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我有幸涉足非洲北、西、中、东、南地区20余国，并在4个国家常驻使领馆工作，所到之处，非洲人民见到我们总是笑盈盈地竖起大拇指连声说：“China”（中国）、“毛泽东”、“周恩来”！我沐浴在我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培育的中非友谊的灿烂阳光之中，感到无比幸福与自豪，现采撷一组毛泽东与非洲交往的动人花束。
    以大无畏气概支持埃及人民的英勇斗争
    1956年7月，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为收复苏伊士运河进行了一场英勇的斗争。毛泽东以大无畏气概坚决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接见埃及驻中国大使时说，“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谴责帝国主义诽谤纳赛尔是“野心家”，揭露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手段企图暗杀纳赛尔的活动。他还庄严地向对方阐述中方立场：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你们。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还十分关心苏伊士运河的战局，提出了关于埃及反侵略战争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方针的建议，由周恩来转达给埃及政府。与此同时，北京约50万和全国各地上亿群众，进行连续3天的集会游行，谴责英法侵略。中国政府还反对美国企图趁机取代英法而建立自己的势力。我国政府提供2000万瑞士法郎的现汇援助埃及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物资。纳赛尔十分感谢中国气壮山河的正义行动，致信周恩来：“你们对于我们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心。我们有决心去粉碎英法和他们的走卒以色列侵犯埃及主权的帝国主义企图。”
    站在阿尔及利亚一边，不怕戴高乐生气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行动，在非洲大地上广为流传。阿尔及利亚人民解放军在1958年已拥有10多万军队，控制阿国土面积2/3，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于同年9月19日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中国于9月22日予以承认，成为继一些阿拉伯国家之后第一个承认阿临时政府的国家。毛泽东高度关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8年12月11日，他对来访的阿尔及利亚军备和供应部长说，贵国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80万法国军队，使它动弹不得。并说，你们不会失败，经过5年、10年，斗争会胜利的。当阿尔及利亚朋友感谢中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时，毛泽东连声说，应该如此，应该表示支持，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向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朋友表示，法国有4500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40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毛泽东还坦率地表示，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据说，法国曾试探中国可否在支援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作些让步。中方重申，支持一切要求解放的民族反抗侵略者，是中国的一贯立场。直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法才建立外交关系。在阿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期间，中国曾提供7000多万元人民币包括物资、军火和现汇的各类援助。阿临时政府负责人多次感谢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曾明确地说， “阿尔及利亚的解放要归功于中国人民和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影响。”周恩来称那个时期的中阿关系是“患难之交”。

严厉谴责美比杀害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
    刚果（利）， 今称刚果（金），于1960年6月独立，由于其处于非洲中部心脏地带，战略位置特别重要，加上矿产资源丰富，有“非洲原料仓库”之称。1961年1月，刚果（利）民族英雄、政府总理卢蒙巴被刚果反动势力冲伯集团杀害。在这一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毛泽东坚决支持刚果（利）人民的正义斗争。我国下半旗致哀，北京举行50万人的群众大会，强烈谴责美国、比利时及其仆从杀害卢蒙巴的严重罪行。此后，刚果（利）人民反帝反殖浪潮不断高涨。1964年11月，毛泽东发表支持刚果（利）人民的庄严声明，天安门广场举行70万人群众大会，连同上海等11个城市共80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强烈声讨美国侵略刚果（利）。中国政府还应非统组织要求向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医疗器械和药品及财政援助。毛泽东还亲切地接见来华的刚果（利）爱国武装力量领导，并介绍中国革命和经验以及斗争策略。毛泽东对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一直持光明磊落的态度。1973年1月，毛泽东对来访的蒙博托总统坦率地说，我们是支持卢蒙巴的，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我们给他们钱和武器，就是他们不会打，打不赢啊，我有啥办法啊！蒙博托被毛泽东坦诚的大政治家胸怀所折服。后来蒙博托在评价毛泽东时说，他是非凡的历史伟人，对改变世界历史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非洲民族解放组织训练大批自由战士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半期，莫桑比克、安哥拉等葡属殖民地人民和南部非洲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分别开展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武装斗争。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是兄弟朋友，受苦受难的人，应该互相帮助。中国政府通过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以及各解放组织驻非洲国家的机构予以各类援助。例如，中国曾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给予武器和军用物资援助，我军事专家在坦桑尼亚营地为莫桑比克培训了近万名自由战士。莫桑比克等国后来获得独立，长期以来一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民族解放的大力支持。非洲的自由战士对毛泽东十分敬仰。卡翁达曾赞颂毛泽东是“游击战争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当年十分关心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早在1954年5月，他就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表示完全支持南非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对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中国政府曾积极支持南非两大民族主义组织非国大和泛非大，包括培训军事人员。曼德拉曾表示，他为了开展武装斗争，阅读了毛泽东等人的一些军事著作。他创建的武装斗争组织“民族之矛”，曾向中国派遣了一批指战员，受到了中方友好接待。
    据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71年至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国占75%。

