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是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国内外许多著作中都有涉及。本文基于中美两国档案资料，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对华军火解禁的缘起、军火禁运的颁布、影响及其解禁进行梳理，进而加深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复杂性的认识。
    一、军火禁运令的颁布
    军火禁运可以说是马歇尔使华期间，美国政府就中国内战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出的最严厉的制裁措施。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禁运令的颁布时间、颁布人和颁布等具体问题，看法不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几个月里，中国局势日渐恶化，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险。在此危急关头，受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邀，马歇尔将军以总统特使身份赴华，调停日益紧张的国共关系。在调停初期，马歇尔取得了成果，国共顺利达成了四大协定。为保障已有的调停成果，马歇尔竭力将战火控制在东北。他建议蒋介石在占领长春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占领长春后，蒋介石下令军队继续向北征战，企图一举攻占整个东北。东北事态一发不可收拾，国共矛盾再度激化。在东北受到挤压的中共军队只好谋求在华北的战略空间，于是冲突范围从东北进一步扩展至华北。局势开始超出了马歇尔能力所及。
    国共军事冲突在东北的激化及在华北的蔓延，既加深了马歇尔对蒋介石的不满，也增强了中共对美国的敌意。如果内战继续向华北蔓延并扩大，将意味着马歇尔调停初期的成果毁于一旦。对此，马歇尔失望之至，他向蒋介石抱怨道，“政府在东北之军队，继续不断向前推进，……使鄙人之调停工作，极端困难，且可使鄙人之调停，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中共方面则将矛头直指美国一手美援一手调停的双重政策，认定美援助长了国民党的内战势头。因为如果美方不向蒋介石政府提供装备给养和运输工具，战争便不会扩大。中共代表警告说，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不及时制止东北的军事行动，将可能导致内战在全国范围的爆发。
    迫于马歇尔与中共方面的双重压力，加之东北的军事行动已达其力量极限，蒋介石于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持续了近半年的东北内战暂时平息下来。为了推行美方政策，保证停战期间的调停效果，马歇尔开始考虑动用其调处的一张王牌--美援。6月4日，他告诉蒋介石，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提供海军船只帮助国民政府运输军队和补给品到东北，并将这一决定通报杜鲁门。这一措施成为马歇尔撤出美援、挽救调停迈出的第一步。
    东北休战谈判期间，国民党依仗军事上的优势，漫天要价。它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企图将中共势力分割在若干孤立而互不联系的地区。实际上，这些条件是让中共“完全处于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连马歇尔都认为“太苛刻了”，“共产党不可能接受”。谈判遂僵持下来。蒋介石却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战争动员，加紧备战。在黄埔军校成立纪念的庆典上，为“坚定大家之信心”，蒋介石发表了“充满剿匪意味”的演讲，声称国民党已拥有足够的军力、充足的财力彻底打败共产党。
    随着谈判的僵持和战争气氛渐浓，中国的和平希望日渐黯淡，马歇尔日益担忧其在华使命的成败。这一担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美国政策的认识，以及对自己使华目标的理解。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中国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帮助中国成为了刚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它希望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能够代替战败的日本，作为美国的朋友在亚洲发挥稳定作用。显然，任何内战的爆发都会摧毁美国这一追求数年的战略目标。更重要的是，一旦内战全面爆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深入观察，马歇尔并不认为蒋介石政府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他曾经对国共军队做出过这样的评估，“从武器装备和训练上说，政府军也许稍胜一筹”，“如果人与人比，中共军队的战斗力要比国军强。中共每名士兵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与之相反，国军的部队，少校军官以下的都不知道”，马歇尔由此认为，“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政府军不可能摧毁中共军队”。7月份刚刚访华的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也有同感，他当时听到许多国民党将领谈论，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强大到很难被击溃。”
