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左右着国民思维，所以天皇有能力影响到日本民众的战争认知。战时，天皇以“遍宣皇道”为由，推动民众支持对外战争。战后，天皇又通过多重运作，来塑造自身和平使者的形象，蒙蔽民众，从而摆脱战争责任。在天皇及政府的宣传下，大多数日本民众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认识不清，而从天皇到麦克阿瑟、从战后政府到旧系军国主义分子都试图诡辩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便是天皇摆脱战争责任的基础。
    

天皇及天皇制最忠贞的臣子们从“玉音放送”之初，便开始着手策划净化天皇。在“玉音放送”仅七个小时后，时任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要求全国为无法“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而向天皇谢罪。从这一刻起，天皇成了宣传和平的使者，而其臣民却必须要因未能赢得战争而内疚谢罪。在这看来矛盾的背后，却是大臣为保护天皇而精心策划的概念转换。
    
    1945年8月17日，第一个皇族内阁东久迩宫稔彦内阁成立。东久迩首相作为皇族成员，以“维护国体是超越道理和感情的、是我们坚定的信仰”为根基，发表了著名的“一亿总忏悔论”：
    事情到如今之地步当然是由于政府政策的失败，但国民道义的败坏也是原因之一。在此我认为，军、官、民即国民全体必须彻底地反省和忏悔。我相信，全国上下的总忏悔乃我国重建的第一步，我国国内团结的第一步。
    “一亿总忏悔论”的出台，遭到了日本民众的抵制和批评，其中许多民众表现出被欺骗和被出卖的愤懑。在爱知县有舆论认为，“我们为了打赢战争，忍受着所有的无理，今天才晓得了解国力真相的指导者们的欺瞒政策”，“历来的指导当局在国民总忏悔前，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另外，佐贺县也有舆论反映“如果说战败的责任，应该是最高为政者的责任，今天，对民众论起败战责任没有道理”。 “一亿总忏悔论”的出台激化了民众对政府的质疑，但也将民众的愤怒导向军部。如此，“一亿总忏悔论”成功的将国民视线转向战时军部而非天皇，在民众认知上将天皇同战争责任区分开来。
    东久迩宫稔彦王
    除了在国民认知层面上庇护天皇外，天皇的大臣们还在美国人面前不遗余力的为天皇辩护。外务大臣重光葵多次向驻日美军高级将领宣扬天皇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外带威胁的表示天皇制同日本的稳定息息相关，以期求盟军司令部保全天皇制，并帮助天皇规避战争责任。臣子们的行动对战后驻日盟军关于天皇制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驻日盟军总部进一步感受到天皇对稳定日本的重大作用。
    天皇忠贞的臣子们在帮助天皇打下了推卸战争责任的基础——于内，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军部，而使天皇独善其身，远离纷争；于外，使得驻日盟军总部进一步看重天皇的作用，争取到了驻日盟军总部对天皇的同情。那么，接下来，便轮到天皇亲自表演了。

    战败前，裕仁天皇仅仅公开露面过一次，为保持天皇作为“现人神”的形象，这是必要的。但战败后，臣子们一方面将战争责任引向军部，一方面又极力宣传天皇是和平的使者。那么保持神秘便不再必要，展现天皇亲民的一面才是最适当的策略。
    战后天皇开始频繁的公开露面，亲近民众，如视差灾区，探望民众，其中最重要的表演便是天皇巡幸全国。在发表《人间宣言》后不久，昭和天皇便开始“巡幸”全国。天皇巡幸持续了近8年，累计165天，行程3.3万多公里，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列岛各地。其目的既是要提高天皇的权威性，也在于亲近民众，展现自身和平使者的风范。
    天皇视察灾区
    天皇巡幸使得日本民众进一步敬重天皇，这从巡幸中发生在京都大学的事便可窥一二。51年天皇巡幸关西，在造访京都大学时，遭到了部分学生的刁难。学生们先是在正门口的横幅上写下“曾经是神灵的您让我们无数先辈的生命终结在了战争上，所以请无论如何都不要再成为神灵了！也请多看看学生们的遗言吧！”然后在学校播放《君之代》时高歌《守护和平》。最后，有一位学生想递一份“公开质问状”给天皇，上面写了关于西寻公帑、朝鲜战争和天皇战争责任的问题。这份“质问状”在安保人员和校方的严防死守下，最终没有到达天皇手中。京都大学学子们的所做作为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民间对此事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有的要求京都大学学子下跪磕头道歉、有的声称要拿刀去京都大学砍杀那些肇事者、还有的甚至上万言书，要求废校。凡此种种，却都体现了战后天皇亲近民众，维持了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依然受到日本民众的广泛爱戴。在这种情况下，在广泛的民众心中天皇的战争责任几何，便不言自明了。
    
