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从朋友家借书回宿舍阅读的刘心武，偶然间从书的夹页处看到一封家书，他读完后“不禁从床上惊跳下地，把信凑拢电灯正下方又读了一遍，心里马上乱了”。信中写着，云南在1月5日深夜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都塌光了，压死了很多人。
    彼时只有29岁的刘心武尚非知名作家，那天晚上，他捏着一封别人的报丧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道过，广播里没那么广播过。”
    “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一切都从40年前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开始。
    阿正旺一天最兴奋的时候在晚上，1970年1月4日20时许，他所在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大寨村召开社员斗争大会。他只有14岁，还在小学读书，虽然每天读毛主席语录，并在自家正堂前供奉的领袖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但对于全国的政治形势仍是懵懵懂懂，他只是觉得好玩。
    这一天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早上在学校正常上课，下午去山上烧干草为土地积肥。阿正旺家一共四口人，如果不算1968年牺牲的烈士哥哥的话。晚上的批斗会持续了3个小时才结束，他回到家就和妈妈在一间屋子里睡着了，哥哥和父亲则在另一个房间。
    1月4日的《云南日报》，右上角照例是一条毛泽东语录，说得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下面则多了一则毛主席最新指示，其内容包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当时，全国人民正绷着一根弦，防范“美帝国主义”与“苏联修正主义”的侵犯。在距通海县大寨村数里远的高大公社陶茂村，39岁的生产队长曾杰发比阿正旺更多地感受到战争如泰山压顶的紧迫感。
    与促战备同样强调的是促生产。1月4日，曾杰发带领全村社员在铲草皮开荒，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晚饭后，天上红彤彤的，是当地人所说的“鱼鳞河天”，全村的社员们开年终生产结算会，一直到午夜12点才散会。
    在此前后，1月5日的《云南日报》已经付印。这一期的毛主席语录改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下面同样强调“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对原子弹侵略，从现在起要有所准备等）。
    曾杰发一家八口人住在一个二层楼房内。他的小女儿那天刚好生病，被妻子带到岳母家去了。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母亲和其他4个孩子住楼下。“当晚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害怕。”他说，“我把平时不关的楼门都关上了，并且用木棍顶了起来。”
    “苏修放了原子弹”
    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00分34秒，曾杰发醒来的时候，他家的两层楼房已经坍塌，一根梁柱正压在他的腰间。他大声喊叫，被隔壁邻居从废墟中救出。这时他发现，几乎整个村子都倒掉了。
    晚上没有月亮，什么都看不清，只听见到处是哭声。而曾杰发首先想到的是住在一楼的家人，但“埋得太深了，看不到，喊也不应”。他和村民并没有意识到地震，以为是“苏修放了原子弹”。
    几乎与此同时，阿正旺听见父母在喊他的小名，他答应着，一家人慌乱中找到了一个梯子，从废墟的一个出口处爬了出去。他住的那间土坯房，有小半边墙倒塌了，但没有压到床。
    顺着梯子爬出来，然后跳下去，顺路就到了房后的晒谷场。阿正旺听见父亲说：是不是美帝搞的鬼？但也有乡亲说，或许是地里的大力士搞鬼。每过几分钟，大地就摇晃一阵。那是余震，阿正旺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心里害怕，和十几个乡亲们一起在晒谷场不敢动，连小便都就地解决。
    阿正旺是幸运的，他一家人都活了下来。曾杰发睡在一楼的五个家属，却没有再看到天明的曙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因为在岳母家侥幸生还。这一晚，曾杰发担任生产队长的陶茂村，有167人丢掉了性命。阿正旺所在的大寨村情况好些，死了39人。
    邻近的峨山县小街公社，有40多名“牛鬼蛇神”因祸得福。他们从昆明工学院来到这里的五七干校学习，被同行的革命群众安置在低矮的牛棚里。这一次地震，昆明工学院死了120人，几乎都是住在条件较好房屋中的革命群众。

当时在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王凤起和他的同事，于1月5日凌晨赶到峨山县小街公社。“峨山旅馆最惨了，楼房几乎全部倒掉了，其中一个人躺在床上，上半身被悬在半空中，下半身则埋在废墟中，人已经死了。”王凤起说，当天正是赶集日，很多人住在旅馆里遇难。路边已经有了很多尸体，尸身上最多盖张席子，其中一个母亲侧身抱着孩子，孩子至死仍保持偎依妈妈的姿态，母子面孔都呈紫色，一看就是闷死的。
    给王凤起印象较深的，还有位于峨山县的某部队营房的惨况。据了解，该营房内有1969年冬季刚刚入伍的136名女兵，地震开始时房屋并未立即倒塌，她们身着内衣快速奔出营房，但一声哨响后，部队首长发出“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准备集合的女兵开始进屋穿衣，随即被余震导致的垮塌掩埋。
    地震波及了7个县，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建水县，官方事后公布的数字为7451人。而通海地震共造成15621人死亡，其中死绝户数为836户，而受伤总数是26783人。该死伤人数统计依据的是1970年4月15日各县上报的数据。而记者查档发现，在4月15日之后，峨山县与建水县均曾上报过修正的死亡人数，两者相加较此前多了180名逝者。亦即，此次死亡总数至少应为15801人。
    毛主席思想指引救灾天亮之后，在村里的晒谷场上，阿正旺和乡亲们看到有飞机在上空巡视。有些村民误认为是敌机前来轰炸，事实上是得知消息的政府利用飞机在空投食品。