    导致马歇尔对中国内战忧心忡忡的另一个因素是苏联。虽然苏联军队在5月份已从中国东北完全撤出，但苏联政府却并没有减少对中国事务、特别是对美国在华行动的关注。苏联撤军后，它不断引用1945年12月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文件，敦促美国撤退华北的军队。苏联舆论还不断增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批判力度，指责美军在华北不是“帮助国民党解除日军武装”，而在帮助转运国民党军队“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作战”。6月，苏联还曾发表文章全面批判美国对华政策，并威胁“苏联不会对美国对华政策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如影相随的苏方压力，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极大的掣肘。马歇尔担心国共战争的升级可能会让“苏联政府采取公开或隐蔽的干涉行动”。因此，为避免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对抗，美方的政策不得不顾及到苏方的反应。
    与苏方压力同时到来的还有中国人民的反美呼声。随着内战的扩大，中共及其影响下的人民群众也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美国和美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他亲自起草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援和美军的大量驻扎，是中国内战爆发和扩大的根本原因。中共反对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和收回一切对国民党的援助，并立即撤走驻华军队。作为第三势力的代表，民盟领袖罗隆基也指出，“马帅力谋和平，而同时美国政府又在尽可能供应正在从事内战的军队，……撤出美国的支援是马帅处理本问题最有力的要挟，一旦援助停止，政府就不得不谈判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歇尔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蒋介石所奉行的武力政策不仅有可能将美国拉入这场不得人心的兄弟睨墙之争，更为严重的是，它可能会导致美国与苏联的直接对抗。中国政府现行的武力政策促成了当前中国局势的恶化，而持续不断的美援则部分地助长了蒋介石的强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更大规模的援助。如此巨额的援助使马歇尔在整个调停期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中美关系白皮书》不得不承认：马歇尔一方面“努力协调中国两大对立集团问的矛盾”，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以武器和军火援助两集团中的一个”。马歇尔痛苦地发现，美国提供的援助越多，蒋接受调停的愿望便越小，他对局势的控制力就越弱。正是这一认识，促使他要求国务院向蒋介石重申美援是有条件的。国务院也认为，美援将鼓励蒋介石“通过武力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主张给予国民政府以有条件的支持，将美援作为迫使蒋介石做出合理让步的“杠杆”。时任副国务卿的艾奇逊就认为，如果国共谈判再次陷入僵局而诉诸战争，国务院将“考虑从中国撤出美军和停止物资支援”，以“增加中国人自己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接着，马歇尔直接向国民政府要员表达停止美援的意向。6月20日，他警告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如果中国爆发全面内战，“海军陆战队可能撤离，第7舰队将驶离现驻地，包括租借物资、剩余物资、借款等项在内的美援将被掐断”。
    马歇尔的这一威胁性暗示并未阻止蒋介石的内战决心和军事行动。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猛烈进攻，开启了全面内战。7月中旬，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向苏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规模进一步扩大。7月22日，马歇尔告诉俞大维，战争的深化将导致美苏两国在东北的较量，为避免卷入这场大国之争，美国很可能会采取完全撤出中国的政策。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美联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正在考虑“停止向中国政府运送军火武器，希望这一行动能帮助美国促成中国和平的努力。”一项酝酿中的政策计划正渐趋成熟。7月23日，中国政府驻华盛顿的物资供应委员会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出口准许证，运送从美国商业公司和战争资产管理局购买的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这批军火是抗战时期美国专门为中国制造的，中国政府早在年初就依据《租借法》购买了这批军火。在国务院的马歇尔助手卡特上校当时已得知他的禁运意向，遂询问马歇尔这批物资是否正常供应。马歇尔告诉卡特，他并不反对禁运，“只要禁运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将对一切尚未运出的物资实行禁运，不论这些物资是否已经付款。”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8月，当中国物资公司再度提出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事宜时，国务院当即明确拒绝发放这批弹药的出口许可证。这批物资遂成为禁运令实施后第一批被禁物资。
