人被杀。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
    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
    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


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
    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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