    战争一触即发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而防震的知识则匮乏得近于零，以至于地震发生的当晚，很多村落不敢点火照明，更多人跑到山上躲藏，失却了救人的第一先机。村民们的互救由亲属邻里开始，待到部队陆续赶到，这个千疮百孔的震区才开始稳住救灾的阵脚。救人、埋尸、医伤、发粮、建房……这中间流传着很多感人的事迹。“我们什么考虑都没有，只想能多活几天。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曾杰发因此内心充满感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场从天而降的灾害，有时可以消弭日常的派系之争。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武斗，其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还埋了地雷。但是据当时在该所一室地震地质组工作的王凤起回忆，得知地震的消息后，对立的两派都集中精力奔赴灾区考察。但在灾区，阶级斗争的影子仍或隐或现，通海县的杨家荣说，他家邻居一个老太太当晚坐在半塌的屋顶上呼救，但没人管她，他希望自己的父亲能施以援手，但父亲甩了一句“她是地主婆”后就没有任何动作，是解放军天明后赶来才把她救下。
    14岁的阿正旺也记得，政府在发衣服的时候，会给贫农两套，而富农只有一套，盖房时也会先照顾根正苗红的家庭。甚至于在其他省市支援灾区的红宝书上，有些都特地注明捐给受灾的贫下中农。
    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的发放，带有更多的仪式性。灾区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物质援助，还抓紧生产备荒备战，同时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新高潮，除了不再跳忠字舞，灾区集体性的早请示、晚汇报恢复如旧。精神援助成为各个慰问团发放的主要物品。地震发生后，灾区先后收到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十多万封慰问信……通海县高大乡政府至今还留存着十余袋当年未曾发完的红宝书。
    1月7日的慰问电是党中央唯一一次公开表示对灾区的慰问，毛泽东、林彪并没有公开为此讲过话，但救灾的基调在1月9日的《云南日报》上已经奠定，称“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有毛主席思想指引，我们一定能夺得抗灾斗争的彻底胜利”。战胜地震灾害，也被认为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件大事”。
    没有中央领导前来慰问，仅有的一份慰问电在灾区广泛宣扬，灾民拿着红宝书，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由于当时正处于“文革”特殊时期，除了《云南日报》，其他省市的报道中很难看到与地震有关的只语片言。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仅有的一篇关于云南大地震的消息，但报道中并没有提及震级和伤亡人数，甚至连震区也仅笼统称为“昆明以南地区”。
    事实上，中央早已接到7.8级的震级报告。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回忆，地震之初，的确只初略估计震中在“昆明以南地区”，但当天赶到震区后，已将地震命名为“通海峨山地震”，后来更进一步知道建水县灾情更为严重，但考虑到“通海峨山建水地震”过于冗长，就没再更名。而民间为了简便，也简称是“通海地震”。

至于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虽然在1970年就已完成，但正式的对外发布则是在震后30周年纪念日，即2000年。
    通海大地震后，美国等国家曾要求来震区考察。王凤起说，美国的要求最初被回绝了，后来伊朗获得批准，还是他与外办人员陪同他们到指定的重建较好的地方考察，“也有很多要求，不让带这个，不让带那个。”
    地震预报的新起点通海大地震也将地震预报正式推上了前台。地震后不到两周，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再次表态，要“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
    李四光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力排众议的“地震可以预测预报”观念，开始成为中国地震业界的显学，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始践行“群测群防”；这是一个迄今仍有争议的研究方向……据中科院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王凤起介绍，“当时中国大陆只有北京、兰州和昆明三个地球物理研究所。我们国家是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才开始搞预报的，但云南是在1970年通海地震后才开始。”
    地震后，王凤起和同事开始去震区考察，发现震前有很多异常现象发生，只是因为“之前没搞这个工作，所以没人反映”。
    在经过原玉溪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教育革命办公室5人调查小组的两个多月的搜集之后，1970年4月汇编成册的材料中，录取了191起震前异常现象。
    譬如在震前十几天至临震，先在极震区后在外围地区，普遍发现狗狂吠乱叫甚至咬主人、打洞、爬梯、上房顶、不进屋的异常现象。地下水的变异情况也很突出，如峨山县小海洽兴旺村，一口从未干过的井突然水干见底，与此井相距数十米处的一坝塘内水位却相应升高，震后水井和坝塘内的水位都恢复原状。
    这些调查结果强化了中央关于地震有前兆的认知。专业的地震预报机构开始成立，深入民间的“群测群防”运动开始推广。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曾受到过质疑，云南省地震局有个叫张郁弘的人，就因持反对立场而受到广泛的批斗。“他说群测群防的成绩是零，甚至是负数，白花钱，很浪费。”王凤起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