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日军发起了一场纵贯中国南北、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军总计动员兵力约51万，其参战兵力之多、作战地域之广，创造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纪录，据称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亦是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军队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来所遭遇到的规模和破坏力最大的一场战役。数十万士兵及无数的平民伤亡；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被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在失去1/4的工厂的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亦随之锐减。此次军事败挫，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的诸多弊端。它与同时俱来的经济萧条与政治危机一起，使抗战胜利前夕的国民党政权遭到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日军“一号作战”攻势发起于1944年4月，至同年12月结束，前后持续约8个月，历经中原会战（或称豫中会战）、湖南会战（亦称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先后攻占河南、湖南、广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其中湖南会战自5月底迄9月初，历经3个多月，是“一号作战”中会战时间最长、国军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次战役。
    本文拟以湖南会战为中心，具体分析国军是如何从战略、战术上回应日军的挑战的，兼及其战略决策机制、情报信息系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
    一 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战略目的，一是要摧毁在中国大陆的美空军基地，以防止美空军袭击日本本土；二是要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铺设一条纵贯中国大陆南北，并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动脉；三是要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队，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力。由于日本当局主要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故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并由北而南打通平汉线、粤汉线及湘桂线的交通。
    对于日军的上述战略意图，国军方面是如何逐步认知的？
    军令部是重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掌理国防和用兵事宜的重要部门。军令部内设三厅，第一厅掌理制定作战计划、监督指导作战之实施、考核战绩、军队整训调遣等业务，第二厅掌理军事情报搜集研究及谍报网业务，第三厅掌理陆海空军参谋人事业务。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逐日详细记载了敌我双方的战况动态情报，为研究这场战役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以下主要依据徐永昌日记，分析国军最高指挥机构是如何判断和认知敌情的。
    从徐永昌日记看，徐氏最早于1944年2月25日获悉日军增兵抢修平汉路黄河铁桥，有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并获悉日军由长江下游向武汉、鄂西等处调动。3月4日，徐又获悉北平、上海各有敌机两批飞汉口。徐虽怀疑“敌或有企图”，但基本认定是日军的一种眩惑伎俩，没有予以重视。迄3月中旬，蒋介石判断，日军必拟打通平汉线，乃指示在河南布防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后者操有实权）做好应战准备。军令部据此拟具作战指导方案下达给第一战区。3月21日，徐永昌根据敌军调动情况，提出要警惕日军出于防空或交通上的考虑，有打通粤汉线的企图，并认为占领衡阳对敌最为有利。3月下旬，军令部收到各方情报，日军从伪满及长江下游大量调集武汉，并由平汉路由北向南集结大量兵力于豫北，判断日军有大举进犯企图。
    据徐永昌日记，是时国军可部分截获和破译对方密电情报。国军在各地所布置的谍报网站是军令部的重要军事情报来源。此外，各战区军事长官亦时有敌情报告。但国军的军事情报效能远不如日军。军令部综合各方情报，对日军动态的判断大致不差，但不够灵敏，而且有时难免出现偏差。
    4月6日，军令部收到来自上海的敌情报告，日军拟打通“大东亚铁路线”。徐永昌判断，日军为准备将来从东南亚向中国大陆撤退，并扰害中国西南空军基地，有可能先打通粤汉线，但徐永昌推断日军兵力可能难以抽调，并认为日军打通平汉线的说法，可能是声北击南。实际上，此时“一号作战”攻势即将发动，平汉路日军进犯河南在即。徐永昌显然对日军的实力和野心作了过于保守的估计。他将注意力集中于日军对粤汉线的企图固然不错，但轻忽了其首先打通平汉线的作战计划。作为军令部长，徐对敌情判断的偏差，必然影响国军在平汉线的备战部署。从中原会战前国军的作战准备来看，并未从其他战区调集优势兵力应战，显然对是次日军之强大攻势估计不足。
    日军“一号作战”于4月17日在河南打响之后不久，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最堪注意仍在中战场”，断言日军对湖南“将扰犯无疑”。是时日军确在加紧进行湘桂战役的作战部署。徐永昌对日军在中战场（湖南）的增调动态，观察比较敏锐。4月24日，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平汉线的攻势，是声北击南，其目标恐仍在粤汉线。27日，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但徐永昌认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日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主要在打击第一战区的国军，亦可能掩护换防或抢收小麦。是时日军在河南战场的攻势已近半月，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其打通平汉路的战略意图仍然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5月上旬，日军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6日，蒋介石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这一情报是准确的。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明确指示：“敌军打通平汉线以后，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务希积极准备。”同日，蒋介石还致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军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要图。
