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即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有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特别是国共两党的上层人士是否了解相关情况以及对此有何评论？由于这方面的史料比较分散，过去史学界未能搜集，不甚明了，后便成为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理由之一。本文拟通过分析已经公开的各种史料和新近发现的材料，说明在大屠杀发生后的几个月到一年多的时间内，中方就已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了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并且，从中方的军政要员到前线士官，以及国共两党、社会各界，都用不同方式对这场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愤怒的谴责。其后十年间，以亲历见闻为主的多种著述也陆续出版发行，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反映了沦陷时期南京的真实情况。这些史料不仅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派的谬论，而且从一个新的角度上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增添了佐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以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以及《南京事件之总结--否定屠杀的十五个论据》两本书之内容为典型，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各种铁证视而不见，并认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是“捏造的”；即使面对无法回避的第三方证据，亦以断章取义的手法加以曲解。田中正明在他的所谓“十五个论据”中，曾提出两点他认为是强有力的证据，即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其1938年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及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试图以此来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存在。日本右派的理由是：如果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中国政界、舆论和出版传媒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反映？
    历史事实是，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虽然日方极为严格地封锁消息，中国方面依然利用艰难获取的少部分资料，对发生在南京的日军暴行，在第一时间内进行了揭露和痛斥；国共两党及政治军事界上层人士也已获得了虽不完全但已明确的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消息。这在他们的日记、书信等私人文件中，均有清晰的描述；多位不同身份的幸存者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刊也在暴行发生后期及次年问世，并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类出版物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文化界知名人士也通过文章和著述深刻揭露和痛斥日军暴行。可以说，日军的反人类罪行昭然若揭。
    一 国民党上层人士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1938年3月29日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会议上，参谋总长何应钦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没有提及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进行的大屠杀，但这并不意味着惨案的不存在。其理由是：
    第一，“未提及”与“不存在”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第二，当时日军对南京进行了严密封锁，致使外界对日军攻占南京后的情况并不了解；
    第三，国民政府方面对在日军占领后的南京城内的人员伤亡数字无法进行统计，而且这种统计本身需要大量人力与时间，在情况不明和没有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之前，何应钦在报告中未提南京大屠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更可说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伤亡数字的认定是慎重的，也说明后来提出的数字是经过调查后所得，具有可靠性；
    第四，面对外国人士对“蒋介石、唐生智等扔下土兵自顾逃脱”的批评，何应钦在临时代表会议上的军事报告中不提屠杀事件，不无回避舆论指责的考虑。何况，在报告进行之时，日军在南京的犯罪仍在持续。
    从上述4点理由出发，支撑田中正明“否定论”的“强有力的证据”已经折翼其一了。
    其实，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不久，包括蒋介石、宋美龄和何应钦本人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在他们的日记、书信等公私文件中都已明确地“提到”了当时发生在南京的这场悲剧。这是有确凿史料记载的。
    （一）蒋介石的记载
    在南京大屠杀尚在进行时，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就在其日记中写道：“……注意四：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同年3月5日，他又在日记中写到：“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这是蒋介石笔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明确记录。
