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叫嚣再派人建台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６日，破获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命令计兆祥按照他给台湾保密局总台发报的手法，使用原来的潜伏台，发电报警告训斥该局局长毛人凤：
    “毛人凤，你吹嘘得神乎其神的‘万能潜伏台’被我们侦破了。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就亲自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你好好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你们丧失８００万军队逃到海岛；你们阴谋策划的新皇姑屯事件已彻底破产；你们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破获。这种教训你还不接受吗？寄人篱下，好景是不会长久的。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既往不咎，将功折罪；率部归来，立功受奖。我李克农保证你安全。发报人是你新提升的少校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收到电报后，气急败坏地连声大叫：“再派人建台！再派人建台！”当天，毛人凤正在为派遣人选着急时，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参谋长曹亚夫向毛人凤推荐了总队中队长、老牌军统特务秦应麟，并介绍说秦应麟１９３５年参加国民党，１９３９年参加特务组织后，成绩优良，来台湾前已将电台、密码本埋藏在北平，潜回时可不带电台。他家在北平，还有两个亲戚在天津开设草药房和西药店，均可以作掩护，并说秦应麟智勇双全，是最合适的派遣人选。
    毛人凤当场表示同意。第二天，毛人凤就把秦应麟召去谈话，说秦应麟熟悉平津情况，要他潜回平津，组建“天津特别组”。秦应麟当时不敢提不同意见，毛人凤立即任命秦应麟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中校组长。毛人凤吹嘘秦应麟此行为“党国敌后工作能否开展成败之关键”，让秦应麟作个潜伏计划。秦应麟经过筹备，拟订了“潜伏计划书”，并提出了一些要求。
    毛人凤根据秦应麟提出的要求，给他配备了曾在保密局总台工作过的孙毓清担任报务员，对他们专门进行了密写和密码使用的训练，发给他们四本密码本及活动经费--１３两黄金、４３２０块银元，谈妥联络办法后，命令他们３月中旬离开台湾。离开台湾时，毛人凤还亲自为他们饯行。秦应麟在舟山群岛的定海县停留期间，又吸收了他在技术总队的部下刘景惠参加了该组，为通讯员兼译电员。
    ４月初，秦应麟等人由定海偷渡，在江阴县登陆，经上海、徐州等地，于４月７日抵达天津。三人本拟在天津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处立足潜伏，但与卞树棠没有联系上，又不敢在天津久留，即于８日潜至北京，来到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家，拟在卞书兰家建立电台，开展活动。秦应麟很快又觉得该处交通繁忙，易引起注意，遂变更计划，另觅立足之地。
    秦应麟吸取了以往潜伏组、潜伏台被破获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一是组、台分开，秦应麟本人匿居北京市区，将电台架设在远郊农村，情报组隐蔽在前门外某货栈，情报组人员与电台不直接发生关系，由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负责中间联络；二是秦应麟与妻子卞书兰分开居住，都用了化名秘密联系；三是联系的人都必须是情报组人员的亲戚和故旧，这样以亲友名义接触，有利于隐蔽。根据这些条件，经过刘景惠的妻子介绍，在刘景惠的内弟、国民党流散军官钮益培家架设电台。钮益培称其家在远郊农村偏僻处，极易掩护电台。架台地点确定后，由钮益培掩护卞书兰把电台运至他家，并用矿石收音机天线伪装掩护。
    ５月２８日，秦应麟开始向台湾保密局总台正式通报。由于他们用的是大型电台，远郊电源不足，与农民争电，秦应麟恐怕在一个地方发报时间长了，被人发觉，便于８月初再度潜回天津，企图在天津近郊电源充足的地方，寻觅新潜伏地点架设电台长期活动。