    进入5月以来，军令部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粤汉路的情报。军令部第二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约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5万~6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6万~7万，计约3个师团。但徐永昌对日军的进攻能力仍估计不足。5月19日，徐永昌在回答蒋介石“豫战之后敌人的动向如何”之咨询时，认为日军无持久进攻力，其部队亦多为杂凑。
    实际情况是，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在太平洋战场日趋不利的局面，企望通过在中国大陆的作战来鼓舞日本国民的士气。据称日军“大本营极端期待此次将成为今年最出色的作战”。为此，日军准备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进攻武汉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这些兵员中确有很多是只经过短期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兵团，因过去熟悉对华作战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兵团大部分已被抽调赴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但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作了反复、周密的策划和充分的作战准备。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
    相比之下，重庆方面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蒋介石于5月中旬指示第九战区和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积极准备，但只下达了一个简单的、提示性的手令，并未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显然对日军即将发动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而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军令部亦未拟具出详细具体的应对方案。直至会战打响十余日之后，军令部才拟出一个作战指导大纲来。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以为日军在前三次长沙战役接连受挫以后（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10月；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10月；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一时不敢再谋取长沙，再则以为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故而疏于防范。
    5月26日，亦即日军发动湖南会战的当天，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说：“随着我军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在岳州（今岳阳）、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试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它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
    重庆军事当局虽不像东条英机分析的那样没有觉察出日军的主攻方向，但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采取积极的对策和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
    二 战略部署
    1944年5月26、27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军发起攻势，揭开湖南会战之序幕。
    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日军展开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代表。
    28日，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会上报告鄂南敌情，认为“此番最显著之迹象，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中国战场（除滇西、滇南外）现约有敌军34个师团，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而以此次北战场战役观之，我指挥与战斗能力均见减低，此层至堪忧虑。”蒋介石对徐永昌的分析表示认同。次日，军委会最高幕僚会议继续讨论湘鄂战局。据徐永昌日记，与会诸人“咸认粤汉线势且必失，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并以北战场反攻为不可能，与其徒作牺牲，不若抽撤整理”。徐永昌独排众议，认为湘桂路地形易攻难守，应先于粤汉路部署抵抗和苦斗；北战场方面，仍须积极反攻，否则节节败退，抗战前途实堪忧虑。徐永昌日记载：“余气极发言，诸人皆无语。”

军事委员会最高幕僚会议的与会人员包括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部部长（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后勤部等）、侍从室主任、海军总司令、航空委员会主任、军法执行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等。他们大多主张放弃粤汉线的抵抗，显然已对粤汉线的仓促防守失去信心。退守湘桂路，可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在此期间从各方调集兵力，在桂林附近组织决战，或有制胜的希望；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对攻者来说，如同橡皮带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可能绷折。退至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就有这样的优势。白崇禧力持这一主张。
    而徐永昌主张于粤汉路节节抵抗，一方面是激于义愤，同时也有他的战略考量。
    据6月3日徐永昌日记，军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而徐永昌对日军欲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判断日军的企图是“欲打击我之野战军，杜我反攻或转用”，认为日军的进退程度，全视国军的反击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击重庆国军与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均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徐永昌之所以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乃因为他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日军“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
