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沉浸在庆贺新中国诞生并开始热情似火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时，隐蔽战线上却仍然狼烟四起，退踞台湾作困兽斗的蒋介石咬牙切齿地向他的特务们下达了“对中共领导人进行刺杀”的任务。
    一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摆在陈毅面前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30%能开工。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残军，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信，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沉甸甸的，拆开一抖，“当啷”一声，一颗亮晶晶的子弹落在桌子上，信封内再无其他任何东西。恐吓信！陈毅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淡淡一笑：“哦，寄给我的礼物不轻嘛！”随即轻蔑地将信封、子弹随手丢进了桌旁的纸篓。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想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
    市长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旧人员主动交代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时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仇恨，蒋介石向“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陈毅！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和设在舟山等岛屿上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精心策划，已派遣特务潜入上海，要利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手段暗杀我上海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企图通过恐怖事件造成上海社会动荡。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陈毅排在第一位。
    敌人的这个阴谋已为我公安部门掌握的可靠情报所证实。
    此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暗杀计划。刚刚解放的大上海，鱼龙混杂，潜入的特务不愁没有落脚点。
    第一批执行暗杀任务的28名特务，在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工作站”站长封企曾的带领下，分批从舟山潜入上海。他们携有美制无声手枪、轻机枪和长短枪数十支，还配有全套电台设备。
    但是，这批特务立足未稳，即被我公安人员一网打尽。
    二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迅速又派来了由朱山猿率领的第二批国民党特务，欲对陈毅继续下毒手。这次他们除带了枪支和电台外，还带了美制雷管、高能炸药、手榴弹和剧毒氰化物。朱山猿，46岁，本名三元，因为有一身轻功，得诨号“山猿”。
    接到任务不久，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即将刺杀陈毅的计划，通过保密局设在舟山的电台，呈报本部，请毛人凤核准。这个计划分两头进行：一头是建立“工作路线”---保密局特工赵自强女朋友杨某是越剧演员，最近与赵旧情重续，如胶似漆，据杨对赵说，她有个同乡小姐妹在上海某剧团当团长秘书，陈毅市长鼓励知名人士为新上海文化建设事业服务，常去该剧团团长家作客。于是想通过赵自强---杨小姐---女秘书的曲折关系，接近陈毅。另一头是去无锡联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残兵头目潘震，许以“长江下游支队长”的头衔，让他拉上队伍到上海市郊的指定地点，配合“行动组”完成任务。