    后来，蒋介石又在1938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5月13日的日记中又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残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极优东方民族之仇雠相报，不知何日能了也。”这几份日记中所提到的他所见到的日军暴行照片，虽未明言是南京大屠杀照片，但仍能说明蒋介石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愤怒程度，并说明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政领导人的蒋介石，已明确且充分地知道了日军在南京和各地占领区的暴行，并看到了第一手的证据，表达了非常的愤怒，发誓要雪耻！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十分注重揭露日军暴行的宣传工作。他对时任政治部部长的陈诚下达了“搜集日本侵华战争兽行出版中西文本宣传资料”的手谕，以便“将日军官兵灭绝人道之兽行宣告于世”，此段原文转录如下：
    “陈部长辞修：……关于倭寇在华侵略战中之兽行，应迅即搜集中外文字之重要材料，装订成册，以后每月一册，出版中西文字，同时个别分印也可。中正。二十五日。”“为倭寇官兵之兽行，不仅违反战时国际公法，而且灭绝人道之实状，宣告于世界各文明友邦之军人，拟稿成后呈阅再发。中正。”
    又据蒋介石《事略稿本》记载：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10日，蒋介石“召见京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副议长陈耀东，听取关于首都建设问题之意见，并指示对日军在南京沦陷期间，所造成之大屠杀案，应协助调查”。
    从南京陷落之初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及其相关宣传和调查工作的关注都有证可考，这充分说明蒋对此案之基本情况是知晓的，并给予了重视。
    在蒋介石日记的史证问题上，日本右派曾摘录古屋奎二所作《蒋介石秘录》中1938年1月22日日记中一句“中国军队伤亡逾6000人”内容，并大做其文章，而对同一篇日记中明确记载南京之惨状的内容却故意回避，充分暴露了其抹杀史实的卑劣伎俩。
    （二）宋美龄的记载，
    作为战时中国政坛领袖之一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对南京大屠杀也有记录。
    宋美龄在抗战期间的对外宣传工作中，运用自己擅熟英语的专长，广泛与欧美各国政要和普通民众联络，揭露日本军阀的野心，宣讲中国抵抗侵略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及其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她重点揭露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各种暴行与罪恶，特别是日军对中国妇女儿童的残害，激起了世界人民对日军的极大愤怒。并且，她在演讲和通信中多次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兹特举例如下：
    1938年1月8日，宋美龄在其《复纽西兰某君书》中就写道：
    京沪一带原是世界有数的人口密集之处，如今已万突无烟，村市为墟了。日本飞机先尽量加以扫荡，所余剩的壮年男子再由陆军来做根本的肃清，妇人和小孩也没有例外的被杀戮，还有无数女子被他们奸淫侮辱。南京有数万人民，或被他们个别枪毙，或被他们系累成列，用机枪扫射。其他各城市也都如此，所以凡属日军所到之处，都有极度的摧残与死亡。
    1938年1月 10日，她又在《复美国圣路易某君书》中写道：
    未经屠杀或不及逃避的不幸人民，就遭到了更可怕的命运。各地女性，受到日军兽性的污辱，许多还被残杀，同时凡有作战能力的男子也给用枪弹或刺刀来结果了生命。除了被日军用作夫役者外，所有的青年都一批一批地加以杀戮。南京和杭州，日军到达之后，惊人的暴行就这样开始了。这种大城市中所有的情况，其他凡日军占领的村镇市集，莫不皆然。而且华北华中完全没有两样，全都遭遇了这种打破历史记录的杀人放火，奸淫劫掠的暴行。
    同年4月23日，宋美龄在（复加拿大多伦多某君书》时又写道：
    日本以全力侵略我们，……军队和无辜的民众，都遭到了无量损失，日军把他们成千累万地屠杀，而蹂躏女性，尤令人惨痛不忍形诸笔墨。世上从前所发生过的恐怖，论起规模之大，残暴之甚，总比不上我们这次所遭遇的，而且还在遭遇下去呢。
    由此可见，宋美龄是最早了解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之一。并且，她为将日军暴行公之于众，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除了蒋介石夫妇外，当时国民政府高级将领们对南京大屠杀也多有明确的记录。
    （三）何应钦的记载
    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对被日军占领后首都的状况当然格外关注。1940年他在著述《三年抗战之经过》一书时，对南京发生的悲剧有如下描述：
    敌占领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将我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其军官率领士兵，到处放火，并藉搜索为名，挨户侵入民家及各机关内，将所有贵重物品及中国艺术品捆栽而去。至于被强奸之妇女，更难计其数，并于强奸之后用刀割去妇女乳头，任其裸卧地上，婉转呼号，而兽兵则相顾以为乐。在一日之内，竟有将一个女人轮奸至三十七次者，被奸妇女之年龄有仅为十二岁者。南京敌军五万余人，其宪兵只有十七人，且根本不执行宪兵职务，可知其有意作恶，故极短时间内，我民众及妇孺被蹂躏及惨杀而死者统计在十万人以上。据外人目击当时情形者，称为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其野蛮兽行，比未开化之人种，盖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可见，何应钦在那份单纯的军事报告中未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又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并没有将日军对“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徒手士兵”所进行的屠杀看成是一种“军事行动”，本来就未准备在军事报告中占据篇幅；而消灭“便衣兵”也正是日军为其屠杀行为狡辩的借口之一。这份记录可与当时的军事报告互为印证，共同揭露了日方抹杀历史罪行的阴谋。
    （四）王世杰的记载
    王世杰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政治部指导委员，在其 1937年 12月至 1938年 2月间的日记中，对所闻南京保卫战的进行情况及城破后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强奸、抢劫等暴行有非常具体的连续记录。