    空中发现彭振北，地上查找秦应麟
    １９５０年３月初，我情报部门获悉：保密局批准派遣技术总队中队长秦应麟、报务员孙毓清来天津组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进行情报活动。６月底，军委某部监测台发现京津地区有一署名彭振北的潜伏台，向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系，密报：“宋时轮部携苏式８０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破译出来上报了党中央。党中央批转给公安部。
    ７月初，公安部监测台又截获保密局批准刘景铨、齐北光分别为彭振北潜伏台上尉通讯员和上尉组员的情报。杨奇清副部长看了情报部门送来的综合材料后，随即召集调查研究处处长李广祥、副处长苏玉涵，侦察科科长曹纯之、副科长成润之等人开会研究立案，布置侦察。他指出：“彭振北潜伏台已在着手发展组织，刘景铨可能是真名，要从空中地上全面开展工作，查寻彭振北潜伏台的架设地址及其与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是否有关。”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公安部监测台确定，彭振北潜伏台不在天津。在丰台测出有异常声音，但由于我们错误地判断敌潜伏台不可能架设在农村，我监测台就没有从远郊展开搜索，侦察科也只在市内访查，没有向远郊农村布置侦察。虽然我监测台每天都能从空中截获敌台的收发电报，但在地上却没有找到彭振北潜伏台架设地址的任何线索。
    ７月中旬，从空中发现彭振北潜伏台向保密局报告汇兑经费的办法。杨奇清副部长抓住战机，组织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和河北省公安厅的领导研究敌情。大家一致认为彭振北潜伏台可能与“天津特别组”有关。
    于是，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布置了对秦应麟的调查搜索工作。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在调查中了解到华北军区管训队被管人员、原保密局涞源组分台分台长罗世运和报务员项艺１９４９年９月谈过秦应麟解放前的一些情况：秦应麟原是保密局涞源组组长，１９４８年８月平保战役吃紧时，全组逃到北平，１２月该组撤销。该组特务在北平有家的有胡振远、李庆生。根据此线索，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配合下，从户口方面着手核对。
    我（时任侦察分队分队长）和侦察科副科长成润之带领一组侦察员查到原涞源组随组通讯员胡振远原住北京市西单保安寺胡同１８号，北平解放后，逃往何处不详。侦察队队长甄子周和侦察科主任科员刘高义带另一组查到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现住北京市东城区乃兹府街郭宅，与其婶母住在一起，常跑天津、上海买卖中西药品。
    根据这些线索，公安部调查研究处对卞树棠布置了跟踪监视，希望能从卞树棠那里找到秦应麟的妻子，以便进一步发现秦应麟的行踪，搞清彭振北潜伏台是否就是“天津特别组”。
    多方调查，渐露端倪
    河北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布置，对秦应麟当过组长的保密局涞源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调查，掌握了该组全部人员的名单，进一步了解到：秦应麟，河北省定兴县人。现年３６岁。１９４６年国民党保密局成立涞源组时任组长，活动于涞源、易县和定兴一带。１９４８年１０月，秦应麟率全组人员逃到北平，１２月该组撤销。１９４９年１月初，秦应麟接受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吴宗汉布置的任务，组建保密局宛平潜伏组。秦应麟领了电台、经费后即下落不明。这与在押犯罗世运、项艺的交代以及我们调查的大同小异。
    河北省公安厅还查明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也是河北定兴县人，约３０岁，在涞源组辗转逃亡期间帮助转运过电台，现住北京市东城区乃兹府街１０号院南屋，化名金太太。于是，侦察科派人对化名金太太的卞书兰进行了跟踪。