    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徐永昌认为，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抗战前途尚堪问乎？”徐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
    日军欲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即长沙、衡阳、桂林。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
    日军预定的作战路线是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军为主敌。日军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但我方此次的兵力比前几次作战都大得多，长沙一举可破。因此，战局的关键乃在于衡阳长沙之间敌军进行侧攻时的决战，估计攻下长沙后不致立即出现侧攻，而在进攻衡阳时，当前重庆军将会全力展开。”日军预测，衡阳地区位于国军第九、第六、第四、第七4个战区之间，主要决战肯定将在其周围进行。
    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5月26、27日，日军兵分三路南攻：右翼渡洞庭湖趋沅江、益阳；左翼从通城分趋平江、渣津；中央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日军号称在东西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
    5月28日，重庆军委会电令第九战区准备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重庆当局开始除从第六战区抽调1个师增援外，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蒋介石从第三、六、四、七战区抽调兵力增援，而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以现有兵力应战。直至战役开始一段时间后，重庆当局感到日军来势凶猛，才陆续从周边战区抽调兵力参战。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部署的战区防卫战略是：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但薛岳的这一战略部署是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法，日军早有防备。日军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另一方面，日军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国军总体参战兵力虽超过日军，但在要点的防守攻略上，兵力反居劣势。
    薛岳的外侧作战不利，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两个师团约3万余人围攻长沙，而薛岳仅以1个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守备，战斗兵员不过1万余人，守备的兵力与阵地极不相称。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是：“为了攻取长沙，必须攻占其西方的岳麓山。为此，派遣有力兵团在湘江左岸进攻该山，与直接担任进攻长沙的兵团相互策应。”而薛岳在防守长沙的兵力布置上，令张德能以第四军的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位于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在地理位置上，岳麓山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为长沙整个阵地之锁钥，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一旦失守，长沙绝守不住。守备岳麓山的第九师除缺员外，战斗兵不过3000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岳麓山周围设防），实属防广兵单。迄岳麓形势危急，张德能临时转用兵力，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即失守。长沙决战计划落空。

湖南会战自1944年5月26日开始，至6月18日长沙失守，第一阶段湘北的战役告一段落。
    再说重庆军令部直至6月10日，亦即长沙失守一周前，才拟出作战指导计划，并经蒋介石批准。在这个作战指导计划中，军令部拟定的作战方针是：以巩固重庆、昆明，确保抗战基地及国际交通为目的，进行战略持久战，控制有力兵团于六盘山、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各要隘，严防“敌奸”之侵入，见机再转攻势。从这一作战方针看，军令部主要担心日军西进，威胁重庆陪都和西南国际交通。
    6月4日王世杰日记称：“一般推测，以为敌军企图攻占衡阳、桂林，俾免该地成为盟军空军根据地。”王世杰在此前后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9年11月~1942年12月；1944年11月~1945年8月）。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已有相当准确的推测。从徐永昌日记可知，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洲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绝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
    6月18日，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军令部副部长刘斐认为敌人必乘势进攻衡阳，并可能入桂林。徐永昌仍以为“敌兵力不足，尚不至企图入桂”。而军令部所属的“作战研究会”则得出结论曰：“此次湘北敌军蠢动，以目前情报判断，其企图似在打通粤汉交通，求击破我野战军，仍为守势作战，但根据前述倭既有从事决战准备之余裕时间及兵力，则仍有增加兵力来华之可能，敌能否进一步攻战西安、昆明及重庆等重要据点，企图乘机解决我国战场，实不能不深加警惕。”可见军令部内对敌情的判断甚不统一。
    据徐永昌称，蒋介石对他的敌情判断将信将疑，但对他所提努力打击日军的主张则表示同意。长沙失守后，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衡阳之间拼命抵抗，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着手桂林防卫战。徐永昌则主张，下一阶段仍要在长沙、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以消耗日军，打击其侥幸心理。徐永昌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
    自6月下旬至9月初是湖南会战的第二阶段。日军总结第一阶段的战果称：“自开始作战以来，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九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为此，日军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下一阶段攻取桂林、柳州，要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尽量歼灭中国军队，为此，设法引诱中国军队采取攻势。
    衡阳地处粤汉与湘桂铁路交会处，是进入桂、黔、川、滇四省的门户；湘江连接长沙与衡阳，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日军估计进攻衡阳时，中国军队将会全力展开攻击。为此，日军计划在攻取衡阳的同时，以主力搜索围歼对日军侧攻和前来增援的国军，重点击溃湘东山区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
