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大张旗鼓地推展“政治革新”，不仅仅是受岛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同时也有岛外的压力。环顾80年代，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和平、民主、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台湾周围的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在不断地倡导维新，加速民主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也在不断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台、美“断交”之后，美国从其在整个世界及亚洲地区的利益考虑，认识到一个亲美反共“民主政权”要比一个亲美反共的独裁政权更稳定可靠，更能维护美国利益。基于这种考虑，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们以美国式的“西方民主”为标准，要求别的国家和地区仿效。美国国务院前中国事务科长费浩伟对台记者的一次谈话表明了美国正在对台施加压力，他说：美国在台主要利益之一是经济及相关的投资及贸易：第二是美国在台有军事战略利益；此外美国在台还有道德的利益。为了维护美国在台的利益，台湾当局对美国应该是友好的，至少是中立的。
    当时在美国国会中，一些议员对台湾当局表现出非常急躁的情绪，不惜亲自出马，成立了“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警告台湾当局不要“筑起高墙竭力阻挡改变现状的民主潮流”，不要“无意改造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追求的民主政治思想”。他们还提出警告：“台湾再次延阻民主政治的推行，可能严重损及美台之间一向密切的关系。”
    1985年9月，台警方又制造了李亚频事件，更使美国恼火。李亚频是老国民党员，早在抗战时期曾在军统服务。随国民党撤守台湾后从事电讯工作。后与丈夫陈韬创办一家短期通讯补习班，后改为国际商工职校，因经营有方而发迹。李亚频口才颇佳，并能讲流利的日语、英浯、国浯、台语与客家语，加之交际甚广，使她创办的学校名气越来越大，学生人数由120名发展到1？2万名。当时，李亚频想办一份报纸以保护学校，但此愿在台未能得以实现。其后，李在美国申请居留权，全家迁居美国，加入美籍，但仍持有台湾护照。
    1981年，李亚频在美创办《国际日报》，其主要内容是台湾、大陆与香港新闻，其立场忽左忽右，无一定性。李亚频在创刊之际，就曾刊出她专访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的新闻，而且两人名字均用大号字体，照片也刊登在版面上。专访内容涉及国共两党一些敏感话题，曾在美籍华人中引起轰动，从而使《国际日报》一炮走红。当时有人猜测《国际日报》是一份为中共利用的报纸，也有人说后台是情治系统的老板王升，还有人说该报对国民党是“大批小处，护卫大处”，对中共是“大捧小处，大批大处”。李亚频一面办报纸，一面于1984年11月返台定居，并于1985年5月参加高雄县长竞选。62岁的李亚频竭尽全力，凭着她一番巧嘴，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同。但当7月底选举揭晓时，李却名落孙山。对此，李亚频表示不服，并立刻在学校筹办一份社区刊物《国际周报》。准备揭露国民党选举黑幕。正当此项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李亚频被台湾警方拘捕。
    李亚频被捕后，在美《国际日报》上立即发表社论，指责台湾当局“钳制舆论自由，蔑视人权”，同时通过私人交往运动美国政府，要求伸张正义。两月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这一做法“与民主政治的观念不符”，要蒋经国释放李女士。“不宜多所延搁”。翌日，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发表声明称：台湾当局逮捕李亚频“乃为对美国人民和法律极不尊重的行为”。此后，美国众议院经过辩论之后，还以口头表决通过一项有关要求台湾加速民主化、开放“党禁”、取消“戒严令”、台湾人权与民主政治发展的233号提案。在此之前美国人权小组也有一些人对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速度太慢表示抱怨，基于台美的特殊关系，台湾当局虽对美国这种露骨的干涉做法深感不满，但也不敢公开或直接反对。在美国压力下，“行政院长”俞国华等人纷纷出面对美表态，说将“‘依法’公平处理此案”。9月26日，台湾警方被迫释放了李亚频。警方在逮捕李时，罗列了所谓“涉嫌”迎合“中共‘统战阴谋’”，“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的罪名。如果这一罪名成立的话，按照蒋氏字典，作为国民党的“叛徒”不成为江南第二，也要成阶下囚了，怎么能很快释放呢？台湾《八十年代》周刊对此评论道：事实上，抓人的情治单位可能根本没想那么多，他们要抓就抓，只因为她曾经是情治人员，想要制裁“叛徒”；或因为她在台湾朋友间私下传阅那篇专访柴泽民的文章，想加以制止。情治单位可能认为抓一个李亚频如同老鹰抓小鸡一般，还不是手到擒来？不巧的是，毫无节制的国民党情治部队夜路走多了，这次恐怕要碰到鬼了。
    李亚频案使台湾当局受到沉重打击。台报称：李案对台湾当局及蒋经国“形象之伤害”，为刘宜良命案“留下未愈的伤口上又划下了一刀”。为了改善国民党的形象，蒋经国在接待美国访台人士时，多次宣称要加速台湾民主化进程。

蒋经国晚年提出“向历史交代”，除了美国的压力外，也有大陆对台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给台湾当局以巨大压力。蒋经国认识到：如果继续坚持传统的“大陆政策”，势必导致民心丧尽，偏安台岛局面难以为继。蒋经国晚年为什么能够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据笔者研究，主要原因是：