    毛人凤看完呈报，表示基本满意，当即下令执行。谁知出师不利，负责联络潘震的薛忠瑛折回上海时，被路卡上的公安人员以私藏枪支、伪造身份证的罪名扣留，不得不中断了与朱山猿的联系。朱估计薛那边情况不妙，大摇其头。幸而赵自强这边进行得顺利，他在给朱山猿的信中说：“兄所托之事，一切无问题，请来人提货。”
    于是，朱山猿决定孤注一掷，带上武器，直奔上海。朱山猿一伙到上海后，分散隐藏起来。朱独自住进浦东永乐村16号。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外地来沪谋生的苏北籍流民，朱山猿籍贯苏北，操一口乡音，混杂其间，难辨真假。眼睛一眨，已是3月初春，某日，赵自强来永乐村16号见朱山猿，朱问起策反女秘书的事，赵涨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朱山猿一再逼问，才知策反非但没有成功，反让女秘书数落一通，请他“一般情况下不要到团长家里去，团长工作很忙”。朱山猿忙问赵自强，可知道那团长家的布局？赵说去过几次，朱马上要赵绘一份图纸。当晚，朱山猿按图索骥，仗着轻功去团长家进行了踏勘。这时，周围形势已经吃紧，朱山猿却没意识到。先是潘震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接着“上海特别行动组”中有人被捕。不久，上海市公安部门对永乐村16号采取行动，朱山猿警觉，提前一天开溜，侥幸躲过了囹圄之灾。但朱的行动计划已暴露无遗。公安部门意识到朱的危险性，决定派侦察员沈伍打入敌人内部，弄明情况，以彻底肃清包括朱山猿在内的敌特分子。

沈伍受命后，有意识地流露不满情绪，让早已被“内控”的赵自强对其产生兴趣。有一天傍晚，赵约沈碰头，刚谈了两分钟，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从暗角里走了过来，赵连忙向沈介绍，这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组”组长朱山猿。朱朝沈点了点头，开门见山地说：“你原先在警察局工作，应该认识当时的消防处长周兆祥。”沈没有否认。朱山猿接着说：“他已被共产党留用，你能否靠上，把他干掉？”沈说自己已不在公安局，无法接近周。朱问：“你还认得谁？”沈说：“方志超。他现在在一家报社当编辑部主任。”方志超是原警察局行政处处长。朱说：“那你设法靠近方，他的思想赤化了，也应该干掉！”说完，朱山猿匆匆离去。沈伍对朱山猿的布置感到纳闷，经赵自强解释，才知毛人凤那里催得紧，朱只好先杀几个“小的”交帐，以缓解保密局本部的压力。公安部门作了全面考虑后，指示沈伍假戏真做，引朱山猿上钩。
    不久，沈伍约赵自强喝酒，饮至半酣，沈对赵说：“朱组长交给我的事已布置妥当，明天下午方志超要出差去外地，我约好中午替他饯行，这正是下手的机会，可我没刀没枪怎么动手？再则动手后，我又往哪里去？这些不知朱组长考虑了没有？总不见得让我杀了人后坐以待毙吧？”
    赵自强说：“这个好办，你老兄果真把姓方的干掉了，朱组长怎会亏待你？这样吧，你明天早上去东昌路口等我，我请示朱组长后，武器和指令一起交给你。”
    沈伍故意流露出不放心的样子说：“老弟，你不要朱组长、朱组长地喊得这么亲热，我总觉得到时候不仅是我，弄不好连你也一同会让姓朱的踢掉，你要知道，干事时人多的好，领赏时，人越少越好啊！”
    赵自强无法说服沈伍，只得摊出底牌说：“那你明天上午9时整到严家阁，直接跟朱讲，我也在场，会帮你的。”
    沈伍一听有门，追着问：“严家阁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赵示意他附耳过来，轻声轻语地回答清楚了，然后又再三关照沈伍要守口如瓶。
    严家阁是幢普通的老式民居，正门里开着杂货铺，其他的厢房、正房有10余间。间隔里有扇小门，直通后面的大弄堂。朱山猿选中这地方藏匿，是看中它的出路多，容易躲避逃逸。
    第二天上午9点，沈伍来到严家阁，对上暗号，被领进朱山猿的房间，朱见沈到来，颇为吃惊，问明来意后大喜，他拿出一瓶氰化钾交到沈伍手里说：“只要倒进几滴就够了！”接着又交给沈一把匕首：“我等你的好消息。”
    沈伍退出房间，绕严家阁走了一个圈子，确信无人跟踪后，悄悄来到伏击守候的人员那里报告情况。公安局的侦察员们兵分三路，一路把守弄堂的各个通道；一路占领制高点，另一路进屋捕捉罪犯。由于是攻敌不备，行动十分成功，朱山猿尽管敏捷如电，三窜二窜就从老虎窗爬上了屋顶，但迎着他的却是乌洞洞的枪口！