    王世杰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据何部长敬之报告：此次守御南京之军队共十二师，人数在十二万以上。中央军只有数师，当撤退时，敌已由南城入城……共计此次守御首都军队，安全退出者约占全数之半，伤亡及陷于城内退入难民区或分散苦战者估计约三、四万人。至被俘之数，据敌军宣传（则被俘者）约四万余人。”
    12月24日，王世杰首次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据美国德国在目击敌军入城情形者在上海所发表之消息：敌军入城后，奸淫劫掠，甚于吾国昔日之土匪，解除武装之我方被俘兵士，亦被敌军大量屠杀，数以万计。敌军军纪之恶化有一日千里之势。”
    1938年1月10日，王世杰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大学美国教授Bates，曾在首都目击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军入城后抢劫私家物品，大批抢杀解除武装之我方军士及难民，并搜挟青年妇女于一处而强奸。该教授曾将目击情形以专电发送中外人士，但未署名。
    首都陷落后，日方声称所获步枪达十二万枝之多，高射炮亦达五十余门，予初不以为可信，今日晤何敬之（即何应钦），据云，大致确是如此！军委会同仁对唐生智多不满。”
    他在1938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军在南京、苏州及杭州等处奸淫烧杀，中外人士近均一致指斥，并闻苏州陷落后，日军统帅松井，亲往苏州夙以收藏著名之潘、顾两家，指索名画及其他古物，统帅本人尚且如此，其他可知。至于幼妇幼女之被辱，男子之被胁被杀，则为南京失守以后京沪一带之普遍现象。闻今日松井奉政府命令在京沪宣告肃整军纪，盖中外之指责已使敌人不能无所摄矣。”2月14日，他记载道：“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应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傅，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氏一月十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强奸、虏掠与惨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城内，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德国人估计在二万件以上。即仅就金陵大学校舍而言，难民之逃避该校中者约三万余人，（外国人之被侮辱口十人）强奸案当在八千起以上，有十一岁幼女与五十三老妇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房屋及商店，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烧，此种烧杀奸（淫抢劫等）行为往往于白昼在学校所在中行之，并往往由军官领导为之！此外，业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以及一般难民，被日军任意枪杀者，（为数极众，数不胜数，为数以万计）则触目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亦多数（被）受侮辱与劫掠，各国（大）使馆俱被劫掠。B氏函件已由该校给予一份）。”
    王世杰所用的资料多为当时在宁的第三方外籍人士亲身见闻，时效性极强，其客观真实性也毋庸置疑。在日军极其严格的消息封锁之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所能掌握的信息仅限于他们自己的经历，而单是这九牛一毛的记录已是如此骇人听闻！
    在当时战乱条件下，没有哪一方的人员能够有条件对日军暴行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当然不可能掌握精确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数据，因此上述资料中的一些数据与今日统计结果会存在若干偏差，而日本右派却针对这个代表了客观性的“不确定性”加以曲解，将第三方证人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到的证据断章取义，说成是“传闻的汇集”；或以偏概全，将国际安全委员会向日本领事馆上报的部分案例作为日本在南京城所犯的全部罪行；亦或是妄图宣扬一种“南京事件在东京审判以前并不存在”的言论，说“在东京审判时，贝茨教授（贝德士）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似乎在此之前贝德士教授并不认为日军的行为有过分之处，然而，从王世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贝德士教授从一开始就对日军的暴行作了清晰的证明。王世杰的该部分日记与1938年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相互佐证，共同记录了安全区的外籍友人对日军所犯罪行的见证和对中国人民的倾力援助。

（五）冯玉祥的记载
    冯玉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将领。抗战爆发时，他曾受蒋介石委托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赴上海前线指挥八一三抗日作战。冯玉祥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冯玉祥日记》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
    1937年12月25日，冯玉祥在他的日记中记道：“归来阅晚报，及今日报纸记之：一、杭州已入战时状态；二、南京我被杀青年五万人；三、南京我十二岁以下男孩均被敌运走……”这份日记表明，即使是在日军严格的消息封锁下，当时的报纸还是通过艰难获取的小部分资料披露了日军的这场暴行。
    （六）李宗仁与白崇搏的回忆
    在国民党著名将领、桂系领袖李宗仁与白崇禧战后所著回忆录中，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具体记载。李、白二人在抗战初期都是中方高级将领，担任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曾亲往前线指挥中国军队的作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于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后，更大肆奸掳焚杀，我军被俘和无辜平民被屠杀的，计数十万人。充分表现日本军人的兽性，为人类文明史永远留下了污点。”白崇禧则口述说：“敌人占据南京后，纵兵放火劫掠。屠杀、奸淫……妇女被奸淫无数，民众被残杀总在十万人以上。据当时在南京之外国传教士说，这种野蛮残暴之行为是现代历史上破天荒之记录。”