    （1）企图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蒋氏父子在大陆和台湾几十年，曾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在政界与民众中积怨甚多。蒋经国病逝后从台岛刮出的翻案风就是明证。蒋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缓解社会矛盾和获取民众的好感。
    （2）谋求身后的“长治久安”。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讲国民党的责任和“向历史交代”，其原因就在于他看到要维持国民党在台统治，就必须实行“改革”。要“改革”就使国民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即“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各个在野“合法政党”将与国民党展开竞争，“台独”势力也将会更加猖獗，为防止“暴民政治”，适应“政党政治”的新形势，并在多党制衡中保持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就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再改造。
    总之，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代”的做法，有其被动的因素，亦有主动的因素在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变革求生存，“变被动为主动”，改善蒋氏父子和国民党在台湾公众中的形象，缓和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间的矛盾，争取党内外人心，长期维持国民党偏安台岛的局面。
    “革新”阻力
    蒋经国的“革新”决心虽然很大，但“改革”的阻力也很大，这股阻力首先来自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据台港报载：保守势力以“司法院长”黄少谷为其总头领。这位历经四朝的国民党元老，被誉为台湾政治上的常青树。当他83岁高龄时，还被蒋经国委以“司法院长”的重任，在“五院”之中，他是最具影响力的“院长”。他与过去国民党内结群成派的人不同，深深懂得以退为进、深藏不露之道。当蒋经国指派12名中常委分组研议“政治革新”六大议题时，总召集人兼第一小组召集人严家淦病倒之后，蒋经国未让资格最老的黄少谷顶替遗缺，反而委派“副总统”李登辉接替严家淦，黄虽不满但未露不悦之色，反而更认真研究第二组的“解严”与组党议题。但在某些关键时刻，黄的若干极具意义的举动，都表现出保守势力反扑的影子。
    例如，正值国民党内外执行沟通政策之际，“司法院”将已经搁置许久的《蓬莱岛》案适时宣判。接着，党外知名人士郑南榕被捕，颜锦福也被起诉，林正杰案进行宣判，周伯伦遭传讯，等等。虽然这些都是在强调“司法独立”情况下进行的，与政治无关，但“时间的巧合”、“动作的密集”，反对派人士认为均非寻常，因而他们便从这些现象宣称：不能以单纯“司法”案件视之，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动作。
    又如国民党当局纪念“双十节”，黄少谷又适时发表一篇“宪政与法治”的演讲，内容非常保守，与国民党、蒋经国主张的“革新”路线极不相称。据台湾舆论称：这项演讲系由保守势力向蒋经国争来的。于此时做此动作，意义颇不寻常。
    再如对蒋经国实施的本土化政策与沟通政策，均遭到来自四方面势力的反对。首先是受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其后保守的军方跟进。翻开军方喉舌《青年日报》、《台湾日报》，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反对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把那几位负责沟通事务的党内高官称为“政官”。王升派也反对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其因是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出自李焕的建议，李焕与王升失和，致使王升系统人马反对这一政策。再者，“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也是蒋经国“维新”路线的反对者之一。据报载：“资深立委”各派领袖人物联名上书蒋经国，坚决反对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资深国代”也积极进行上书活动。台湾《雷声》周刊1986年11月1日。
    蒋经国的“维新”路线，不仅遭到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阻挠，同时也遭到党外势力特别是民进党的反对。民进党与蒋经国之间对“革新”内容有不同的理解，是民进党反对蒋经国“革新”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国民党认为，“革新”以不改变“法统”和坚持“三项原则”（“不得违反‘宪法’、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为前提，又称“体制内改革”。民进党则主张从根本上否定国民党的“法统”，又称“体制外改革”。由于双方观念上的对立，因而不断展开斗争。面对各种反对势力，蒋经国深谙老爸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的格言。同时，他在多种场合批评少数人“惟恐天下不乱”，告诫“革新派”，要靠决心、勇气和魄力来贯彻“革新”路线，“唯唯诺诺的工作态度”，“优柔寡断”，必然会影响“革新”路线的推行。他一再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增进我们内部的团结”。同时，蒋经国在1986年底国民党中常会上和1987年元旦祝词中均声称：要以“新的认识，新的做法，开展新的形势”，要“努力追求革新”。蒋的谈话与文告明白宣布了：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坚持既定的“维新”路线。