    国军在第二阶段的战略是：中间防堵，两翼夹击，置主力于湘江之东西两翼，实施正面阻止，侧背猛攻，战略上与前一阶段没有大异。在此期间，国军只以1个军用于衡阳防守，而东西两翼则先后投入了约13个军以上的兵力。
    6月20日，蒋介石电令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
    但日军迅速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6月23日即兵临衡阳附近。日军在兵力布置上，以2个师团进攻衡阳，以3个师团进攻湘东地区，以1个师团进攻湘江以西。6月25日，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十军死守衡阳。6月26日，第九战区拟具于衡阳与日军决战计划，并向衡阳周围调集兵力。同日，蒋介石指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
    7月1日，蒋介石主持军事会报，获悉广东之敌已向清远与从化方向分路进犯。蒋认为日军“打通粤汉路之计，已不可遏阻矣！今日惟一要图，为如何能固守衡阳，增强湘桂路兵力，以确保桂林空军基地，如能粉碎其犯湘桂路之企图，则此次作战当不失为成功也。”
    这个时期，蒋介石一再电令各兵团依照“正面阻止，侧背猛攻”的战略攻击进犯之日军。第二阶段军委会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均是执行这一战略，要求前方各军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或向敌人侧背发起猛攻，试图打消和狙击日军的战略企图。

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节节挫败以后，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群加指责。作为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对来自英美盟国的讥评尤其感受到莫大的压力。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谓豫湘战事颇减低中国信誉，拟令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蒋介石对此深感耻辱和刺激。7月21日，蒋对出席整军会议的军委会各部会主官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据徐永昌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其心情之愤激可见。
    白崇禧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始终持有不同看法。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不主张国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硬拼。他建议将国军兵力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破坏其交通和后勤补给，袭扰和消耗日军。7月26日，白崇禧从桂林致电蒋介石，呈述其战略主张：对敌战法应重加检讨，查岳阳至衡阳铁路约342公里，水路约710公里，公路约720公里，敌军10万以上，补给不足，我于正面既不能击破敌人及阻止敌人，拟请改变战法，转向敌后袭击其辎重，破坏其交通，使敌饥疲无法持久。
    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在目前国内外舆论交加贬议的情势下，国军唯有发愤拼命，打几个胜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转国际观感。徐永昌的意见大体上表达了蒋介石的心声。而白崇禧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的战略，可能对消耗敌人、与日军展开持久抗战切实有效，但难以在短期内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蒋介石没有接纳他的建议。
    第二阶段的基本战局是，以衡阳为中心，在湘江以东山区（湖南攸县、茶陵、醴陵、安仁、耒阳和江西萍乡、莲花）和湘江以西的丘陵地区（宁乡、湘乡、永丰），永丰，今湖南双峰。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第十军长达47日的衡阳守城战最为壮烈，因而也最具影响。但衡阳守城战只是第二阶段战局的一部分。衡阳周围的增援和解围战，以及湘江东西两翼的攻防战，国军不仅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而且战斗亦十分激烈，牵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分兵力。
    8月8日衡阳沦陷后，白崇禧从桂林急电蒋介石，建议速将衡阳周围的第四十六军、第六十二军调往桂林，并请将其他部队大部撤至祁阳、零陵至桂林一线防守。从日军的战略意图看，日军占领衡阳后，必将迅速西进，攻取其下一目标桂林。白崇禧的这一部署显然是正确的。蒋介石接电后，让军令部加以研讨。而军令部建议将主力部队仍留在衡阳周围继续攻敌，其理由是：（1）前线撤兵，敌必跟踪深入；（2）激战之后，部队急撤，有溃退之虑；（3）撤兵影响人心与盟军观感；（4）目前态势，地理比较有利，利用现形势打击敌人，较退保桂林有利。军令部还建议蒋介石将白崇禧调回重庆。蒋介石再次接受了军令部的建议而否决了白崇禧的主张。8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军反攻衡阳。12日，蒋介石再次训令各军“以攻为守，并袭扰敌后方”。
    湖南会战的结束时间，历来以8月8日衡阳沦陷为标志。实际上，在衡阳失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仍命令国军继续在衡阳周边地区攻击敌人。直至8月下旬，蒋介石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开始转向沿湘桂路两侧组织防御。8月24日，蒋介石判断“敌主力向衡阳西郊集中，似有沿湘桂路西犯之企图”；9月1日，蒋介石确悉日军更有深入广西之企图，命令第九战区抽调主力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作战。9月7日，日军攻占零陵，零陵，今湖南永州。整个湖南会战基本结束。
    9月11日，军事委员会筹商湘桂线防御事宜，白崇禧再次力主撤全州兵力以增保桂林，其意以全州既难久守，不必徒作无谓牺牲，并请增兵桂林，担保桂林可守三四个月以上。徐永昌则以现时运至全州弹药，足供三个月之用，而且全州地形较衡阳为佳，尤利于守，似宜定一防守期限，纵即不能如期，亦可令其突围而出。这一次，蒋介石总算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张，但为时已晚。桂林很快亦沦入敌手。
    事后分析，整个湖南会战期间，徐永昌主掌的军令部对敌情的判断及其战略部署明显存有缺陷。如前所述，日本担心设在广西桂林的美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发动空袭，自始即将桂林作为此次作战的最重要目标。但徐永昌一直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处处都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湖南会战初期，徐永昌和蒋介石对日军攻势和参战兵力估计不足，导致国军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无论长沙、衡阳，均无充足决战之兵，将应参与决战之有限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第二线之防守，甚至因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有误，将兵力分用于日军非攻击方面之防守。

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
    三 指挥与协调