    考虑到禁运对国共内战的影响、特别是对蒋介石集团信心的打击，当时的禁运是秘密实施的，不仅没有公布，就连国民政府也没有通知。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有待于杜鲁门总统的正式批准；二则马歇尔想给蒋最后的机会，观其后效，为自己留下撤销禁令的余地。为了争取最后转圜的机会，马歇尔还特地安排了杜鲁门8月10日致信蒋介石。杜鲁门在信中发出了“最后通谍”：在短期内，“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真实方案已在制订”，否则，美国将修订其对华政策。对于美方态度的这一变化，国民政府中也有温和人士主张慎重对待。外交部长王世杰曾向蒋建议，战争之举至少应当缓行，“对于中共问题，至少尚须更作六个月之忍耐”，宜先就整军等问题达成协议，“六个月内，如该协议不能实行，政府自可自由行动”。但蒋介石在与陈布雷等人商讨后认为，王世杰的担忧纯属杞人忧天，“马帅态度尚不如其声明之焦急”，故根本未予采纳。面对蒋介石的置之不理，杜鲁门在无奈之余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8月18日，杜鲁门发布了军火禁运的行政命令，宣布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与内战有关的部分货品，不再给中国政府发放出口作战物资的出口许可证。
    二、军火禁运的影响
    对于军火禁运所产生的影响，学界的看法不一。资中筠认为，禁运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些被禁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已有大量的库存，而且，在实施过程中，禁运也逐渐放宽。陶文钊也认为，由于存在美式军备的库存，加上缴获了日伪军的大量枪支弹药，因此“短期的停运军火没有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起到抑制的作用。”邹谠认为，虽然国民党坚持认为禁运造成了军需品运华的耽搁和小型武器军火的短缺，但禁运“对蒋委员长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影响”。台湾具有官方背景的学者董显光则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禁运“严重削弱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共军事上的优势”。

由于禁运令本身的机密性，以及国民政府方面详尽、有针对性的统计数据和军事战报的缺乏，全面评估禁运的实际影响有一定的困难。但从一些问接的资料，依然可以大致看出其效果。它的确给国民政府高层带来了强大的压力。得知禁运消息后，俞大维便向马歇尔抱怨，美国的这一政策“将我们的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蒋介石得知该消息的第一反应便是“国军补给，遂因此而完全陷于困境矣”，并认为“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勉强回到了谈判桌。禁运所能带来的压力也仅够将蒋拉回到谈判桌，但没有对谈判本身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谈判中，蒋一再坚持8月6日提出的所谓五项条件，这一条件比此前六月谈判的条件远为苛刻。对于中共提出的缓和建议，国民政府不但一口拒绝，还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实现停战，中共必须先提交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人员名单，同时还坚持，在1946年11月的国民大会召开前，政府不会进行改组，国民党军队也不会放弃最近进占的地区，等等。
    显然，禁运所产生的压力没有给国共谈判带来实质性的积极影响。同样，它也未能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起到即时的阻滞作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战火迅速席卷了几乎整个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到9月份，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占领了蒋先前要求共产党撤出的大部分地区和铁路线，把先前提出的五项条件变成了现实。军事上的顺利推进使蒋确信，军事攻势足以迫使中共做出政治让步，最终实现其政治图谋。9月30日，他向中共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张家口发起进攻，并于10月11日攻占了张家口。战事的频频得手似乎让蒋介石集团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在10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大夸海口说，“三个月至多五个月”消灭中共军队。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黯淡了马歇尔的调停前途，而且彻底摧毁了国共和谈的希望。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后，周恩来通知马歇尔，“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谈判）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目睹调停濒临绝境，马歇尔只好连连向杜鲁门抱怨，“没有能从蒋介石那边得到任何让步”。11月15日，国民政府不顾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反对，单方面地召开了国民大会，“一手关闭了”国共“和谈之门”，马歇尔通过禁运推进国共和谈的希望彻底破灭。
