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6年（1937 年）此月，镇江沦陷于日寇之手，笔者夫妇率子女及幼弟、家人等2O 余人，避逃乡间，又辗转至号称“孤岛”的上海。
    以后火车恢复行驶，家乡有人来往，得悉许多情形。并且告知镇江后街的变化，由于殷实富户均已逃离，又无客商往来，后街的姑娘们逃难归来，门前冷落车马稀，毫无生气，衣食为难。但不久出现了一个“护花使者”，后街又逐渐热闹起来了。这个“护花使者”就是镇江第一号大汉奸邱风仪。
    邱风仪的伪官衔并不高，不过是个丹徒县（即镇江县，当时改称彤徒）县政府一个伪财政局长，以后兼过伪镇江模范区区长；日伪“清乡”时又兼插问所所长。
    这几一个伪官官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他在镇江沦陷之始，即参加了‘日本皇军宣抚班“几，并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他又自称是青帮大字班杨善之的徒弟，那在当时就算很高的通字班了。
    以上种种关系相加起来，尤其可直接和”皇军，特务机关联系，在那个迪贼世界，邱风仪确是炙手可热、路路皆通的。 镇江沦陷不久，邱风仪即为后街姑娘捧场，用以拉拢日本洋行的日本人、朝鲜人。
    他不仅和他们在后街摆台子、翻台子，还在其京徽路住宅楼上四开间敞厅，布置成富丽堂皇的宴会场所，招待宾客。每宴会时，即招来后街姑娘若干名，列坐特备的小讲台上，并有琴师，由客人点名清唱。
    客人亦可指名姑娘陪坐、猜拳、代酒，而不需客人另付局包。他如听到镇江逃亡上海或其他地方的稍有名望的人回镇，不管识与不识，即主动发柬邀请在这个客厅饮宴、带局，笔者于1941 年秋，因岳父病故，我和妻秘密返镇料理丧葬，被邱所知即发束邀请、不便拒绝就看到了这个场面。
    在镇江沦陷时，未能撤离的民众死亡4500 多人，被焚毁的城市房屋达16000多间，在这样惨重损失下，由于邱的“号召”，竟使后街“淫业”首先很快复苏、繁荣起来！
    汪伪政权成立后，镇江增加了许多伪党政机关，也就出台了一班“新贵”。这时沦陷区内，商业萧条；唯有几种日伪统制物品，如米麦、花纱布、五洋香烟等行业，则畸形繁荣，也因而派生出许多“新富商”。
    这班新贵和新财主们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都明白这被异族统治情况不可能太久，都需要发点财作另开码头的打算。
    新贵们想发财必需求教于新财主，财主们也正要借重新贵的势力，自然愿意为他们效力。于是新贵们都开了没有资本，没有店面，没有员工，不须开支，不须纳税的空头商号。每遇到日本洋行配货时，如纱布、五洋香烟等，都交给这些新财主们分配，为这些空头商号配给货物。
    并立即为随市作价，将配给价和市价间差额交给新贵们，顷刻间就发一笔财。这些财主们并不将货物按日伪规定配售给群众，而是囤积起来发更多的财。他们这样合作互利，并结拜为兄弟，每晚征逐于后街，打茶围、摆台子，花天酒地，热闹非凡。
    他们当中有汪伪系统国民党镇江党务专员（专区级）、主任委员（县级）、九十四号特工站长、县政府秘书、科长、商会会长及五洋、钱庄、纱布等商号经理，不伦不类的凑了18 个人，人称“十八罗汉”，声势颇为显赫，真可说“群丑毕集”。不仅“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姑娘们醉生梦死，’可能这十八罗汉还庆幸沦陷给予了他们的机遇呢！
    前面曾提到后街姑娘，是“官娼”性质，这时镇江设有日本官娼性质的军妓院两所，都在镇江旧城圈内，叫“花月”和“料亭花月”，军妓叫作“慰安妇”，有不准接待中国人的规定，但偏有中国人要一尝“禁脔”。当时任伪县府总务科长的潘佑之、财务科长的王伯衡两人忽发奇想。
    他们说中国妇女被日本鬼子奸淫杀戮，我们应想法玩弄玩弄日本女人来“报仇”，于是找了也顶着-伪县府科长名义、实际是当翻译的王佑喜为他们联系，并指定要东洋婆子，不要朝鲜人。王佑喜和那里的管理人商谈。据说这些家伙也奴性十足，听说是“中国太君”，一口答应；并和日本女人说明，也因为是“太君”而答应了。讲明每次中储券伪币20 元，他们目的达到了，又有几名“中国太君”找王佑喜代为联系‘王佑喜原是理发师，去过日本，日语很好，故能担当翻译。
    这时继续有人找他，想想害怕起来，坚决谢绝，大概“报仇”的先后有七八人；这是王伯衡以后在上海亲口告诉我的。这种“报仇”方法，可谓奇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