    战时国军指挥系统是，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军队训练、政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军、师、团等。抗战初期，曾于战区之下、集团军之上设兵团；集团军之下、军之上设军团；师之下、团之上设旅。但一年多后分别被简化。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1944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1944年5月6日徐永昌日记载，当日军事委员会“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引者注：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引者注：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蒋介石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为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中央军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长沙失陷后，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拒不从命，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薛伯陵（引者注：薛岳）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
    另据徐永昌日记，军政部长何应钦感慨部队整理之难，即如近在重庆之九十七军军长指挥不动其师长，言下唏嘘不置。
    此次湖南会战，除第九战区外，还从第三、第六战区抽调兵力。由于参战系统不一，容易出现多头指挥。除蒋介石越级指挥外，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蒋的名义发号施令。薛岳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其防区内自有调兵遣将之权。李玉堂等集团军主官也可名正言顺地指挥其下属。衡阳会战期间，蒋介石指派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白崇禧在战略方针上本与军令部长徐永昌意见不一，薛岳的作战意图亦与白崇禧不同。在这种不统一、也不专一的多头指挥之下，难免前后矛盾，左右失调，令作战部队无所适从。以第六十二军为例，该军属余汉谋第七战区建制。长沙告急后，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六十二军担任衡阳外围作战任务，归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据该军军长黄涛晚年回忆，该军在衡阳参战期间，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林蔚常以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挥；薛岳也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来指挥；李玉堂又以第二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名义来指挥。第六十二军处于多头指挥而又命令不一的情况下，只好以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命令为行动依据，直接与侍从室主任林蔚密切联系；有时故意藉蒋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调遣，薛岳亦无可奈何。

由于参战系统有别，多头指挥无所适从，部队长官骄不从命，地方部队保存实力等诸多因素，致使参加会战各部队之间步调不齐，协同作战能力差。战场指挥官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第十军苦守衡阳40余日，而前往解围的野战军如与城内守军适时配合，或可收内外夹击之效，无奈当内围突出时，外无援应；当外围进击时，内徒固守。另一方面，前往解围的各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步调不一。各军逐次前往解围，此去彼来，未能集中各军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结果坐失良机，陷于被日军各个击破的败局。
    四 官兵素质与战斗力
    湖南会战历时三个多月，双方参战人数，国军先后投入16个军、40多个师，35万~38万人；日军先后投入10个师团，25万~28万人。双方伤亡人数，据日军方面的统计，国军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伤病132485人，合计226400人；日军伤亡6万多人。《湖南会战》下册，第71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314页。而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国军伤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军伤亡66809人。
    日军伤亡人数，双方公布的数字接近。而国军伤亡人数则出入较大。日军方面公布的数字，包括伤、病、俘、亡在内，国军损失过半。国军自己公布的数字，不含病、俘，仅伤、亡两项，占国军参战人数的25％。
    导致国军高伤亡率的因素固然复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战意志，一是作战能力。
    关于国军的对日作战意志，历来存有不同的看法。200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战史著作。该书对湖南会战失败原因的分析，主要归因于蒋介石消极抗战，保存军事实力；认为蒋介石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尽力对付中共和防范国民党内的非嫡系，没有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这一观点基本上沿袭了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一贯看法。但从前文所述湖南会战前后蒋介石对日军的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来看，谓国军无意与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显然有悖事实。近40万国军兵力的投入，9万国军和6万多日军的伤亡，亦足证国军对日军的积极出击。尤其是长达47日的衡阳保卫战“是八年抗战中，保卫城市作战最长，伤亡官兵最多，敌我两方进行最为惨烈的一场生死搏斗”。其时，重庆20余万市民签名，向苦守衡阳的第十军官兵致敬。日军亦承认“从未有若斯顽强之抵抗”。重庆《大公报》社论将衡阳守军的死拼硬打誉为“抗战精神”。王世杰在日记中称道衡阳守城战“断然为抗战以来之一伟绩”。凡此均说明衡阳国军抵抗之顽强英勇。论者又有谓衡阳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军将领薛岳指挥的，而重庆统帅部则从中阻挠。而本文第二部分的叙述，证明这一说法亦属不实。