而今，蒋经国早已作古，他发起、推动的“政治革新”，也因国民党丧失“政权”而告失败。对于蒋经国推行的“政治革新运动”，岛内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估：一种观点认为，“政治革新”的推行，使国民党从此迈向一个新时代。另一种观点认为，蒋经国的“政治革新”是换汤不换药，不会给台湾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笔者则认为：这两种评估均有不妥之处。应该看到：“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有利于加速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革新”党务有利于改善国民党自身的形象。同时也应看到。因蒋经国晚年的政治举措占有很大比重的被动因素，加之他的阶级立场与指导思想所局限，也有许多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又被台湾当局不断扩充，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诸如：既宣布“解除戒严”，又制定所谓“国安法”；既同意开放“党禁”，又不放弃反共“国策”；既让台胞赴大陆探亲。又设置多种限制。这些政策充满了自相矛盾，因之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根本解决台湾岛内存在的诸种问题。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新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岛内民主政治的日渐进步，党外势力要求解除台湾地区“戒严”、开放“党禁”的呼声震荡全岛，印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蒋、反国民党的街头抗议浪潮。蒋经国为进一步推展他的“政治革新路线”，“向历史交代”，宣布解除台湾地区的“戒严”。
    “戒严令”
    早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之后，蒋介石深感大陆败局已定，为防止不测，决心全力经营台湾。蒋的嫡系爱将、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根据蒋的指示，以台湾政府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于1949年5月19日宣布了“戒严令”，在台湾全岛实施“戒严令”。
    “戒严令”规定：自5月20日起，除基隆、高雄、马公三港口在本部监护下仍予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戒严”时期规定的禁止事项是：
    （1）“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港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非经特许一律断绝交通，其他各城市必要时，由各地”戒严“司令官依各地情形规定实行外，暂不宵禁”；
    （2）“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
    （3）“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
    （4）“无论出入境旅客均应遵照本部规定办理出入境手续，并受出入境之检查”；
    （5）“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
    （6）“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
    （7）“严禁人民携带枪弹武器或危险物品”；
    （8）“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第62页。
    颁布“戒严令”的目的：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是为镇压岛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自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日起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一例，也为陈诚所始料不及。随着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岛内民主力量迅速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意台湾当局的军事独裁统治，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大趋势下，党外势力便将“解除戒严令”与开放“党禁”作为反对国民党的主要目标。
    党外势力
    在《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的最主要战场就是选举，只有通过选举，党外势力才能“合法”地从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争得部分职位，以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当时，党外势力候选人提出“延续党外香火”“追随前辈脚步”等政治诉求以争取选民支持。《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家属直接参加竞选，更具有向当局挑战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都出来参加因台美“断交”而中止的1979年“中央增额民意代表”选举。