    禁运未能在短期内获致效果，但并不意味着禁运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像禁运这样的事件，其后果通常不会在第一时间显现，而存在一个滞后期。禁运实施前，国民党已储备了巨大的美援军火库存，足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军事进攻。在这段时间内，自然很难体现出禁运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要弄清楚禁运带来的真实影响，需要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
    首先要注意的是，国民党军队持续、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使得其及时地补给军火变得愈加迫切。据统计，1947年国民党军队的军火消耗量，明显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年均消耗量，也高于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1947年的步枪损耗是抗战年均损耗数的300％，手机枪是7627％，轻机枪是379％，重机枪是278％，手枪是473％，迫击炮是741％，山、野、榴弹炮是476％，枪掷弹筒是542％，火箭筒是4170％，枪弹是202％，迫炮弹是320％，步、山、野，榴炮弹是138％，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62％，火箭弹是567％。即使用抗战时期军火消耗的最高年份与1947年相比较，这个数字依然非常惊人。1947年的步枪消耗是抗战时期最高年份的267％，手机枪是110％，轻机枪是177％，重机枪是211％，手枪是2244％，迫击炮是101％，山、野、榴弹炮是118％，枪掷弹筒是157％，枪弹是114％，迫炮弹是23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81％。如此巨大的军火消耗可以判定，国民党军队进行内战的规模远大于此前抗战的规模。
    巨大的战争规模，使国民党军队军火库存量急剧减少，美式军火的告罄意味着军队不得不依靠自产军火维持今后的军事行动。为及时将消耗的军火给予补充，国内军工厂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以补充前线所需。1947年步枪生产量是抗战时期平均年份的436％，手机枪是694％，轻机枪是393％，重机枪是296％，手枪是2469％，迫击炮是370％，山、野、榴弹炮是165％，枪掷弹筒是245％，火箭筒是2745，枪弹是177％，迫炮弹是434％，步、山、野，榴炮弹是164％，手榴弹、枪制榴弹是179％，战防枪弹是186％，火箭弹是212％。虽然生产量比抗战时期大为增加，但国民政府自产军火依然难抵其巨大的消耗。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797750发，而消耗达35903400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炮弹的生产量为146355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737，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

虽然兵工署多次要求一线部队提高军火利用率，“务使少量弹药获最大战果”，但是，再高的利用率也无法抵消日益扩大的内战所带来的巨大消耗。在禁令颁布后，尽管在禁令刚刚颁布的1946年8月，美国便与国民党签订了有关转让太平洋岛屿上剩余物资的协定，部分剩余物资也开始到达中国，但内战所消耗的军火量如此之大，这些剩余物资的到达不足以弥补战争所造成的巨大亏空，国民党军火库存量无可挽回地急剧减少，弹药短缺的问题在禁运实施半年后明显起来。当时，各补给区要求补充军火武器的战报频传，但均因库存耗尽而无法满足。例如，1947年2月27日，联勤司令部兵工署外勤司致电西安第七补给区，要求补给中正式步枪3 000枝。但“以往屯存第七补给区之中正式步枪，均已支配无余”。1947年4月4日，南京外勤司转给兵工署军械司的特急电报中称，补发给206师的步枪因库无存品而未能拨发到位。
    对于那些国民政府不能生产的军火，如山炮、野炮和榴弹炮炮弹、战防枪弹、火箭弹等，其供应就只能完全依靠有限的库存来维持。最为致命的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都是美式装备，“因其装备几全为美国所制之故”，零件不能从其他国家购得，“装备自若干部分损坏而有置换之必要时，禁运令便阻止中国向美国市场购取其所需”。因此，禁运实施后，一旦库存的美式军火和库存零配件告罄，美式装备的精锐师就等于被缴械了一半，美式装备的优势反而成了劣势。