    在跟踪卞书兰时，发现她与前门外某货栈的一些人联系密切。据分析，这可能是一个情报组。接着，我们对货栈中与卞书兰接触频繁的李慕仁（秦应麟旧日党羽）、梁锡增（刘景惠的连襟）、李光琴（秦应麟的故旧）、钮益惠（钮益培之弟）也进行了跟踪监视。
    这时，天津市公安局也查到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曾在天津市德康药房和锅店街老太和药店当过伙计。经过这一段时间调查，对秦应麟及其重要关系人的情况掌握得越来越具体。
    ８月中旬，特情报告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情况：有人在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家曾经见到过秦应麟８月初从天津来的信。根据这一情况分析，秦应麟已潜回京津地区无疑。
    送款电报为侦察引了路
    正当我们对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和秦应麟的妻子卞书兰等跟踪调查期间，台湾保密局连续发来电报通知彭振北潜伏台，说由香港商人王永祥送来１０００美元到天津老太和药店交卞树棠转。这几份电报，把案情大大向前推进了。从已掌握的材料分析，可以初步断定彭振北潜伏台就是秦应麟“天津特别组”的化名。秦应麟的内弟卞树棠就是彭振北潜伏台同保密局商定的转款人。控制住卞书兰、卞树棠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秦应麟。
    然而，就在案情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却找不到卞树棠了，侦察一度陷入困境。李广祥和苏玉涵冷静地分析了敌人的送款电报，估计卞树棠可能到天津接款去了。于是，通知侦察科，立即派出得力的侦察员去天津，配合天津市公安局组织寻找。在天津市公安局的配合下，果然在天津德华医院找到了卞树棠，并继续跟踪。
    在跟踪卞树棠时发现，他和一个自称药商的“胡振远”多次联系，这个“胡振远”约三十五六岁。我和成润之等在北京西单保安寺胡同１８号查到的涞源组的胡振远只有２５岁，两人年龄相差较大。这个自称“胡振远”的人，中等个儿，有点发胖，长圆脸，小眼睛，厚嘴唇，脑门上有三条抬头纹，面貌特征与罗世运、项艺交代的秦应麟很相似，口音也像是定兴的。估计这个“胡振远”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查找的秦应麟，于是对他布置了跟踪监视。

这个“胡振远”非常狡猾，反侦察能力很强。８月１６日，侦察员发现卞树棠去中原公寓找“胡振远”。当天晚上，侦察员去中原公寓查了一次店，第二天这个“胡振远”就搬到福源旅馆去住了。２２日，“胡振远”从天津乘车回北京。到丰台，他对检查人员说是去保定，他拿的也是到保定的车票，车到高碑店，“胡振远”突然下了车。由于我们侦察员是新手，以为他到保定才下车，没有准备，对其失去控制，不知去向。侦察员到保定后立即会同河北省公安厅和保定地区公安处组织力量查找。
    密捕卞树棠，突审破全案
    ８月２７日，侦察中发现香港来的商人王永祥已将款交给了卞树棠。有了这个证据，２８日，杨奇清副部长指示将卞树棠密捕，突击审讯。卞树棠供出“胡振远”就是秦应麟的化名，真正的胡振远现在甘肃兰州。当问到秦应麟的去向时，卞树棠交代：２２日秦应麟发现有人跟踪就潜回北京。他到丰台，还怀疑有人跟踪，不敢直接回北京住处，就潜逃到河北省定兴县城东韩家庄卞树棠的表叔张福东家，写信委托张福东到天津找卞树棠问香港来款之事，还让卞树棠取到款后立即回北京与他见面，并速告胡振远在兰州的具体地址，秦应麟准备逃往兰州。
    问到接款的事，卞树堂交代香港商人王永祥带给他的是中南银行的汇票港币６０００元，折合人民币２９５５万元（旧币）。他已委托在德康药房的师弟李惠远从人民银行取出。卞树棠还供出“天津特别组”通讯员刘景惠（即保密局电报中批准为上尉通讯员的刘景铨，“铨”是“惠”之误），组员钮益培（即保密局电报中批准为上尉组员的齐北光，刘景惠的内弟）、孙毓清、钮益海四人均住在通县垛子村钮益培家，并表示秦应麟的电台十之八九就在那里。根据卞树棠所供秦应麟夫妇分别居住的两处住地、情报组及架设电台的地址，杨奇清副部长分析，在农村开展侦察工作，侦察员很难隐蔽，指示立即破案。