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观众诉说她的政治追求：
    “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第143-14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
    由于周清玉、许荣淑将自己的政见用最易打动公众社会感情的方式表述出来，加之社会公众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及对《美丽岛》案受刑人的同情，党外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许荣淑、黄天福、黄煌雄等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后尤清又当选为“监察委员”。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维持着20％的选票，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翌年底，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成绩也不错，党外势力开始走出高雄事件的阴影，意味着党外运动的重建。
    高雄事件后，党外势力无疑是奉康宁祥为其领袖的。
    康宁祥是党外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士。他1938年出生于台北市一个小业主家庭，30岁时才从台湾中兴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加油站工人。由于他全身投入政治运动，他在1972年当选为“立法委员”，1975年连任此职。1977年他又领导党外竞选市长与“省议员”活动，并将党外青年代表许信良、林义雄、张俊宏等推到岛内民主运动的大潮中。康宁祥主办的《台湾政论》是继雷震《自由中国》之后最具震撼力的党外杂志。高雄事件发生当天，他曾从台北南下高雄声援，到现场后见气氛紧张，估计要出事，为避免冲突遂先期离“《美丽岛》事件”中，该杂志发行人、“立法委员”黄信介在警方逮捕行动中被“请”上车。开。高雄事件后，康作为党外仅存的元老，为组织军法大审的辩护律师团出了大力。
    随着党外势力的复苏，投入党外运动的人愈来愈多，成分愈来愈复杂，内部的意见愈来愈不一致，随之使党外势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派系横生。对于党外运动中的派别曾有各种各样的分法。1980年，联邦德国籍政治学者杜勉曾将台湾政治体系中反对派分为五派：
    （1）行动派：以《美丽岛》杂志社人员为代表，但在高雄事件后解体。
    （2）孤星派：以《美丽岛》杂志核心分子家属为主。
    （3）民族社会主义派：他们是意识形态取向最浓的反国民党势力。
    （4）地方派系：他们的群众势力多以地缘为依归。
    （5）自由派：以康宁祥为核心，主张体制内改革和领导结构的台湾化。东方一：《台湾在野政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港澳情况》1987年第23期。
    台湾风云论坛社出版的《透视党外势力》一书中，艾思明也把党外势力分为五派：
    （1）承继传统势力的主流派：
    （2）群众运动取向的行动派；
    （3）以“黑派”为代表的地方派系；
    （4）基督长老教会和宗教势力；
    （5）民族社会主义。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1983年曾以“拥康”、“倒康”为主线，将台湾党外势力分为四派：
    （1）党外主流康派，或称“体制内改革派”、“温和自由民主派”，包括费希平、张德铭、黄煌雄等人。
    （2）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或称“行动派”、“革命派”。以许荣淑和林世煜、周清玉、尤清等人为主。
    （3）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以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
    （4）以陈映真、王拓、苏庆黎等人为主，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一派”。东方一：《台湾在野政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港澳情况》1987年第23期。
    党外派系分歧公开化是于1982年5-6月党外“立委”集体放弃杯葛预算审查和康宁祥等4人访美开始的。

1982年5月，“立法院”审议“警总”的预算，党外“立委”要求“警总”司令到会接受质询，遭到拒绝。党外“立委”出于气愤决定杯葛预算的审议。因质询当日出席会议的党外“立委”仅7人，根本不足以杯葛、康宁祥等经紧急磋商，决定提出三个条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放弃杯葛。此事本属正常，康宁祥处理并未错，但较激进的林世煜闻讯后，在其主编的杂志《深耕》上批评康宁祥向国民党妥协、放水，是“喝国民党的圆仔汤”。李敖对康也进行讽刺与责骂，要康对国民党的政策多放火，少放水。这就是所谓“批康运动”的缘起。
    同年6月，康宁祥多方联络，由“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发出邀请，康宁祥、尤清、张德铭、黄煌雄4人赴美访问。康认为这是党外势力首次以团体方式踏上国际舞台，其意义非比寻常。此间，批康运动逐渐升级，康为党外杂志群起围攻，连美国之行都遭批判；批康与党外阵营内部的争论持续3年之久。康宁祥后来回忆说：“高雄事件发生以来，老康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党外杂志产生一些反应”，“老康‘出国’时，党外杂志连他英语不好都要大做文章”，说他“英文那么破，‘出国’干什么”？三年半来的批康就是在这种混淆不清、纠缠复杂的“老康情结”下，愈结愈深。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第151页。