    上述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只是对南京大屠杀的一小部分记载和并不全面的记述，却真实地代表了当时外界所能掌握的关于大屠杀的情况。这些记述中数据的不确定性正是其客观性和阶段性的标志。由于他们不可能亲自在沦陷区内进行现场调查，所有的资料来源均是某一时段的下级报告或新闻报道，因而他们所掌握的不可能是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情形。但是，仅这些来自民国政界、军界具有显赫地位的名人记录资料已充分证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即使在当时日方极端严格的“钳口令”下都无法隐瞒了。
    二 亲历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无论日军当时怎样竭力地封锁消息、事后怎样无耻地美化侵略，也不可能蒙上所有南京大屠杀目击者的眼睛，更不可能阻止他们揭露事实真相。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官兵的亲身经历，是日军罪行的直接见证人，他们留下了许多详细真实的记录，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正是因为书写了这段历史。在当时并在历史上成为了“知名人士”。
    （一）钮先铭著《还俗记》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中任教导总队桂永清部工兵团团副兼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12月12日晚，他接到撤退命令后退到长江边，因无船渡江，避入幕府山永清寺，被和尚“剃度”掩护起来。日军占领南京后，他被抓夫，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各种暴行，他还被日军强迫抓去参加清理大屠杀现场遇难者的尸体，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直接见证人。直到1938年8月，他才得到机会逃出南京经上海转赴武汉归队。
    钮先铭在南京保卫战及南京大屠杀中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早在抗战时期就已被人发掘，著名作家张恨水、崔万秋当时就曾根据他的经历写出过《大江东去》、《第二年代》等作品。1943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他进行了专访，并予以报道。日军也对他藏身永清寺的情况有所察觉。1939年初，日本随军记者就曾在报道中说有中国军人“避难空门”、“落发为僧”，最后“从庙宇中脱走”；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1964年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占领之后的混乱告一段落，日本军官兵常游鸡鸣寺，与钮氏相邂逅，但终无感觉异状而未曾发现。”这些事实说明了钮先铭所记录的亲身经历是完全真实的，并不是他的创作。钮先铭，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因经历南京大屠杀死里逃生而成为了热门的“名人”。1971年，他在台湾出版了完整记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经历与见闻的著作《还俗记》，引起了广泛关注。2005年7月，该书改名为《佛门避难记》，在南京再版。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记录，其事实具有巨大影响者绝非一人。与钮先铭有着同样经历，留下同样记录的还有同为中国守军营长的郭歧。
    （二）郭歧著《陷都血泪录》“
    郭歧，1937年时任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奉命率部守城，参加南京保卫战，后因无法撤退，于城陷后匿居南京3个月。他先后藏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后又于安全区内几经迁逃匿居，直到1938年3月12日方冒死逃出南京城。其间，他耳闻目睹了日军在南京进行惨绝人震的大屠杀和烧、抢、好的惨剧。脱险回到后方后，他将在南京所见日军大屠杀暴行陆续做了笔记，最终汇聚成为《陷都血泪录》一书，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这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亲历见闻材料。1947年3月，他作为证人参加了战后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大屠杀元凶谷寿夫等人的审判，将刽子手送上了法场。

同样从1938年初到1940年内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状况的亲历者们留下的日记、笔记以及逃出后在后方补记追忆而闻名的人士及其作品还有很多。仅凭这些内容就可知：从1938年2月起，中国几乎每月都有报道或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书刊问世，虽然内容多少不一，但主题都是揭露日军在南京及宁沪一带的暴行。其中，多本书刊中有对南京大屠杀比较详细具体的记录。这足以证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已经比较广泛地披露于当时中国社会。
    此外，各报刊的记者中也有大屠杀亲历者和直接见证人，他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证据。如中国中央社、香港《大公报》从1937年12月24日起就开始报道日军在南京的屠杀等暴行，其中包括日军进行“杀人竞赛”的消息。
    在沦陷后的南京，这些珍贵记录的作者的生命安全随时受到日军暴行的威胁。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他们因揭露日军暴行的勇敢正义的行为而被历史铭记，不仅成为民国名人，更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 文化名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不仅政界和军界的民国名人笔下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当时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也发挥他们的专长，紧握手中的笔，将日军兽行公诸于世。
    （一）白芜著《今日之南京》及张友鸾所作序言
