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少将苏哈托（左）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一名警卫在一起

1965年11月，在苏哈托与总统苏加诺的权力斗争期间，印尼爆发反共浪潮，至少有50万人被杀。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
    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
    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

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
    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