    1983年底，台湾将举行“增额立委”选举，因观念上的分歧与争论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83年3-4月，党外人士谢长廷酝酿组建“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该会9月18日正式成立。因在候选人上存在着分歧，激进的党外人士于9月份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观念上的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使党外势力遭到重创，在“增额立委”选举中，虽然江鹏坚、尤清、张俊宏等人得以当选，但康宁祥、张德铭与黄煌雄均告落选。党外势力在困境中艰难跋涉着。
    1984年9月，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跃上台湾政治舞台。该会具有政党雏形结构，费希平任理事长。公政会成立之后，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1984年11月21日，党籍“立委”蔡友士质询“内政部长”吴伯雄，询问公政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吴伯雄答称：公政会等类似组织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否则将责成有关机关“依法”取缔。
    党外人士闻此讯息后，即刻在吴讲话当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后党外人士发表声明称：
    （1）“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法律”，与后来颁行的“宪法”在人民集会结社自由权上有所不符，其“法定”效力尚有可议。
    （2）目前的其他政党，也都未“依法”登记在案。
    （3）“执政党”应保持宽大胸襟，勿使政治对立升高。
    针对党外声明，“内政部”宣称：政党并不属于一般社团，并不适用一般社团据以成立的“法令”。党外“立委”立即反唇相讥，他们进一步提出两份书面质询，矛头直指“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是否“合宪”。在一场唇枪舌剑之后，党内外矛盾已达极点。
    1985年，党外势力以陈水扁旋风为其先导，展开了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作为后来民进党核心骨干的陈水扁，这里不能不作扼要介绍。
    陈水扁，1951年2月18日出生于台南官田乡一个佃农之家。因家庭贫困打着赤脚读完小学。1969年，陈考入台湾大学工商管理系，因他酷爱法律，后休学准备重考。1970年他又考入台大法律系。1974年大学毕业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始终未与党外反对运动有直接接触。1980年，台湾当局对《美丽岛》事件主角进行军法审判，党外势力组织律师辩护团。当时，台北“市议员”张德铭律师找到陈水扁，要求他为党外势力的龙头老大黄信介辩护。从此，陈也走上了反对派道路。同年年底，陈因替黄辩护关系，也积极在幕后为黄信介之弟黄天福与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助选“立法委员”。1981年，陈水扁与康水木、谢长廷、林正杰打着“民主制衡进步”的旗号参加台北市议员竞选，陈以高票当选。1984年暑假，陈受邀赴美参加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年会。9月返台后紧锣密鼓谈论组党之事，并成立了组党促进会。国民党当局对此刻意打击。10月间，《蓬莱岛》杂志“以翻译代替著作”7字官司爆发，陈以挂名社长身份受牵连。1985年1月12日，法院以“诽谤”罪判处陈水扁有期徒刑一年，外加200万元赔偿金。陈愤而辞去“市议员”之职，并宣布拒绝上诉，以示严重抗议。同年9月赴台南竞选县长，以高票落选，11月18日偕妻子吴淑珍赴台南谢票时，因车祸妻子成残疾。1986年4-5月间，陈探头测风，出任“五一九绿色行动本部”发言人，随即被法院传讯，5月30日判决确定，刑期由1年改为8个月。被判刑后，陈水扁扬言要进行人权进军，顷刻，岛内舆论沸沸扬扬，席卷整个台岛的“陈水扁旋风”是党外在舆论上先声夺人的第一仗。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以“取缔非法组织”为名，要求党外公政会易名。

面对台湾当局这种公开胁迫，党外势力在克服内部歧见之后，向当局表示绝不退让、妥协的立场。4月，《美丽岛》案服刑人施明德为抗议当局压制民主，镇压异己，在狱中宣布绝食，党外人士在岛内掀起抗议浪潮。5月7日，党外人士数十人，在台北市高举标语牌，举行了抗议“警总”及有关情治单位肆意查扣杂志的请愿示威。这是党外人士30多年来在台北市内第一次抗议当局的联合行动。接着，党外势力又在自己杂志上公开披露了“警总”镇压党外杂志的秘密文件，痛斥当局炮制“中兴专案”及“春风专案”的卑劣行径。
    5月16日，台湾“省议会”14名党外“议员”，以国民党用表决方式强行通过“台湾省政府委员会委员超额预算”，“不符合省议会法规”为由，集体退会，抗议国民党控制“省议会”，不尊重“议员”权利；并发表辞职声明，提出改革国民党在台的“政治运作”。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说，他们希望通过辞职这一“坚决行动”，能唤起全台湾民众的觉醒，“造成政治改革的契机及民主法治的早日实现”。
