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判桌上，斯大林摆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且表情粗鲁。他以主宰一切的口气说：“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宋子文也不肯示弱，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他说：“中国政府不能宣布放弃它的一部分领土，否则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
    蒋介石很清楚，斯大林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的政治条件。
    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俄国参加战争，“大半取决于斯大林和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间协商的结果”。
    看来，中苏之间的谈判，对美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华盛顿对谈判极为关注。杜鲁门总统叮嘱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要随时向他报告“关于蒋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进展情况”。
    实际上，华盛顿直接插手了重庆同莫斯科的谈判。6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此前，蒋介石和杜鲁门就中苏谈判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三巨头在雅尔塔会晤时，蒋介石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连忙指令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打探会议内容。
    罗斯福从雅尔塔回到华盛顿后，魏道明就紧紧盯着他，向罗斯福询问雅尔塔的情况。3月12日，罗斯福会见了魏道明，向他透露：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对远东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要在大连及其附近地区取得一个不冻港。但是，罗斯福闭口不提协定一事。
    杜鲁门上台后，仍然对《雅尔塔协定》守口如瓶。5月10日，赫尔利从重庆致电杜鲁门，建议他同斯大林通气后，将协定的全部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杜鲁门很快否定了赫尔利的建议，并对赫尔利说：“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适宜的。”
    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会见了宋子文，亲自向他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杜鲁门显然知道，这个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仍然说：“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
    宋子文听后感到非常震惊，当场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说：“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同意苏联按照雅尔塔协定的规定，在东北行使这种控制权。”
    但是，杜鲁门不露声色。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中国说了都不算数，最终还得看他杜鲁门和斯大林的脸色。
    6月，素有火炉之称的重庆，已经进入烈日炎炎的夏天了。月初，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很好，我们欢迎。不过，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这样一来，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
    “那是！那是！”彼得罗夫连声附和。
    蒋介石向彼得罗夫保证：“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
    几天后，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在谈判中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大连、旅顺；满洲铁路；外蒙古；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等。彼得罗夫告诉蒋介石，中国只有同意解决上述问题，苏联才会同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6月17日，宋子文从旧金山回到重庆。见到蒋介石后，宋子文报告了他同杜鲁门的会谈情况。宋子文气愤地说：“杜鲁门只向我透露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除此以外，什么也没说。”
    听了宋子文的话，蒋介石说道：“看来，不能指望美国人了，我打算派你到莫斯科去，同斯大林签订一项条约。”
    6月30日下午3时，宋子文携带蒋介石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与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满洲事务专家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抵莫斯科。在机场，宋子文一行受到莫洛托夫、彼得罗夫以及其他部长的热烈欢迎。
    宋子文发表了简短而又热情洋溢的致辞：“今天来到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首都，感觉十分愉快，本人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向苏联人民和政府致敬。本人祝贺苏联军民取得了对法西斯德国的伟大胜利，本人对苏联军民在斯大林大元帅领导下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比的精神，非常钦佩。”

当天晚上6时30分，双方举行了初步会谈。这是一次简短的会谈，因为整个谈话只用了15分钟时间。苏方参加会谈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副外交人民委员洛索夫斯基、彼得罗夫和翻译巴甫洛夫。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宋子文、蒋经国、胡世泽、中国驻苏大使傅秉章。
    宋子文向斯大林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表示：“孙中山先生留下遗嘱，中国革命欲要成功，必须联合苏联共同奋斗。因此，我希望会谈能为中苏之间建立友好、紧密和长期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
    斯大林回答说：“从前沙俄政府企图瓜分中国，现在，在俄国掌权的是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新人。我相信，双方一定能够互相理解，达成一致。”
    根据斯大林的习惯，谈判大都安排在晚上进行。7月2日，莫斯科时间晚上8时，中苏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显得威严而又肃穆。双方代表陆续进场，大家就座后，斯大林却站了起来，他今晚的态度并不友好，摆开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且表情粗鲁。
    斯大林把厚厚一叠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推，“你知道这个吗？如果你看过，就请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要在罗斯福总统签字的文件基础上进行。”
    宋子文低头扫了一下文件，原来是《雅尔塔协定》。上面，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签字清晰可见。
    “当然知道，杜鲁门总统告诉过我，赫尔利先生已于6月15日将协定全文转交给了蒋总统。我这次到莫斯科来，准备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说完后，身为四大国之一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料到了斯大林会来这么一手，也就毫不客气地拿出5月28日斯大林与美国总统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会谈的备忘录，交给斯大林，不卑不亢地说道：“这份备忘录是杜鲁门总统亲自交给中国政府的。”