    就这样，又一批欲刺杀陈毅的国民党特务还未下手即被擒获，落入法网。朱山猿1950年4月被捕，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于当年9月1日，处以死刑。
    三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失望之下，将毛人凤召去大骂了一顿。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再次向毛人凤下达了针对陈毅的密杀令。这次，他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正在伸向陈毅，然而此时的陈毅却执意要将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陈毅上任后，看到各级政府机关的人员太多，每月的薪金开支成为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为此，陈毅决定对政府机构、人员实行精简，并宣布自己身边警卫人员从16人减为6人。负责警卫的保卫部门“抗命不从”，他们认为，上海解放后，平均每天发生两起重大匪特案件，行凶、爆炸、放火、投毒、打死解放军战士、抢走枪支弹药的事件时有发生，还有像影子一样躲在暗处的杀手。尽管陈毅本人对这些并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民政权捍卫机关的公安保卫部门，岂能对此掉以轻心，况且根据我公安侦察部门掌握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的暗杀陈毅的阴谋已在实施过程中。然而，陈毅的办事风格是说过的话一定兑现。几天后，他发现警卫人员一个未减，便叫来警卫处长，对他说：“精简机构是全党的事，谁都要严格执行，我当市长的能不带头执行？我这颗脑袋就这么值钱？”警卫处长心里想：说一千道一万，首长的安全要保证。他自己说不通陈毅，便把分管治安的副市长刘晓请来帮忙。刘晓劝道：“陈总，目前上海情况这么复杂，警卫不能减，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呀。”“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党在群众中的信用重要？”陈毅反问道。“这不矛盾嘛，”刘晓还是劝说，“为你的安全考虑，也正是为党的事业考虑嘛！你看，在战场上，主要军事指挥员的安全重要不重要？”陈毅坚持自己的意见：“同志哥！我身边搞那么多人，子弹要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则要对精简机构失去信心，这就严重了。今天我做主，不管怎么说，警卫人员非减不可！”就这样，陈毅硬是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了6人。

1949年10月30日晚，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台湾自己的别墅里亲自召见刘全德，要他去谋刺上海市长陈毅。
    刘全德在国民党特务圈子里颇有名声。他是江西省吉水县人，当时36岁。20年代末参加青年团，30年代初参加共产党，曾担任红一军团班、排、连长，搞过军队保卫和情报工作。1935年11月，他在武昌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一头拜倒在特务头子戴笠脚下。由于他胆大慓悍、枪法娴熟，深受特务机关赏识，认为他人才难得，就送他到特务训练班，接受爆破、暗杀等特种训练。从此他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充当鹰犬。先后当过军统特务头目陈恭澍、季仲鹏、毛森的副官，军统江西站行动组副组长，海外交通站站长，东南特区中校警卫队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上校警卫组长等职。他先后执行过数十次重要人物的暗杀、爆破行动，屡屡获奖，是一个极狡猾的老手。刘全德深知眼下谋刺陈毅与当年暗杀佘珍等人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汪伪内部矛盾重重，到处都有他们军统的密探，在他们的掩护下，他才得以轻而易举地得手。如今风云变幻，不但解放前夕毛人凤布置在上海的潜特已纷纷落网，而且上海解放后，从台湾潜入上海的特务为了求生，也多向公安机关投案和自首。现在去谋刺陈毅市长，必凶多吉少。但在毛人凤面前，刘全德怎敢违令，当天，他就动身飞至仍被国民党盘踞的舟山定海。