    《今日之南京》一书于 1938年 11月 25日由重庆《南京晚报》出版社出版，当时印了 15000册，售价三角。作者白芜，是一名来自南京的会计师，他将其在《南京晚报》上连载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及陷落后的南京城状况报道，共85篇汇集成书，在当时的山城造成了很大的反响。书中资料具体生动真实，全是从南京脱险回来的人们的亲身述说，包括日军在南京持续不断的屠杀、奸淫、抢掠、纵火、毒化、酷刑折磨等暴行；对中国文化的大破坏；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士兵与平民死里逃生的经历；南京民众对日军暴行的反抗与抗争；夫子庙、鼓楼等处名建筑被破坏的现状；铁蹄下妇女儿童惨况；南京民众对中国军队反攻的期盼；中国勇士对助纣为虐汉奸的制裁；中国军队在城郊的抗日作战；在南京外国人对市民的保护；敌军士兵的厌战反战行为；日伪政权在南京的严酷统治等，内容生动而翔实，这些见闻足以证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确凿。
    民国时著名报人张友鸾在为该书作的序言中，悲痛地说：“去年离开南京的时候，是一个阴雨的晚上……南京的面目如何了？天啊！谁愿意去预测？谁又敢预测？南京一天天的被毁灭，恶兽正在剥南京的皮革，吮南京的血髓，咀嚼南京的硬骨。《今日之南京》作整个的记录，在南京晚报上刊登的时候，多少人天天找这一栏看，多少人心里最难过是看这一栏。这是一篇古今中外不曾有过的‘大账’，白芜兄乃是脑清心细的会计师。瞧瞧恶兽欠下我们偌大的债款，我们将如何一笔一笔的索偿？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在历史上只算得小宗贷款了。”再次明确无误地指出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程度之烈，实属历史罕见。
    白芜在该书“前记”中也曾写道：“《今日之南京》在南京晚报上发表时，是听了许多人的报告，便平铺直叙的简单记录下来，使人知道沦陷区是怎样一个世界！……起因是为了有些朋友看到，以为惟其没有用文学手法，没有簪花作态，咬文嚼字处也还少，也许看得懂的人更多一些，不必有文学鉴赏力的大众老百姓也可一看，于是攛着我印出来。”作者特别强调说：“还有一点须在序里一说的，那就是《今日之南京》采取的材料全部都是失陷后敌人如何统治的南京，略去了城初破时的惨状，因为觉得敌人的焚杀之恶为人所共知，而指出其奴役我同胞欲使我中国人世世受罪，鬻身，帮凶，而无怨的一面者，报纸尚不多见，但其酷毒却实百倍于屠杀焚掠。人间惨痛，宁有逾此？写了下来，倘于千百读者中，有几个感到今世何世？！奋起和敌人算账，则我写此书也不算浪费纸墨者矣。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白芜记。”
    这段话说明，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军暴行事实不久后便“为人所共知”，不仅在新闻界而且在出版界都有了直接的反响。作者在“前记”中强调本书内容主要描述了敌人在南京的统治，已经“略去了初陷时兽爪蹂躏的宇宙间最丑态的事迹”，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依旧比比皆是。日军在当时就企图粉饰沦陷区的统治秩序、掩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本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南京城是“一具化过妆的血淋淋的死尸”！本书用“平铺直叙的简单记录”，彻底揭露了所谓的“升平、繁荣”的真实面貌，使得日本右翼费尽心机编造出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本书作为南京大屠杀重要史料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出版后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后来逐渐散失了。笔者认为，从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角度出发，该书的史料价值与历史地位应该受到更高的关注与评价。

（二）郭沫若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所作序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外国人目睹了日军暴行，作了真实的记录，并想方设法将日军暴行的消息通过在长江上的外国舰船电台发往上海并传向世界。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根据他的亲见所闻，并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工作的贝德士、史迈士等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及帮助下，编写了一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成为向世界报道日军在南京及沪宁一带实施大屠杀暴行的最早、最有影响的著述，震惊了世界。1938年6月，当该书中译本出版时，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为其写了序言。现摘要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战祸的口实，因而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奸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奸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发指者。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姬，均难免于淫欲者的魔手。有的在奸淫之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令人奇怪的是，郭沫若所作的足以证明他知晓南京大屠杀状况的这篇序文，并未收录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内，也没有收录在 1958年出版的《沫若文集》中，甚至 1938年由丁三编辑、战时出版社出版的《文艺与宣传》和《抗战中的郭沫若》第四编《最近言论》中也未收录郭的这篇序文。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郭沫若的性格是比较率真，他在痛恨日本军阀暴行时写下的文字，骂得日本人体无完肤、入木三分，感情色彩较强烈，后来可能认为作为日本通和一名日本女婿，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正如他在1938年3月31日写的《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文，也没有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和《羽书集》中可得到印证。二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时，正当武汉将要陷落之际，局面混乱，因而没能在国内广为流传，甚至可能郭沫若本人手中也没有这本书，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入在他后来的著作集。