    原来，杜鲁门派霍普金斯于5月26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双方达成协定：宋子文将于7月到达莫斯科，由苏联政府直接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宋子文；然后，赫尔利在重庆将协定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斯大林没料到宋子文也敢来这一手，便摆出一副主宰一切的架势说：“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吧。”
    宋子文禀照蒋介石的旨意，首先回避外蒙古问题：“6月12日蒋总统已经同彼得罗夫大使谈过，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斯大林一听就火了，立即反驳宋子文，以十分坚定的口气说：“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宋子文见斯大林的态度如此强硬，顿感这是一道坏菜。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将嘴里的话说了出来：“中国任何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
    “苏联政府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否则，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比如日本打算这么做，那么苏联远东的利益就会陷入严重的孤立状态。日本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即使日本现在战败了，又有谁能保证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经过10年、15年东山再起？”
    斯大林边说，眼睛边盯着宋子文，想从他的脸上找到答案。也许就在这一刹那间，斯大林从宋子文的表情上捕捉到了什么。见宋子文没有马上表态，斯大林继续往下说：“所以，苏联必须保卫外蒙古。这不仅对外蒙古有利，而且对中国也有利。”
    宋子文也不肯示弱，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他说：“中国政府不能宣布放弃它的一部分领土，否则它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将会发生动摇。”
    接着，斯大林又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通，甚至使出杀手锏：“中国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显然关系到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确，如果重庆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不会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
    可是，宋子文根本不理会斯大林这一套。他说：“我本人无权决定这个问题，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之前，我不能同意。”
    斯大林只好点了点头，回答说：“那好吧，我们现在不提外蒙古独立。”随后，双方转到其他问题上。
    关于旅顺口问题，斯大林作了让步。他说：“为了满足蒋委员长的愿望和要求，我们打算用‘联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词，我不想损害中国主权。”
    7月3日，宋子文将第二次会谈情况电告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蒋介石急忙从西安飞回重庆。宋子文在电报中提出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三条方案：“第一，同苏联签订条约，在结盟期间，允许其在外蒙古驻军；第二，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并允许苏联驻军；第三，外蒙古军事、内政和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地的性质不同。”

会议室里，天花板上吊着几台电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蒋介石召集军政要员在这里开会，讨论宋子文的电报。有人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拒绝斯大林对外蒙古的要求。”但也有人说：“如果不同苏联签订一项条约，苏联红军不仅可以占领东北、内蒙和新疆，甚至还会侵占华北。”
    蒋介石很清楚，斯大林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的政治条件。况且，斯大林还说过，苏联可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想到这里，蒋介石毫不犹豫地给宋子文发去一封电报。
    7月4日，美国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奉杜鲁门之命电告哈里曼，让他非正式地转告宋子文：就美国方面而言，《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未经任何讨论。电报还说：美国对外蒙古现状的理解是，“虽然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至今属于中国，但事实上这个主权未被行使。”两天后，华盛顿告诉莫斯科和重庆，美国政府作为《雅尔塔协定》的一方，它希望在中苏之间达成最后协议之前，有提出意见的机会。
    7月7日晚11时，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斯大林一开口就直入主题：“如果外蒙古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不可能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
    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之现状，应加以保存”的字句，对维持现状作了与斯大林截然相反的解释，并说道：“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几乎是在哀求斯大林：“如果一个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没有不垮台的。”
    可是，斯大林管不了这么多，大声嚷道：“我们绝不能同意。苏联政府出兵参战，自然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但我们决不能白干，是要报酬的！”
    对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国政府的意见、本人无权决定为托辞，没有答应。
    “你不能做主，那你来干什么？”斯大林一脸的不高兴。
    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子文只好以试探性的口气说：“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让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
    斯大林立即打断宋子文的话，问道：“什么叫高度自治？”
    “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归外蒙古，苏联政府可以派军队去。”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释说。
    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着提出了四个协定草案：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二、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三、中苏和平友好协定；四、外蒙古独立的声明。
    宋子文看了这些草案后，不敢接受，当场就退还给莫洛托夫。不料，莫洛托夫的语气也很强硬，满脸怒容地对宋子文说：“你最好把它们收下。”
    鉴于宋子文当晚的态度，斯大林意识到再僵持下去已毫无意义，但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他还忘不了说一句威胁的话：“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什么也谈不成！”
    第二天，蒋经国以其父的“非正式代表”身份去找斯大林讲理。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长期在苏联留学，熟悉苏联的情况。在留苏期间，蒋经国还娶了个苏联姑娘为妻，后来取中国名字叫蒋方良。斯大林对他们很关心，还送给蒋经国儿子蒋孝文一支俄国造的步枪，并对蒋方良说：“祝愿你们在我们苏联生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能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士，我送给他一支步枪作纪念，这是我们红军战士打击德国法西斯用过的枪，希望他以后能紧握致胜的武器。”