    同日，一份特急绝密电报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的手里，电文大意为：据可靠情报，台湾特务机关派遣少将组长刘全德带领安平贵、欧阳钦到上海执行谋刺市长陈毅的任务。杨帆看完电报，立即驱车直驶陈毅市长寓所，向他作了汇报。陈毅市长听后淡然一笑，说：“特务要来，你又不能阻止他来，但来了，就不能再让他跑了，一定要全部抓获！”
    听了陈毅市长的嘱咐，杨帆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陈市长寓所和外出时的安全警卫工作；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公安局社会处各室主任、科长会议，决定集中全力，首先把刘全德擒获。据查，刘全德在上海有4个交往甚深的关系，他潜沪后有可能在这几个关系处居住隐藏。对此，杨帆决定采取“张网捕鱼”和“见鱼撒网”的侦察方案：一是严密控制吴淞口，防止刘从此潜入；二是快速接触与刘全德有关系的4个人，争取他们为我所用；三是继续侦察新的重要线索。
    刘全德和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到达定海后，连夜赶到女土匪头子黄八妹的巢穴。黄八妹，又名黄百器，以前是上海郊区出了名的女土匪，投靠国民党后被毛人凤、毛森委任为“苏浙清剿总部直属勘乱建国总队副总队长”、“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上海解放前夕，黄八妹携部逃至舟山地区洋山岛屿，曾多次派武装匪特潜沪进行破坏活动，均被人民政府一网打尽。黄八妹是毛人凤埋在舟山地区的一颗“定时炸弹”。
    刘全德的确是一只难以捉摸的狡兔。到定海后，他先要黄八妹立即把他们3人送到大洋山，接着又对黄八妹说，3人一起行动，目标大，容易败露。他让黄八妹安排安平贵、欧阳钦搭乘去吴淞口的货船进了上海，然后，自己化装成“糖商”，于11月1日深夜悄悄离开大洋山，在浙江杭州湾乍浦附近偷偷登陆，于11月2日辗转潜入了上海。
    在大上海茫茫500多万人口中，要发现和捕获刘全德确非易事。撒出去的网已有几天了，仍不见刘全德的影踪，参战的干警心急如焚，杨帆更是一连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经过连日的排查，社会处发现了几名有接触敌特条件的人，其中有两个值得高度关注。
    陆某，解放前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刑警处当便衣警探。1949年5月，毛森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刘全德曾多次随毛森到过上海市警察局，从而与陆某相识。陆还认识住在长乐路文元坊的刘的密友姜冠球，刘全德抗战前曾住姜的楼上，与姜有房东房客之谊。姜知道刘为军统特务机关效劳。刘认为姜嘴巴紧，不会出卖他。因此，刘全德潜伏来沪很可能会在姜处落脚，派陆某去姜家探听刘全德行踪当不易被察觉。
    高某，抗日战争期间曾是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学生，刘全德当时任该校教官。刘在军统特务机关指挥下暗杀佘珍后隐藏在政治保卫学校，该校学生史晓峰掩护过刘，刘对史十分感激，以后两人关系日趋密切。高既认识刘全德也熟悉史晓峰，与刘、史虽无深交，但毕竟是同在一个学校。后来，史晓峰在山西南路开设了一家“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楼下做生意，楼上作住所，刘全德潜伏来上海也可能登门拜访自己的学生。
    社会处决定先让陆某到姜冠球处探听虚实。11月8日晚，陆领受任务，以探望弄内旧同学顺便看望为由到姜冠球家。巧的是陆某刚进门，就看到刘全德已坐在会客室内。陆某不觉一怔，内心既喜悦又紧张：喜的是亲眼见到了刘全德，证明他确已潜入上海，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急的是刘全德历来枪不离身，杀人不眨眼，应付不当，不仅有丧命的危险，而且再要发现他就更困难了。陆某暗自定了下神，便主动迎上去与刘全德打招呼。陆某的出现，也使刘全德大吃一惊。他对陆某的底牌清清楚楚，此人曾在国民党警察局当便衣警探，解放后仍被留用。今天何以这么巧，自己刚踏进上海就被不想见的人碰到！今晚陆某来姜家，莫非自己的行踪已被发觉？刘全德有些局促不安，但脸上却露出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起身与陆握手，并借机到窗口观察了一下外面的动静。