    （三）林语堂著《暴风雨中的树叶》
    林语堂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编辑、教授，曾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秘书，后来赴美办刊，在教育和出版界具有一定声誉。1937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虽在美国，但不久后也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并在著文中有明确的记述。
    1941年他用英文写作了《暴风雨中的树叶》一文，其中对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评论道：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拼刺刀即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指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采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席棚里，并浇上汽油，点起了火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至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奸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伙站在一旁。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神分裂症的、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历史性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可是，我们对一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己只想在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的这篇文章后来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其日译者竹内好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清。”
    郭沫若与林语堂都是当时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巨大的影响力。出自社会正义与良心的责任，促使他们对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进行了愤怒的揭露和深刻的抨击，他们犀利的文笔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日军所犯暴行及其原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是反驳日本右翼言论的有力武器。
    四 中国共产党方面记录的南京大屠杀
    田中正明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时宣称“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并且说“如果有传言中的那种几万、几十万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沉默的。”同对“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一样，他仅由1938年6月的某一篇军事文章中没提到南京大屠杀，就否定整个事件的存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没有参加南京保卫战，当然也不可能做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故未提南京大屠杀。这只能表明中共严谨如实的态度。然而，确实如他所说，如果发生了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是绝不会沉默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大屠杀发生仅一周后的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即刊登文章对日军的暴行予以揭露。此后，1938年1月5日和31日上月5日，该报分别以《日寇在南京的兽行》、《日寇的残杀奸淫，绝灭人性》、《我国妇女同胞积极参加抗战》为题，痛斥日军在南京“烧杀奸淫无所不至”，日寇的兽行“极尽野蛮黑暗，绝灭人性天良”。“日寇以空前之兵力进攻南京，肆行残暴。且对居民区域，残酷轰炸，以至街市为墟，死伤遍地。我国文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寇手。据伦敦每日邮报南京通讯员称，被亲见寇军将我军俘虏三百名，一律加以枪毙。沿江一带，尸身狼藉。日军汽车，在街上驰驶，碾过路上男女老少之尸身，血肉模糊，断手别足，惨不忍睹”。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揭露与宣传，并附“我国南京中央通讯社被日寇炸毁之惨状”等照片两张。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创刊的武汉《新华日报》，多次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月23日、25日《新华日报》分别以《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和《南京紫金山下杀人竞赛寇军暴行惨绝人震》为题，详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3月 9日，该报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5月30日，该报又以《南京同胞惨遭蹂躏》为题，指出“倭敌自侵入首都以来，对我军民之种种残杀淫掠行为，可谓穷凶极恶，惨绝人寰。”
    但是，由于日军的消息封锁和战时通讯困难等诸多因素，《新华日报》的报道并没有传播至陕北，在那里的中共领导人对于南京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仅能接触到日军在华北所犯罪行的消息。