    为了获得足够的军火，国民党开始试图从其他途径获得军火，缓解军火紧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946年10月，英国政府接到了中国方面的武器请求。对于中方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军火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在禁令颁布前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颁布禁令的同时，美国通知英国、加拿大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要求它们采取同步的行动，这一请求得到了它们的赞同。自1946年8月，英国政府就停止了向中国提供军火，随后还进一步将禁运的范围扩大到飞机零件以及相关资料等方面。这些国家与美国的配合行动，杜绝了中国自其他途径补充军火的可能性，强化了禁运的效果。
    对于军火供应的紧张状况，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有所察觉。1947年3月21日，他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且武器、运输车辆和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均已为国民政府自身的能力所难及。负责军火供应的联勤部兵工署体会到的军火供应压力更加迫切，“各战区消耗太大，需补弹药过巨，美械日械弹药久无来源，国造弹药因材料及预算关系产量有限，以致供求悬殊，无法筹补之苦。”为了克服弹药供给紧张所带来的劣势，兵工署不得不要求各战区依目前弹药产量及库存现状，“屯弹基准酌予减低，并就现存之产量补充”，并申请国防部“尽量充实本署制造预算以便增产，并请大量外购弹药输入济补”，共同克服当前弹药严重不足的难关。
    与此同时，直接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中共将领也发现了国民党武器装备补给的短缺不济。1947年2月1日，在陕北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告诉中共中央：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4月，马歇尔的助手艾尔文·吉伦中将给国务院提交了一份3月31日当天中国美式军火供应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军火库存供应天数在25－123天之间浮动。在他看来，从当前国民党军队的消耗来看，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将即刻耗尽这一军火库存。
    军火供应紧张状况明显后，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禁运所带来的军火的减少尚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么，它给士兵精神上带来的影响就很难精确估算，但它肯定存在。
    为了争取美援，1947年7月，蒋介石曾这样向司徒雷登控诉军火短缺的负面影响，“基层军官日益感觉到军火供应的短缺问题，并且影响着他们的士气，这种情况在满洲表现尤甚。”与政府军士气低落相反，中共在美国军火禁运期间的士气高涨。对此，驻沈阳总领事1947年5月份呈报国务院，“国民党士兵由于不能获得增援而对前途灰心失望；而共产党军队则更加团结，士气更加高涨。”1947年3月，美国约翰·K.索尔斯陆军上校从延安回到南京，因在北平军调部工作的关系，他在延安待了5个月。据他说，中共对国民政府方面弹药供应紧张状况非常清楚，在战斗中，他们设法尽可能地迫使政府消耗物资。在他看来，当时无论战场上，还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看，中共都表现得比政府“更有信心”。
    禁运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存在于禁运期，而且还延续到禁令取消后相当长的时间。从1946年7月禁令开始生效到1947年5月26日解除禁令，历时十个月的禁运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是一个解禁令可以消除的。禁令撤销后的两个月，魏德迈率领“事实调查团”来华，他发现禁运所带来的军火短缺问题尚未得到缓解。到达东北后，魏德迈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的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六军已不再是当年的新六军。其军长廖耀湘告诉魏，新六军在东北“消耗很大，又不能休整补充，完全被拖垮了”；在枪弹方面，“自动武器大都消磨太厉害，冲锋枪有好多已不能连发。”“自动武器和迫击炮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尤以炮弹奇缺”；在运输工具方面，“汽车和其他特种车辆，都已到报废年龄”；在士气上，“新六军战斗力赶不上当年的1/3，官兵素质减低，士气战志都低。”对于械弹的短缺程度及其影响之深，连魏德迈都始料未及。
    与军火禁运令所带来的迟滞效果相同，在禁令取消后，军火禁运同样带来了后续军火的供应紧张。1947年3月份开始凸显的军火匮乏，不仅造成了军火库的亏空，而且透支了应有的军火库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1947年以后国民党军火供应的持续紧张。例如，禁运令是从1.3亿发7.92毫米口径步枪子弹开始实施的，十个月后的开禁，也以恢复这批子弹的供应开始的。为得到这批军火，国民政府整整等了十个月。另据魏德迈报告，纽约怀特工程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在战争期间住在苏北，他亲眼见到成千上万的军队撤退，皆因弹药不继。