    上述事件是继5月7日数十名无党籍人士为抗议当局大量查禁党外杂志而举行请愿活动之后的又一震惊台湾政坛的事件，是对国民党统治的一次示威与公开挑战。事件发生之后，6名党外“立委”共同发表声明，支持14名党外“议员”辞职，并两次集体退席，以示对当局抗议。为迎接年底大选，使党外力量在选举中重新集结，10月中旬，组织了党外中央后援会，进行统一提名推荐，以对抗国民党强硬的提名策略与情治单位的各种监视、干扰和破坏活动。
    恩威并施
    国民党高层面对党外势力的不断进攻，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种主张坚决镇压，一种意见恩威并施。蒋经国当时心情复杂，出于种种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必须在国际舆论中维持其多年苦心塑造的民主橱窗形象。同时，蒋经国又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态，极力限制党外运动的生存空间，并企图对党外势力创办政治杂志、利用“议会”质询、参与选举三种主要动作形式实施进一步打击。
    其一是加强对党外杂志的查禁、扣压，并对党外核心人物予以迫害。据港台报载：仅1985年1-4月，党外杂志被查禁71次之多，查禁率高达90％。6月份，国民党新闻机构又勒令《民众日报》停刊一周，理由是“严重为‘敌人’张目”。
    其二是对党外人士利用“议会”讲坛斗争形式采取新策略，或是打疲劳战术，或是进行种种起哄。对党外“议员”多次提出的质询，或不予解答，或顾左右而言他。对党外人士提出的议案或是议而不决，或是强行否决。在5月16日“省议会”党外“议员”集体辞职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先是惊慌失措，继而采取“降低冲突”和分化瓦解的策略，转移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则借以玩弄利诱威胁的阴谋诡计，对党外“议员”进行分化、离间及各个击破的伎俩，以瓦解党外“议员”的集体行动。台湾《亚洲人》1986年第19期。
    其三是全力以赴阻止党外人士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获胜。由于国民党各级主管在选举中假公济私，党外势力在11月6日台湾地方省、市“议员”、县市长选举时举行抗议活动，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国民党当局为制止事态扩大，出动宪警镇压，并逮捕了黄志诚、郑万居等11人，国民党的行径再度遭到党外势力的抗议。
    随着党内外斗争的激化，党外势力进一步朝着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掀起了一个反“戒严”、反迫害的斗争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被迫从对外的镇压政策逐步转变为容忍、让步政策。
    许信良闯关
    党外势力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斗争是从1986年初开始的。是年春，党外公证会决定成立地方分会。台湾当局欲以“不合法”为由，扬言予以取缔。党外公证会于4月18日晚召开理事会，讨论对国民党当局既定立场的态度。理事长尤清声称：公证会筹设分会是党外组党的准备步骤，一旦国民党动手取缔，将可能促使加快组党的步伐。1986年4月19日《自立晚报》
    5月1日，党外人士许信良、谢聪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国纽约组建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许信良任临时主席。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组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争取人民组党的权力”。该党正式成立后将于1986年底台湾举行大选之前，由许信良带队迁党回台，“突破党禁”。许信良声称：“我们三人回台湾，虽不一定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结果，但前途未能预卜，然而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就是有人甘冒‘入地狱’的危险。人们必须要带头，我们三人有信心。”新华社1986年5月2日纽约电。其二是加强民主运动。该组织成立时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遗孀崔容芝、陈文成遗孀陈素贞、施明德妻子艾琳达等，该组织也包括“台独”分子。台湾当局对许信良等的行动极端重视，警方也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许信良等人后来为迁党回台，演出了闯关一幕。

与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成立同时，中国国民党同志行动委员会也在美宣告成立。该会总联络人陈抗生说：设立此会是因为一些党员对国民党现有组织没有信心。希望利用海外较好的条件，将失散在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及留学生组织起来，激励国民党，并在整个中国的架构下，加速民主步伐。他还认为该行动会或许和大陆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基本方向上并无差异，但后者了解大陆的情况，而行动会对台湾的情况较清楚，两者不致重叠。陈抗生还宣布，该行动会的宗旨是：
    （1）承认中国领土上现有两个政权的存在；
    （2）反对台湾独立；
    （3）追求中国统一的目标。
    陈还要求台湾当局充实或改革现有“中央民意机构”；试行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严禁选举舞弊等。1986年5月7日《美洲华侨报》。