    于是，为“了解敌人的情形”，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时事问题丛书”，针对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中的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分别搜集资料。1939年10月，毛泽东在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开篇文章《研究沦陷区》中，明确表达了系统研究“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指出为“一切抗战于部们供给材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
    在这本时事材料集中，“在南京”一部分记载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当局提出的控诉报告”，由编者随手摘录的12件，内容涉及各种暴行。该书称：“敌人在沦陷区烧、杀、淫、掠，馨竹难书”，“是可忍，孰不可忍！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这些中共方面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和记录彻底地驳斥了日本右派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记录”的谬论。
    五 小结
    纵观上述所引证的民国名人笔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录，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记录者身份是多样的，包括政界、军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等社会各界，他们均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不久，以日记、书信、公文、书籍在内的多种形式记录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材料的多样性，为我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佐证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据。同时，这种多样性只有自然生成的记录才可能拥有，充分印证了这些材料的原始性与真实性。而且，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日军的罪行，更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之热情和雪耻之决心，无论从历史见证还是民族记忆来说，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这些记录均带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日军暴行的持续时间是很长的，仅考查暴行相对集中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也从 1937年 12月上旬持续至 1938年3-4月间。暴行的层出不穷使得当时的记录必然是阶段性的。其次，暴行发生的地点既是不定的也是普遍的。一切见证，无论是新闻记者的报道、各界名人的证明，还是下级向上级的汇报、亲历者的记述，所能涉及的仅仅是暴行的个案或局部，必然是区域性的。
    第三，这些记录中，部分内容的重复与记载上的出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消息的传递都已受到极大的阻碍，不可能对各种损失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统计；其次，新的伤害杀戮不断发生，每日每时都在增加。记录的重复和出入恰恰代表了它们的真实--在不可能做出清晰统计的情况下，只有伪造的记录才能做到完全地精确与吻合。
    第四，部分记录的重复和记数的出人不能改变南京大屠杀之存在与性质。同时，这些记录中即使是重复和出入的部分，也为南京大屠杀的全面统计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从这些相关的记录中，我们才可能得出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
    第五，即使是按照田中正明费尽心计编造出来的“前期资料”和“后期资料”理论来检验上述记录，它们依然能够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然而，田中正明实际上是在按其需要从抹杀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角度对材料进行了取舍，而对不利于他的言论的证据统统诬为“三级资料”，对无法回避的第三方记录则以其为“夸张的传闻”加以排除，这明显是强盗逻辑。
    另外，需加说明的是，不同身份人士笔下的记录各有侧重。如，在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笔下，对于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相对较多，但经济和其他行业的官吏则对此关注记录较少，如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仅在其1937年12月17日日记中记道：日军由松井大将及海军司令长谷川率领攻占南京，其他就没有相关记录了。分析其中原因，大致可有以下几点：1.日方在占领后的南京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检查制度；2.日军在沦陷区各地的暴行太多太普遍，凡其所到之处到处杀人、放火、强奸、抢掠，后方一般人士，即使听说日军在南京有暴行，也不感意外，只是未能估计到日军会犯下如此的旷世之罪；3.各人关心新闻报道的重点不同，如作为主管战时经济工作的翁文灏，他在日记中主要写他所从事的经济建设工作和相应的有关情况，对其他事情则记述极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知道日军的暴行，更不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不存在。
    民国名人笔下有关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记载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之一，它们不仅是反击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利器，而且因其作者的重要历史地位，这些史料的价值与重要性比较一般的资料更加凸现。尽管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收集所有的有关人士的记录，但仅所引而言已足证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存在，并使日本右派的谎言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