    ９月１日晚，北京市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参战的侦察人员统一由李广祥指挥，兵分三路展开行动：一路由曹纯之带队去乃慈府街逮捕秦应麟、卞书兰；一路由成润之带队去前门外某货栈逮捕情报组人员；另一路由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有恒带队去通县垛子村逮捕报务员、译电员并搜查电台。
    曹纯之等当晚就抓住了秦应麟、卞书兰。成润之等到前门外某货栈，事前已掌握那里潜伏着四个情报员，但只抓到了李慕仁、李光琴、钮益惠三人。成润之等回到侦察科后说，梁锡增外出，没有抓到。曹纯之说，梁锡增是河北某县梁各庄人，赶快用电话通知河北省公安厅去缉拿。成润之立刻给河北省公安厅打电话，请他们派人去抓。因报务员孙毓清等已于８月３１日接到秦应麟的报警信，当晚即将电台拆卸埋藏在钮益培家，９月１日早晨逃跑。所以，到通县垛子村去搜查电台，逮捕报务员、译电员的张有恒副局长等扑了空。
    ９月２日早晨，张有恒把去通县垛子村扑空的情况向李广祥、苏玉涵作了汇报。李广祥、苏玉涵请示杨奇清副部长后，又从正在侦察国际间谍李安东案的侦察组抽调了一部分人，配合张有恒副局长一路人马，到通县垛子村附近的庄稼地里及各路段搜查堵截。直到晚上，才在公路边庄稼地里的一棵大树下抓到了刘景惠、钮益培、钮益海。根据他们供出的地址，当天夜里就在北京市区抓到了报务员孙毓清。河北省公安厅也于当天抓到了梁锡增。至此，全案主犯、从犯全部落网。
    从钮益培家搜查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ＣＭＳ美制特工收报机、发报机各一部，收发报登记簿各一份，密码本四本（“天密”、“美密”、“毓密”、“安密”），波长呼号表，电台零部件，特务身份证明书以及履历表等。从乃兹府街１０号院卞书兰住处，搜查出蒋介石、陈诚、毛人凤发给秦应麟的特务委任状三件，来往电报底稿１７９件（收１００件，发５６件，待发底稿２３件）。电报种类包括人字（内部人事）、情字（军事情报）、治字（政治情报）、经字（经济情报）四种。
    审讯秦应麟，追查电台来历
    逮捕秦应麟之后，办案人员在乃兹府街４号秦应麟的住处没有搜查到什么罪证，但在钮益培家搜出的美制ＣＭＳ电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美制ＣＭＳ电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海军的制式装备，一般的潜伏特务使用的都是小型的美制直交流１５瓦电台。秦应麟的“天津特别组”怎么会使用这么大的电台？他的这种大型电台是从哪里取来的？我和曹纯之、成润之、刘高义等按照杨奇清副部长和李广祥处长的指示，把秦应麟带回机关，连夜对其进行审讯：

“秦应麟，北京解放前，你是保密局涞源组组长，是对我们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进行罪恶破坏活动的老特务。你早知道，我们对反革命分子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蒋介石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你不来向政府登记，立功赎罪，反而逃到台湾，继续当特务。这就是你不知悔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铁证。这次又潜回北京、天津组建‘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收集我军政情报，你犯下了滔天罪行，再不翻然悔悟，老实交代，你将和‘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台长计兆祥一样受到严厉惩办。”秦应麟一听历数他的罪恶，又听到他将和“北平潜伏台”台长计兆祥一样受到被枪毙的严厉惩办，当即满头冒汗，扑通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我老实交代，彻底悔过，认罪服法，请求长官宽大。”
    “你们使用的电台是从哪里来的？”
