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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达赖集团交往始末:因“藏独”分道扬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喇嘛化装成一名普通士兵,在“四水六岗卫教军”簇拥下逃向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但就整个中国而言,达赖集团并未完全就此切断与中国各政治势力的联系,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希望把达赖纳入自己的“反共复国”事业中,但终因双方目标南辕北辙而告吹。
    达赖二哥与国民党渊源颇深
    说起达赖集团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联系,就不能不提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作为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在1937年他的弟弟被确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他就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打过交道。1946年,嘉乐顿珠被选为“西藏代表团代表”出席南京召开的伪国民大会,随即进入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
    当年在南京读书的藏人,有许多贵族子弟。嘉乐顿珠入读这所学校,国民政府的用意不言自明。嘉乐顿珠在校期间还拿到蒋介石的奖学金补贴,并于1948年与其汉族女同学朱丹结婚,朱丹是国民党将军、蒙藏委员会委员朱缓光的女儿。嘉乐顿珠与蒋介石私交很好,但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嘉乐顿珠感到去台湾没有前途,于是转道回到拉萨。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大陆的统一正式完成。但以嘉乐顿珠为首的贵族农奴主势力不甘心失去特权,积极策划仍然保留的西藏噶厦当局与中央对抗。1952年,中央政府希望嘉乐顿珠率西藏青年代表团进京,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加入中国青年代表团出席维也纳的世界青年大会,但嘉乐顿珠却找个由头离开拉萨,取道山南偷渡印度,这正是后来达赖出走印度的路线。
    接受美国人的培训
    1955年,因民主改革触动了西藏周边地区一些藏族部落首领、商人及喇嘛的既得利益,他们开始密谋发动叛乱,其中康巴的武装后来演变成庞大的“四水六岗卫教军”(即美国人所谓的“康巴游击队”),其头领名叫恩珠?贡布扎西。为使“卫教军”有更大作为,贡布扎西不断派人去印度寻找嘉乐顿珠,试图与之合作。与此同时,当康区出现叛乱后,正寻找一切机会遏制中国的美国和台湾当局也认为机不可失,纷纷派人到印度找嘉乐顿珠。美国人希望嘉乐顿珠能联络“康巴游击队”,物色人员出国受训,并帮助嘉乐顿珠在印度噶伦堡和大吉岭建立针对西藏的间谍情报网。而台湾驻缅甸工作站的间谍头子张我佛则极力拉拢嘉乐顿珠“效忠党国”,希望他能成为“心向中央”的西藏“反共抗暴领袖”。
    1957年一个漆黑的夜晚,贡布扎西派出6名手下跟中情局特工一起秘密前往印度某地。当时,这些人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台湾,要么去美国。台湾情报人员私下里多次接触这6人,希望他们前往台湾接受“反共抗俄,光复大陆”的教育,但嘉乐顿珠则一心想傍上美国,苦口婆心地进行开导,最终他们放弃赴台计划。1957年3月21日晚,嘉乐顿珠亲自将这几人送到印巴边界,然后由美国驻达卡领馆送上飞往塞班的飞机。这些人在塞班岛接受了5个月的训练,进行了游击战、间谍及密码等方面的培训。
    两方合作同床异梦
    1959年3月,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策划了武装叛乱。叛乱被迅速平定后,叛军残余逃往印度方向,达赖也被裹挟出境。
    为了给达赖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嘉乐顿珠四处奔走。他写信给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希望其用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帮助西藏“独立”。然而就在拉萨叛乱被粉碎几天后,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西藏同胞书”,将“反共复国”、“五族共和”、“重建大中华民国”等作为原则,把达赖集团称为“反共爱国”的“西藏难胞”,对其“藏独”主张却毫无着墨。后来该文告成为国民党各部门处理涉藏问题的最高原则。
    看到蒋介石的讲话原文后,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激进派大骂台湾当局,坚决反对把西藏问题称为“中国内政问题”,而嘉乐顿珠则坚持立足于“反共”这一基本点,争取台湾的实质性援助。在达赖的默许下,从1963年到1964年,嘉乐顿珠连续三次密访台湾,与蒋经国会晤。会晤的目的是“沟通关系”,解决双方的“理解分歧”。可是双方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嘉乐顿珠只带回蒋介石写给达赖的一封亲笔信,蒋继续坚持西藏问题是“中国反共抗暴”运动一部分。与此同时,台湾“军情局”呈给蒋介石的材料里,也提到“达赖喇嘛与嘉乐顿珠旨在宣传西藏并非我国领土之一部分,为将来策动西藏独立铺路之阴谋……”


尽管藏台两方在最高政治纲领上存在分歧,但基于共同对付中共的目的,双方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合作。20世纪60年代,台湾通过情报部门设在东南亚的各工作站以及依然保留的“蒙藏委员会”机构,陆续向印度的达赖集团汇去活动资金,但台湾一直要求直接把钱付给“四水六岗卫教军”基层,以便鼓励他们加大袭扰中国大陆的力度,但“西藏流亡政府”坚持台湾必须将款项汇入达赖指定的账户,并一度拒收台湾的汇款。
    台湾“暗桩”关键时刻反水
    1960年,在中情局的资助下,叛乱分子在尼泊尔木斯塘秘密建立了游击基地。为争取这股力量,1963年,台湾“国防部”第二厅派遣一个叫格德仁波切的藏人来到木斯塘,建议西藏叛军接受来自台湾的教员和指挥官,并允诺提供比美国所承诺的还要多的武器。继格德仁波切之后,又有形形色色的台湾特工渗透进木斯塘,策反了不少人。其中尤以安多藏人头领贡唐催成影响最大,他以台湾为靠山,拒绝向寄居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集团“纳税”,也不服从其管理。台湾当局还用飞机从木斯塘接走一些有头有脸的西藏贵族,在台湾另行成立一个“噶厦政府”。
    面对台湾当局一系列“挖墙脚”举动,达赖集团又气有恼。嘉乐顿珠直接电告他在木斯塘的代理人拉姆次仁,要求在“卫教军”中展开“不需要台湾支援”、“不要台湾派人”的宣传。几个月后,格德仁波切被拉姆次仁找借口枪杀,其余台湾军情人员和一些亲台人员也被酷刑折磨而死,木斯塘“卫教军”的训练大纲也开始把台湾列为“抗暴对象”之一。孰料,由于台湾军医撤走,1964年9月,贡布扎西在试图通过外科手术取出身上的弹片时出现问题,丧命于手术台上。
    1973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出访中国,就清剿木斯塘叛军一事同中国政府达成一致。随后,尼政府以给予尼泊尔国籍为条件,将“卫教军”中一个大头目巴巴益西拉拢过来,此人正是格德仁波切极力培养的“暗桩”,一度当过“卫教军”总司令。巴巴益西将叛军的火力配置等重要情报汇报给尼军将领,还表示愿意带领300名随员追随尼军进剿。1974年7月,尼泊尔重兵包围了木斯塘营地,眼看挣扎无望,达赖录制了一盘磁带在木斯塘营地播放,在真切地听到达赖喇嘛的声音后,许多叛军放下武器,还有一些人自杀身亡。至此,这场在世界最高峰上进行的秘密战斗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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