见没什么可疑情况，他便回头狡黠地对陆说：“我刚从舟山回来，想请冠球替我找个关系去向政府自首呢！”陆某一听话音就明白，这是试探他的来意。陆故意不接刘的话题，流露出一副沮丧的样子说自己早已辞职不干，现在经营金钞买卖。刘全德不知陆某这番话真假，仍然十分警觉说自己还有点事，要先走一步。陆某知道刘全德分明是想滑脚溜走，为了消除刘对他的戒心，顺势对刘说：“那好，我们一起走，我到同学家去。”说罢，随刘出了姜家。但陆某心里十分矛盾：一直跟着刘全德怕要引起他的进一步怀疑，如果扭送他到公安局，夜里天黑自己又孤身一人，恐难对付。为不引起刘的怀疑，陆某头也不回地拐进了同学家。此时，刘全德站在姜家门口，目睹陆某招呼同学开门进去了，才一人匆匆离去。眼看着即将入网的“鱼儿”又游走了。

当晚，杨帆亲自听取了汇报，认为既然刘全德已经到了上海，那就绝不能让他轻易溜走，更不能让其阴谋得逞。姜冠球家刘虽已去过，但仍要布置侦察人员加强守候，以防刘再度上门，同时令高某向刘极可能前往的史晓峰处出击。
    11月9日中午，高某领命来到山西南路“大叶内衣公司发行所”，刚巧在门口碰到史晓峰。史晓峰见到多时不见的老同学，忙拖他上楼叙谈。推开房门，高某猛然看见刘全德正坐在屋里。高某立即上前亲热地与刘全德打招呼。刘全德见到自己的学生，又喜又惊，喜的是师生相聚不易，惊的是此番自己一到上海，就接连碰见熟人，心中不免疑窦顿生：是巧合，还是……刘全德毕竟老谋深算，他不动声色，边和高某交谈，边察颜观色，在言谈中试探高某。高某将计就计，对着刘全德大叹苦经，说自己解放后一直失业在家，想请史晓峰帮忙介绍点生意做，也好混口饭吃。虽然高某对答如流，但刘全德这只老狐狸仍是疑心重重，借口吃午饭时间已到，要高某留下来吃饭，陪他喝两盅。留高某吃饭是假，想灌醉高某让他酒后吐真言是真。高某为消除刘对他的怀疑，便坐下陪刘喝酒。席间，刘全德频频给高斟酒，高则来者不拒。两人你一杯，我一盏，觥筹交错中刘对高放松了警惕，说：“过几天，待我将货物脱手后，我们再畅饮一番。”高某见酒已喝得差不多了，急于想脱身向公安局报告，他灵机一动，乘刘、史不注意，将吸的香烟咬下半截吞下肚去，引起呕吐，刘见状，信以为真，让高一人离席而去。
    高一离开史家，便想打电话报告公安局，但又怕刘溜走，于是到马路上找了几个巡逻的解放军和交通警，向他们说明情况，要求他们跟随他去抓特务。高某带着解放军与交通警匆匆赶到史家门口，为免打草惊蛇，要军警在附近等他。高以酒醉不能骑自行车要将车放在史处为由独自上楼察看，见刘已脱衣卧于床上，即下楼招呼军警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刘全德擒获。
    刘全德的被捕，极大地鼓舞了全体侦察人员的干劲。为迅速摸清刘全德的罪恶阴谋及其同伙下落，以便一网打尽，上级决定一鼓作气，兵分两路，一方面布置侦察员对刘全德的几个主要关系处日夜埋伏守候，以防其同伙闻讯潜逃，另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刘连夜进行审讯。
    刘全德慑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一五一十地交待了潜入上海经过和活动情况。据其自供：10月30日，毛人凤派他和安平贵、欧阳钦一起到上海。毛森在厦门召见了他，不但面授了机密，还发给了电台和特务活动经费2780枚银元，并把已经派往上海和即将潜沪执行行动任务的保密局技术总队上海直属行动组组长邱信和“东南反共救国军”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江知平、副总队长梅文伟等都介绍给刘全德，授权由他指挥，刘全德可以与他们发生横向联系，必要时可以运用这两个组织配合行动。并下了死命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最后，他悲哀地说：“我这次到上海，算得谨慎小心，好多关系我都未走访，外出注意化装，避免碰到熟人。没想到，到上海才一个星期就落到你们手里。”
    根据刘全德的供述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情报，公安机关乘胜追击，安平贵、欧阳钦、邱信、江知平等19名特务分子被一一捕获。1950年8月，市公安局奉命将刘全德押送北京由公安部审理。同年12月，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刘全德死刑，其他特务分子也分别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