    秦应麟哆哆嗦嗦地说：“事情要从头说起。自从人民政府侦破保密局‘北平潜伏台’之后，李克农命令计兆祥给毛人凤发电报，当时保密局的校官以上特务，正在局部开会。毛人凤收到电报暴跳如雷，并连声大喊大叫：‘再派人建台！再派人建台！’美国顾问包瑞德也十分颓丧。我们坐在外屋听的人，都提心吊胆，互相嘀咕，这一下不知道又轮到谁去送死了。我们见得多了，定了谁潜回大陆，谁就得去，如果不去，就会被立即处死。去的不是登陆时被击毙，就是登陆后被活捉。就算勉强潜入北平、天津也免不了被共产党侦破逮捕。因此，大家都怕轮到自己的头上。就在第二天，毛人凤突然把我叫去，说我是老手，有经验，叫我潜回平津地区建台。我哪敢说不去。如果说不去，我不是当时就找死吗？我表示服从命令。毛人凤很高兴地对我说，用万能台对付共产党我们失败了，还得用你的老经验，组、台分开，分散隐蔽比较妥当。我说，我的报务员项艺已被共产党逮捕，我又不会报务，是个困难。毛人凤说：‘你在平津关系多，走时带个报务员去，你隐蔽起来，幕后指挥情报员、通讯员、报务员和你的旧关系活动，就万无一失了。’我又说：‘我原来的电台，在罗世运、项艺被捕后已被共产党收缴了，咱们带电台到大陆去的都失败了，这个事怎么办才好？’为这事毛人凤皱了眉头，在屋里来回转个不停。我想如果电台解决不了，我就可能不去了。这时候美国顾问包瑞德说话了，经过翻译，大意是：北平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那里有五部电台。美国战略情报局撤出北平时，把这五部电台给张××掩护起来了，你到北平可以找张××要一部使用。我用来收发报的电台就是从张××家取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专用的美制ＣＭＳ电台。”
    “你还掩盖什么？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你还没有交代，哪里去了？”
    秦应麟回答：“我不掩盖，我彻底向长官交代。要是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张××没有转移，就还在张××家放着。”
    成润之拿起纸笔递给秦应麟，说：“给你纸和笔，你把那四部美制特工电台存放的地方，及你们‘天津特别组’的所有成员，包括电台的报务员、译电员和前门外某货栈的情报员、通讯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写清楚。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懂吗？”
    秦应麟回答：“懂，懂，请长官恩典，我写，我写！”
    秦应麟很紧张地把电台存放的地点及“天津特别组”的人员情况写了出来。曹纯之、成润之等看了，认为写的还算实在。
    最后，曹纯之对秦应麟说：“给你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对你这样的老特务，只有彻底认罪服法，才有希望得到宽大处理。你回到禁闭室，把你自己和你同伙的历史罪行，彻底交代。除此以外，把你知道的别的特务分子的情况也都写出来，才是你为自己提供量刑的证据。”秦应麟回答：“是，是，我写，我彻底交代。”
    “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
    从缴获的“天津特别组”与台湾保密局总台来往电报稿和被捕特务的口供中可以看出，保密局当时主要是密切注意我党我军有无进军台湾的迹象和抗美援朝的动向，也希望了解中苏关系、高级民主人士与高级起义投诚人员的动向，以及物价、金融、币制等方面的情况。他们更希望得到我党和国家军政领导人的面貌特征、住址、车牌号及参加重要活动的信息，以供保密局的行动组织技术总队特务行刺之需。
    保密局“天津特别组”搜集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公开发行的报刊和社会上的观察、传闻。仅有少数情报如：“聂荣臻部两个半师开往山海关”，“新乡、郑州五列车军用装备运往东北”，“宋时轮部携苏式８０吨重型坦克和喀秋莎火炮入朝”等比较有价值。我公安机关在该组立足未稳、尚未觅得更重要情报的时候即将其打掉，对保卫首都，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苦心经营并寄予极大希望的这个特务组织，潜入京津地区活动不到半年就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对新中国反间谍第二案--“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的破获，印证了在破获新中国反间谍第一案--“保密局直属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时，李克农给毛人凤的电报中发出的“你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