    由此可见，禁运虽然没有给马歇尔的调停带来预期的效果，却意外地给此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的军事攻势和进程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当然，这种影响显然并不如台湾学者所言，军火禁运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的惨败，但也不能说，军火禁运丝毫都没有影响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在一定程度上，禁运切断了国民政府的一大军火来源，导致其频繁的军事行动只能仰赖其现有的军火库存来维持。虽然在1946年7月禁运开始时，国民党方面已经“储备充足的器材”，但再充足的库存都是有限的，无法经受长期大规模战争的消耗，国民党军队出现弹药短缺在所难免。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失利，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禁运所造成的军火短缺引起的，而是蒋介石集团的穷兵黩武、战略和战术失策与军火禁运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禁令的解除
    1947年5月26日，美国解除了对中国的军火禁运。对此，在许多著作中皆有提及，但它们几乎都对解禁的内幕语焉不详。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中美双方的档案材料中，相关资料还是较为翔实和丰富的。
    禁运实施后，马歇尔的调停又继续了5个多月，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947年1月，马歇尔回国就任国务卿，并着手重订美国对华政策。与马歇尔一年前离开美国时相比，此时局势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冷战开始明朗化，美国对华政策更加明显地从属于美国对苏政策。为了集中精力在欧洲进行冷战，美国的一些文职决策者不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冷战的又一个“战场”。为此，当时国务院内部几乎一致主张“继续对华实施军火禁运”，因为“国民政府还未出现军事供应的紧张”，此时提供军援，对它有害无利。国务院远东事务主管范宣德是继续坚持禁运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有限数量的战争军需物资，只能鼓励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们继续这场无结果的战争，这些战争将导致国民政府因经济原因而走向崩溃。”他强调要防止中国成为冷战对抗地区，“我们的目标是不让中国成为我们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关系的障碍”。他建议，从减少对中国内战的卷入出发，美国应继续实施军火禁运，避免在东亚引起美苏的对抗及苏联对中国内战的干预。虽然范宣德主张继续禁运，但他并不主张完全和永久地关闭美国的军援大门。他意识到，军火禁运在持续一段时间后，将很快导致蒋军的美式装备运转不顺，“军火的缺乏将可能导致共产党军队的成功进犯”，为了防止国民党因禁运造成军火供应不足，从而影响战局，他还主张对国民党的军火供应情况“给予严密的逐日跟踪观察。”
    马歇尔基本认同范宣德的建议，但国民党美式装备部队对美式军火的依赖成为他心中的隐忧。在美蒋通过援助而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中，来自美方的援助已经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援助的停止实际上构成对蒋军的制裁性打击。2月14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他道出了美国在援助问题上的两难，“如果我们给予他们军火，我们在直接参与内战。同时，如果我们不再给予他们任何军火，我们在解除他们的武装，因为他们使用的是美国的装备。”作为国务卿，他必须更全面地权衡利弊。因此，在国务院讨论对华政策建议的过程中，他主张，在没有更好选择、没有把握保障恢复援助不会卷入中国内战的前提下，对华军火禁运应再继续一段时间。
    但是，美国军方坚决不同意国务院的意见，一致要求美国对国民党承担更多的义务。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指出，美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如果“收回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就将随之增强。”陆军部长帕特森也持相同见解，国民党在中国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共产党统治中国，美国政府不能“平静地接受国民政府的军事崩溃”，他呼吁国务院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中国问题，迅速采取行动恢复军火运华。