援建坦赞铁路向西方挑战
    当年，中国对非洲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就是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以巨大的魄力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从非洲形势需要、从奠定中非友谊基础出发，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援建坦赞铁路的决策，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坦赞铁路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
    20世纪60年代初，坦桑尼亚、赞比亚为建设国家、发展经济以及支持南部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非常需要修建连接东、中、南非的铁路。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认为“没有必要修建这条铁路”。
    1965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首次访华时，向我国正式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他诚挚地说：“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让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样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会见尼雷尔时以明确的态度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周恩来说：“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华时也向我国提出修建坦赞铁路的要求。毛泽东会见卡翁达时，风趣地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卡翁达感动地说：“赞比亚只有帮助非洲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中国的帮助。”毛泽东当即表示：“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18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毛泽东这番话，展示了我国老一辈领导人无私援助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崇高、博大胸怀。
    帝国主义及其媒体对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极为震惊，并进行恶毒毁谤和中伤。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中国对非洲的野心》的社论，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为了“给中国渗入非洲的计划增加吸引力”。美国报刊则攻击坦桑尼亚“正在被中国共产党用作颠覆基地”，惊呼“这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
    许多非洲国家得悉中国要援建坦赞铁路，都奔走相告，惊叹中国对非洲的无私真诚的大力援助。中国为援建坦赞铁路付出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64名工程人员甚至献出了生命。坦赞铁路谱写了三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向非洲朋友首次披露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访华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和盘托出了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著名战略思想，展示了对非洲朋友的高度信任。他轻松幽默地向对方娓娓道来：“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并热情地请卡翁达总统提出研究意见。卡翁达高兴地多次表示：“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时隔一个多月，毛泽东点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此后，“三个世界”理论成为我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同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出现了崭新局面。
    毛泽东衷心感谢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热情支持。1971年10月25日，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的决议，美国媒体报道称“在非洲等76个国家的支持下，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等等。毛泽东获悉后曾生动形象地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一个“抬”字极其传神地表达了非洲朋友对中国的热情、真诚、欢迎之意。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也表达了我们对非洲朋友深藏的感激之情。这句话深获非洲国家赞赏，长期以来成为反映中非友谊的经典名言，也成了中国人民不忘非洲国家帮助的座右铭。

病榻上倾吐对非洲朋友的真挚情意
    毛泽东在生命晚年、重病期间仍然非常尊重非洲国家，珍惜中非友谊。1975年4月中旬后，毛泽东因健康原因已长期没有会见外国朋友。6月下旬，加蓬总统邦戈继1974年10月访华后又一次访问中国。加蓬是中部非洲小国，当时同我国建交才一年多时间。毛泽东因病无法出面会见，便在病榻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相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毛泽东倚枕 1975年6月27日”。据说，毛泽东写此信正患严重的白内障眼病，信是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9张纸。每一页每一字都饱含着毛泽东对非洲朋友的无限真挚的情意，也展示了他对非洲朋友何等谦虚与尊重的崇高风范！
    在非洲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声望
    毛泽东与非洲交往长达1/4世纪，同非洲人民有着浓浓的情结，同样，非洲人民对他也怀有深厚的情谊。他逝世时，整个非洲恸哭了，许多国家下半旗致哀一周。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和留言，人民群众排着几里路长的队伍，默默哀思，向中国大使馆走去，在毛泽东遗像前深深地一次一次地鞠躬，致以无限的崇敬和沉痛的哀悼。
    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布迈丁主席称颂“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几内亚总统杜尔悲伤地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失去了现代史上世界革命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马里总统特拉奥雷高度赞扬说：“毛泽东的业绩和制定的原则以及他的政治家品质永远激励着子孙后代。毛泽东主席像一颗明亮的巨星，以夺目的光芒照耀着整个世纪。”
    尼雷尔总统赞扬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并亲自率领部长们来中国大使馆吊唁，还指令政府下半旗致哀9天。举国上下一片悲痛。
    卡翁达在长长的唁电中哀思：“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进行无私合作”，“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无私地献身于全人类事业”，“是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等等。
    博茨瓦纳当时同中国建交才一年时间，总统卡马也袒露了深蕴内心的敬仰之情。他说：“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毛主席的名字和教导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继续鼓舞我们大家”。卡马的这些评价深刻地反映了非洲国家无论是同我国建交早的老朋友，还是刚建交的新朋友，毛泽东在他们的心中都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并永远活在他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