    有了这样一层关系，蒋经国满以为斯大林会给他一点面子。不出所料，见面后，斯大林果然很客气，询问了他们一家人的情况，蒋经国一一作答。
    一阵寒暄之后，蒋经国怀着一腔热血向斯大林叙述道：“您应当理解，中国七年抗战，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尚未收回，大片国土还在侵略者手里，如果再将这一大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违背了抗战之本意吗？”
    蒋经国说的句句有理，可是，斯大林根本不吃这一套，脸上露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蒋经国觉得很不自在，仿佛斯大林在讥笑他无知。
    “你必须明白，今天是你们需要我们的援助，不是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斯大林俨然一副救世主的姿态。
    苏联需要外蒙古独立，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对此，斯大林毫不掩饰地说：“假如一支军队从外蒙古进攻苏联，拦腰切断西伯利亚铁路，那么，苏联就完了。”

蒋经国听不明白斯大林的意思，日本眼看就要完蛋了，它显然已没有能力进攻苏联。难道斯大林说中国？想到这儿，蒋经国身上冒出一股冷汗来。“你是指哪个国家的军队？”蒋经国不解地问道。
    “除了中国和日本，难道就没有别的国家？”
    “你说的是美国吗？”
    斯大林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蒋经国又同彼得罗夫举行了会谈。作为驻重庆的大使，彼得罗夫明知蒋介石不会承认外蒙古独立。所以他说：“外蒙古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声明，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
    听了彼得罗夫的话，蒋经国叹了一口气，“要是没有外蒙古问题，那就好办了。”
    彼得罗夫看了蒋经国一眼，提醒说：“如果中国代表团不声明外蒙古独立，谈判就难以走出死胡同。”
    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宋子文急得团团转。谈判在外蒙古问题上卡住了，斯大林一点也没有松口的迹象，这如何是好！情急之中，宋子文搬出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请他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
    尽管美国提出要在中苏达成协议前发表意见，但实际上，华盛顿同时又宣称：美国在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看来，宋子文的最后一线希望也落空了。
    正当宋子文处于山穷水尽的时候，蒋介石的电报到了莫斯科。
    7月9日，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由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加之美国不愿干涉，蒋介石只好妥协。在同幕僚们长时间商谈后，蒋介石发了上述电报。至此，外蒙古问题才有了突破。
    会谈中，宋子文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
    蒋介石所说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中国准备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港，大连港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但旅顺的管辖权属于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能够完整。中东南路干线由中苏共管，利润均分。铁路所有权归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
    第二，阿尔泰山脉原属于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单独的军事及行政组织，以至军令政令未能完全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电报还说，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纠纷，蒋介石想出一招，在电报中告诉宋子文，可以采取投票的方式，在投票结束后，他将宣布外蒙古独立。
    既然蒋介石在外蒙古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斯大林也就同意在其他问题上作些承诺。
    随即，双方开始讨论蒋介石提出的三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斯大林问宋子文：“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做些什么？是不是希望苏联不要把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而把所有援助都交给蒋介石政府？”
    “正是这样。”
    “我同意这一点。你们知道，我们过去只援助蒋介石政府，今后仍将如此。”接着，斯大林又问道：“中国政府是否希望苏联解除中国共产党的武装？”
    对蒋介石来说，如果斯大林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当然是件好事情。但是，宋子文也明白，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所以，他说：“中国政府寻求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斯大林对此表示赞成，他说：“如果能够找到政治手段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那就好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敢作战的精神，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很好的爱国者，他们卓有成效地同日本人作战。”
    “中央政府力图把国内的军队合并，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政权。”宋子文表明了自己的愿望。

“这是完全合理的要求，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但是，斯大林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在中国领土上有第二个政府，那将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斯大林说这句话，为后来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余地。
    说到这里，斯大林吸了一个烟，看着宋子文，他在等待宋子文说话。
    宋子文又谈到了东北问题，他关心地问道：“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能保证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吗？”
    “我愿意按照你们的要求发表任何声明，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斯大林的回答消除了宋子文的疑虑。
    关于旅顺港问题，斯大林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说：“港内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苏联。”此外，“中长铁路现在还不能归中国所有，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出钱修建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况且铁路仍在日本人手里。”宋子文心直口快，他明白，现在争论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
    不料，斯大林却提出了批评：“蒋介石的电报说得不好听，好像这条铁路是中国人恩赐给我们的。”
    至于大连和中东铁路的使用期限，斯大林坚持为30年。
    接着，双方于7月11日、12日举行了第五次、第六次会谈。7月13日，第一轮会谈告一段落。
    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一份公告说：“会谈的目的在于改进中苏关系。因此，有关双方的重要问题，均曾提出讨论。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并显示了极大的相互谅解。会谈因斯大林及莫洛托夫须离苏参加三国会议（波茨坦会议），宋子文须返回重庆数日而告中断。”
    7月17日，宋子文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到重庆。同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达波茨坦。
    （摘自《苏联出兵东北始末》，汪宇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