    虽然在政策目标上，马歇尔与福雷斯特尔和帕特森相差无几，但作为一个对中国有着深入体察的国务卿，经验告诉他，任何美援都将无法改变中国的现状，除非国民政府实施广泛深入的改革。加上苏联因素的存在，马歇尔在援华问题上更趋谨慎，他倾向于选择一项既不会深化对国民党的责任、也不会引发与苏联冲突的政策。他告诉帕特森，禁运目前尚未造成国民党军队的供应不足，苏联应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而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任何形式的援助，只有苏联对中共提供了援助，美国才有充足的理由重新制定和评估当前政策，否则，美国对华提供大量援助的政策将“导致中共的反美宣传，并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并有可能激发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对美国的警惕。因此，他依然主张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相对平和的解决办法。
    解禁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总统杜鲁门的关注。他担心军火禁运造成国民党的军事弱势，导致苏联势力乘虚而入，觊觎中国东北。他向马歇尔询问，“是否到了我们必须向国民政府提供军火的时候了”。对此，马歇尔告诉杜鲁门，禁令的解除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对美国而言，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虽然中国的形势正在恶化，但解除对华军火禁运依然为时过早。
    军火禁运实施半年后，禁运的效果开始明显，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军火供应的短缺。范宣德在给马歇尔的一份备忘录中总结到；1947年四五月间，中共在东北和华北发起了比以往更加强大的攻势，蒋军遭到重创，很快就被挤压到了一个个孤立的城镇。共产党的进攻以及军火的短缺挫伤了将军的士气，浪费了他们的供应物资，降低了本已很低的民众支持率，增强了美国观察家们对国民党军官的“明显无能的领导”的指责。与军事恶化相伴随的还有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由于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统治区工业生产能力持续下滑，农村凋敝，财政赤字扶摇直上，特别是1947年2月的黄金风潮之后，民众对法币信心顿失，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大规模的崩溃。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无法锐减军额，节制支出”，造成“政府负担仍极巨大，通货膨胀之趋势不但无法遏止，反而加速恶化”。3月1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因其经济政策的失败而辞职。为挽救国内危急的经济形势，美国方面开始考虑在经济上给予中国某些援助。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改组似乎让美国再度看到了希望。在这次改组中，政学系的张群出任行政院院长，政府中还吸收了民社党、青年党等小党派负责人和一些美国政府欣赏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贤达等。司徒雷登对此颇为兴奋，大肆吹嘘“组成新国府委员会的分子，……不能再好了”，“根据这次国府委员会中国民党与无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委员的质量来看，我们有理由指望他们努力进行健全的具体的变革”。纽约时报的评论称，“此次人士变动，将予主席以刷新政治，扩大政府组织之机会”，在这种情势下，美国可能履行马歇尔离华声明，“对华协助，至少在经济方面设法解决其困难。”

国际局势的变化为解禁创造了一个适当的国际环境。虽然冷战在西欧早已拉开帷幕，但在中国问题上，美苏均采取了比较冷静而慎重的态度。这要归结于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尚不明晰，使得“美国官员们很难将中国事务纳入冷战进程之中”。这种平和而微妙的关系一直维系到1946年11月《中美商约》的签订。商约的签订使美苏国共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重组。它标志着苏联觊觎已久的东北利益落空，美国取而代之成为东北利益的受益者，这使得本已复杂的美苏矛盾更加深刻。中共一改此前反蒋不反美的政策，转向公开反美。1947年2月，中共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自1946年1月10日起，与外国（美国）谈判并签订的条约和协议“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之中”，中共将不予承认。此后，中共公开地将蒋介石与美国归在一起，而自己则选择站在苏联一方。更为关键的是，商约的签订使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隐蔽支持中共变为在舆论上公开地声援，从含蓄地批评国民党变为公开地反对国民党。
    1947年3月12日，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发出了在欧洲对苏联进行全面冷战的宣言，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势力的外交总战略。“美国政府不再充满诚意地看待俄国人，并且对国会领导人提议的杜鲁门计划给予充分的支持……准备……努力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在中国问题上，美苏之间的协调和谨慎为紧张和对抗所取代，中共和国民党在此过程中亦已完成了各自的战略调整：一个采取坚决的反蒋反美政策，一个实施顽固的反共反苏政策。