    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经国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被迫作出让步，答应允许党外公政会成立地方公会，但提出须以改名和登记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中介人的斡旋下，国民党当局开始与党外人士进行“政治沟通”。当党内外关系再度紧张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企图通过“政治沟通”手段化解党内外对峙情绪。此一主张被“总统府顾问”、前“监察委员”陶百川得知，他深知此时党内外沟通有助于彼此理解与政治和谐。陶百川借蒋经国召见之机，面陈“政治沟通”的必要性及意义。蒋经国对陶百川的建议深表赞同。1986年5月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党内外关系作指示说：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针对党外争民主情况，蒋经国强调，“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但任何足以破坏团结和谐、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影响全民利益的行为，不仅是‘法律’之所不许，根本与全体民众的愿望相违背”。《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10页。
    蒋经国上述讲话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党外势力的镇压政策已转变为沟通政策。此后陶百川的主张也获蒋经国批准，陶邀约胡佛等3人面商沟通事宜，决定于5月10日当面沟通。当党外代表邀请函发出之后，部分党外激进派人士不赞成沟通。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人士突然宣布正式成立台北分会。此种做法引起台湾情治机构不满。虽有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的节外生枝，但到5月10日，除党外黄天福外，原先预定主客均按时到会参加第一次党内外沟通。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位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据中介人李鸿禧回顾第一次沟通会议时说：经过你来我往的争论辩难，到最后，与会人士对共同关切的问题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于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于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对于此次沟通会议，港报曾评论说：
    “国民党与在野党人士的去年相互对立，彼此猜忌不信，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为党外公政会及其地方分会的扩充成立，党内外急剧冲突已达沸点，朝野民间正为一场巨型风暴是否即将发生而惶惶不安时，通过这次沟通会谈，双方竟然能仍同桌共席地检讨政治环境，异中寻同地理出若干共识，不惟使一场政治冲突缓和下来，而且启开彼此互信之门”，这实是“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香港《百姓》半月刊1986年7月1日。
    第一次沟通会议之后，“乍现的和谐曙光”很快又被层层乌云遮蔽。一方面党外阵营完全不理会公政会与地方分会的登记名称仍有待磋商的决定，而是援引国民党同意公正及地方分会成立，在南北各地纷纷筹组成立。5月19日，《自由时代》系列刊物负责人郑南榕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公政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党外人士指挥请愿队伍到“总统府”前广场请愿，要求台湾当局立刻“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在此情形之下，公政会负责人又传出不拟出席5月24日的党内外的沟通会议，而改派层次低的人员出席。此消息使蒋经国及中介人士感到：党外人士反复无常，不易相处。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原就不懂多元社会中民主的妥协之重要意义。他们看到党外人士与国民党代表平起平坐，沟通意见，协调办法，就坐立不安愤怒难熬。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零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并以“诽谤罪”严判党外《蓬莱岛》案，郑南榕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在一面沟通之时，一面实行镇压之策，引起了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党外人士在各地纷纷举行坐监惜别会、告别演讲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判刑的党外人士林正杰说：最近他和党外一连串的人以不同罪名被判下狱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司法”欠缺独立和公正；同时，也因他在党外“首都公正会”中全力促成组党时间表等，触犯了国民党的最大禁忌。国民党当局一面喊沟通，一面又大肆抓人，是担心党外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变得无法控制。香港《镜报》1986年11月。党外人士开展的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参加。同时，这些活动也加速了组党的进程。
    （本文摘自《晚年蒋经国》 作者：李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