    另一方面，国军对中共的监视和防范，亦确然存在。据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日军正大举从湘北南犯之际，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开会讨论国军各战区作战计划，主要议题有二：一是预防日军北犯陕西潼关，南犯广东曲江；二是“预防共党窜扰后方问题”。6月10日，军令部拟具《国军今后作战指导计划大纲》，其第一条即要求“第八战区以第一线兵团，依陕东、绥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并监围奸伪”。“如奸伪以抗战口号向西南窜犯时，应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东截击敌人，我监围部队应由东向西逐次向长武、邠县、栒邑、正宁方面转移，绝对防止其向该线以西以南窜扰。”此处所称的“奸伪”显指中共军队。同日，蒋介石根据军令部所拟的这一方案，分别密电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针对如何防范中共，作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可见即使在日军攻势最激烈之际，国军亦未懈怠对中共军事扩张的防范。
    至于国军投入了多少兵力监视中共，据徐永昌7月3日日记：近来英美舆论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以致影响对日作战。徐氏辩称：胡宗南防共军队不过数师，何至影响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蒋介石主持召开整军会议，要求将国军现有的321个步兵师减编为240个师。参谋总长何应钦奉命拟订减编方案，240个师中，计划以140个师对付日军，20个师监视中共，40个师作预备队，其余40个师用于西北边防、缅甸及机场防守。这虽然只是一个计划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论，国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为7∶1。是时国军共分9个战区。这意味着国军至少以一个战区的兵力监视中共。
    另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国军官兵的素质与作战能力。
    抗战初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精良，常常以1个大队（营）战国军1个师（3团）或1个旅（2团）。日军第一军在山西有过战国军30个军的记录。抗战后期，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个人才能抵抗一个敌人。徐永昌的估计也大致相似：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应钦在拟订国军减编方案时，其着眼点亦大致以国军1个师对日军1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战时国军1个师的编制约1万人，每个师的缺额少则2000名，多则3000名。徐永昌亦认为战时国军各师的实际兵力平均要打7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1万多人至2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3~4个联队。依此推之，1944年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

具体到湖南会战，据徐永昌当时的估计，国军参战步兵约为日军之1.5~2倍。日军炮兵约为国军的3倍，但因道路补给关系，始终未得充分使用。“战术上敌比我极为集中，战斗上我远逊敌。”
    就官兵素质言，国军更远不如日军。史迪威对国军各阶层有一概括性的观察：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蒋介石亦有与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蒋曾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蒋在军委会召开的整军会议上援引苏俄顾问的话说：“中国军队现在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 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团以上司令部的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蒋还声称：“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蒋也许有痛责高级将领反省以及有“恨铁不成钢”之意，但仍可从中看出国军军官素质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记中亦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可见“官不如兵”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因士兵多为农家子弟，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良好品性。战时来华的外国人士，亦多有类似的观察。如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就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斗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
    但不幸的是，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质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兵役不良，是导致国军士兵素质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战中期，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黄仁宇正在国军中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疑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功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制胜最有把握的方法。据称在抗战初期，日军最怕国军的白刃战。但到了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比不上敌人，有时两、三个士兵尚不能活捉一个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冲锋与阵内战的战斗技能，平日未注意演习，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国军战斗力的薄弱，除装备不如日军，亦由于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长沙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士兵射击技术普遍不精。
    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之要着。
    蒋介石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犹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军令部在检讨桂柳会战时也谈道：“政治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此次作战，各级政府多行迁移，一般民众率多避难，致军队运输方面发生诸多困难。”“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各地方团队虽间或协助国军作战，但往往有劫取国军枪支情事。相反，日军却能利用中国民众运输粮弹，虽道路破坏，仍可继续攻势，锐意前进。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
    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湖南会战虽只是八年抗战中的一个战役个案，却充分展露了国军在战略战术、官兵素质、教育训练、后勤补给、兵役军纪以及民众动员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