    随着国内军事、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国际政局的迅速转变，国民党官员日益紧迫地要求美方尽快解除军火禁运。1947年3月底，驻华美军司令吉伦在回国前拜访蒋介石时，蒋向他提出弹药匮乏的问题。就军火供应问题，俞大维特地与吉伦会谈，俞大维向吉伦表示，“由于美式军火的短缺，美式装备师很快就将失去战斗力”，并委婉地指出美方对国民党由于禁运造成的战争失利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配合国内的行动，4月2日，中国驻华盛顿物资供应公司董事长王守竞向国务院中国科科长芮沃特提出了解禁1.3亿发7.92毫米口径中正式步枪子弹的要求。
    围绕着是否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的问题，美国国内再度展开了激烈的政策辩论。考虑到禁运给国民政府带来的弹药供应紧张及其对美国在华利益的影响，且国民政府已进行过一些效果不太明显的改组，国务院中国科也主张批准向中国出售军火。它同时建议，在援助方式上做一些改变，如以出售剩余物资的名义，或私人购买的方式取代正式援助形式。1947年4月2日，范宣德代艾奇逊致电马歇尔强调，“全面的军火禁运将严重损害中国军队的防御效率”，范宣德谨慎地向马歇尔建议出售这批剩余物资，作为禁运的一个例外。事后，范氏告诉艾奇逊，这封电报是“这几个星期以来我内心思想斗争”的结果。对于范宣德的决定，艾奇逊表示赞同。范宣德这位国务院内援华消极派的代表曾多次重申，大规模军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因此，在提出这一建议的同时，他强调美国的援助，并非如参谋长联席会议所称，是为了帮助国民党打赢内战，而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因供应不足而彻底瓦解；为此，他建议对中国实行有限援助，即只向那些美械师提供弹药。
    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多重变动，马歇尔的态度开始变化。他虽未立即批准国民党所申请的这批7.92毫米口径子弹，却下令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天津塘沽的军火堆栈转交给国民党军队，稍后，他还批准了转交美军在北平机场的军火堆栈。这批军火连同9月份在青岛转让的军火，无偿转交给国民党的弹药共达6 500吨。此后美方逐渐放宽并最终取消了军火禁运令。禁令在实际运作中被逐渐废弃。5月20日，美方同意将制造美式军火的图纸交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由此获得了生产美式军火的技术，具备了自产美式军火的能力，禁运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5月26日，马歇尔宣布，“采取必要步骤以解除1946年7月29日关于禁止给运往中国的武器颁发出口许可证的禁令……准许中国在我国市场上通过正常商业渠道购买武器”。同时，他还将美国的决定告知在对华禁运上同美国合作的各国。英国和加拿大当天表示，它们准备向中国提供运输军火的出口许可证。接着，美国政府以原采购价10％的价格，即65万多美元将1.3亿发子弹卖给国民政府，并于7月14日和8月¨日分两批从西雅图装船。至此，长达10个月的对华军火禁运宣告结束，美国政府展开了新一轮援华外交。
    四、结语
    根据上面综合的材料，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首先，军火禁运令的颁布经历了三个阶段。1946年6月5日，马歇尔决定停止向国民党提供舰队运输军队和后勤物资，这是马歇尔为挽救调停而进行的一个威慑性试探，是实施禁运的先声。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对国民党实施禁运，禁令实际上开始生效。8月18日，杜鲁门总统下达行政命令，宣布对国民政府实行军火禁运，认可了马歇尔所作的一切。
    其次，禁运令既没有抑制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也未能及时将其拉回到谈判桌上来。禁运令是中国国内军事局势恶化、全面内战爆发、冲突快速蔓延、调停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的。作为一种事后约束措施，它本身就是在局势极端被动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临时补救措施，不足以产生预想的威慑效果。
    第三，由于禁运前大量的军火库存，禁运的效果并未在第一时间体现出来，其影响在国民政府的美援军火库存告罄后方才显现。在禁运令颁布后半年，国民党军队才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军火匮乏状况。同时，长达半年的缓冲期也足以证明，在军火禁运实施前，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军援力度之强及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之充分。
    最后，在禁令的颁布和解除中，苏联一直是美国决策者决策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是一对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对美国来说，它从属的于当时的主要矛盾--美苏矛盾。禁运的“醉翁之意”在于潜藏于国共争端深处的美苏较量，无论是禁令的颁布还是解除都是如此。在禁令颁布过程中，避免过分激化与苏联的矛盾，保持美苏在东亚地区的平衡成为禁令颁布的重要因素；而在禁令的解除过程中，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调整及冷战的大环境也成为解除禁令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