    除了对内维持权威，亲近民众，展现和平使者的形象外，天皇也积极拉拢麦克阿瑟。天皇本人在美军进驻日本不到一个月便亲赴麦克阿瑟住所与其详谈，表明他并未介入战争，是军部的人蒙蔽圣听，操纵天皇，甚至假传圣谕。谈话中，裕仁天皇还表现出对民主的热忱和对未能避免战争发生的无奈。一向不善雄辩、甚至连普通会话亦难以自如应付的裕仁天皇，却能如此伪善的辩护自己的责任，以至于“若是外星人听到了天皇的谈话，可能会认为天皇是1945年8月15日才刚登基的”。
    天皇积极拉拢麦克阿瑟——这位战后日本实际上的新天皇——取得了极其成功的效果，让麦克阿瑟坚定的站在了天皇身边，成为天皇推卸战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麦克阿瑟又是如何帮助天皇摆脱战争责任的呢？

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日本，成立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占领时期。麦克阿瑟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而君临日本，“对日本国民，事实上具有无限的权力”，“是八千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 美国占领时期，日本民众将麦克阿瑟看作带给日本民主与自由的“救世主”，将曾经用于形容天皇的用词加于其身。这段时期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中，不乏对麦克阿瑟的溢美之词。作为占领时期日本实际上的“天皇”，麦克阿瑟所享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与战败前的裕仁无二。于是，这边注定了麦克阿瑟对天皇的任何举动，都将带对日本民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麦克阿瑟主政日本期间，几乎不与日本政客或民众接触，“只有16个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 。而且每当麦克阿瑟谈起其在日本主政时期的感受和成就时，其以家长式的语气居多，所以麦克阿瑟对日本人绝谈不上亲近。但麦克阿瑟在接见裕仁天皇时，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谦逊和有礼，甚至有点恭维。1945年9月27日，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进行第一次会晤。当裕仁天皇到达麦克阿瑟住所时，麦克阿瑟亲自出来迎接，并用洪亮的嗓音说到，“非常、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先生”，并主动握手。这是麦克阿瑟的属下第一次听到他称别人为“先生”。
    在之后解密的天皇与麦克阿瑟对话的详细记录中可以看到，麦克阿瑟主动称赞裕仁终止战争的“御英断”，避免了日本民众遭受不可估量的灾难。并在会谈后，要求盟军最高司令部确定这样的“事实”：裕仁天皇在宣战之时并无行使权力之自由；天皇当时“欠缺对事情的正确认知”；裕仁天皇冒着生命危险终止了战争，避免了日本民众受到更为沉重的伤害。 此外，盟军总司令部还提出要追究“使日本国民的现在和将来都陷入苦境的陆海军知情者及其协力者”的责任，要以“指导者战争责任观”来改造日本国民的战争观。盟军总司令部还授意NHK播送《真相是这样的》纪录片，要求各大报纸转载《太平洋战争史——不真实的军国日本的崩溃》，从而宣传军部的战争罪责。
    
    另外，最为的重要的便是麦克阿瑟及其领导的驻日盟军总部，极力阻止东京审判天皇。东京审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官方对战争责任的认知。麦克阿瑟及其部下极力劝说华盛顿不可审判天皇，还在东京审判期间，不断施压法庭。在麦克阿瑟的、不懈努力下，天皇终于逃脱了审判，在官方层面上彻底撇清了战争责任。这成了天皇摆脱战争责任最重要也是最有力的一步。
    通过上述的方式，麦克阿瑟及其所统治的驻日盟军总部帮助裕仁天皇摆脱了战争罪责，“净化”了天皇的战时作为。因麦克阿瑟在当时日本具有无上权威，所以其对天皇的开脱，也使得天皇和平使者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蒙蔽了大多数日本民众。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合力之下，天皇在战后成功的摆脱了战争责任，摇身一变成为了和平的使者。但无论天皇如何善变，日本国内至始至终都有一批明白事理的人，抨击天皇的伪善，要求厘清天皇的战争责任。此外，以井上清为代表的部分日本学者在战后著书立说，要求审判天皇，揭示天皇的虚伪面孔，废除天皇制。由此可见，即便天皇再如何净化，其深藏的污点终究会被理性的人所发觉。虽然天皇能摆脱战争责任，却终究无法改变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