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总体来说，陈诚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黄埔系、宋美龄的干女儿的丈夫，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陈诚总体上是忠于蒋的。第二，陈诚是个爱国将领，蒋介石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第三，陈诚的军事能力非常突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陈诚是非常会打仗的，尽管我们现在总说他是“常败将军”。单就抗日战争来说，从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前者令日本军队死伤十万以上，后者不仅守护了战时陪都重庆的大门，而且令日本“几无所得”。早期的东征、北伐和中原大战均是很不错的。第四，从内政上来说，陈诚是主张改革的，并且有能力治理好一方。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即陈诚十分清廉。
    文章摘自《时代周报》第60期 作者：王珏磊
     日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回忆录《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首次在大陆出版发行。素有“小蒋介石”之称的陈诚，曾官至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陈诚回忆录》的出版首先是一种出版观念的改变，其次也是一种历史观念的改变。它能够让历史学家‘耳聪目明’，更全面地掌握历史事实。”被誉为大陆研究蒋介石第一人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对此书如此评价。
    历史观念的重要改变
    时代周报：《陈诚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意义何在？
     杨天石：在大陆出版《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如果坚持以前的观点，《陈诚回忆录》是很难出版的。我以为，《陈诚回忆录》的出版首先是一种出版观念的改变，其次也是一种历史观念的改变。在我看来，是一种好现象。
     我一直以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需要利用各方的各种各样资料。只看某一方面的资料，他的研究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以抗日战争史来说，在研究中我们至少应该涉及三个方面的资料：中共的，国民党的，还有日本的。出版《陈诚回忆录》是十分有意义的，它能够让历史学家“耳聪目明”，更全面地掌握历史事实。
     时代周报：此次《陈诚回忆录》的大陆版基本上忠实于原貌，除个别字句有所改动，个别地方有所删节外，与台湾“国史馆”的版本基本相同，对此您作何评价？
     杨天石：《陈诚回忆录》大陆版基本上足本出版，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表示些许遗憾，因为大陆版还是略微作了些改动。总体说来，《陈诚回忆录》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毕竟改动得比较少。
    正面战场的指挥人才
     时代周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大量地描述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这对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杨天石：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陈诚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重要的指挥官。在淞沪会战中，他是一个方面的指挥者，武汉会战和后来的鄂西会战，他都是总指挥。这三次会战是正面战场上重要的战役，你想一下，如果我们要研究抗日战争，如果我们不出《陈诚回忆录》，怎么能研究呢？
     时代周报：陈诚曾官至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素有“小蒋介石”之称，然而，蒋在对他充分信任的同时，也不无疑虑。您认为蒋与陈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杨天石：关于蒋陈的关系，我以为有几点很明确：第一，陈诚是蒋介石的学生；第二，陈诚一辈子追随蒋介石；第三，陈诚前期是蒋军事上重要的助手，后期到台湾之后还是蒋政治上得力的“臂膀”。总体来说，陈诚是比较忠于蒋介石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陈蒋也不是完全一致。这一点无论是在《蒋介石日记》还是《陈诚回忆录》、《陈诚日记》中都有些记载。但是，必须指出蒋在日记中夸陈诚的地方还是多一些。可以这样讲，综观蒋陈之间，蒋对陈并不是完全满意。
    时代周报：您认为陈诚何以博得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杨天石：总体来说，陈诚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黄埔系、宋美龄的干女儿的丈夫，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此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陈诚总体上是忠于蒋的。第二，陈诚是个爱国将领，蒋介石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第三，陈诚的军事能力非常突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陈诚是非常会打仗的，尽管我们现在总说他是“常败将军”。单就抗日战争来说，从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前者令日本军队死伤十万以上，后者不仅守护了战时陪都重庆的大门，而且令日本“几无所得”。早期的东征、北伐和中原大战均是很不错的。第四，从内政上来说，陈诚是主张改革的，并且有能力治理好一方。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即陈诚十分清廉。
    尊重历史的正面效应
    时代周报：我们今天作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天石：我一再强调历史是科学，历史不是工具。如果把历史当作工具，那么历史一定不会真实。可是，我不得不说，直到今天我们很多人仍旧将历史当作工具。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主要是讲抗战。多年以来，百姓接受的教育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记得当初胡乔木同志提出“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这样一对概念的时候，不少人还提出过反对意见。可以这样说，“两个战场的概念”如果不是乔木同志提出来的话，那么在我们不少的抗战展览中就不可能有正面战场这部分内容。如此一来，你想想今天我们不少的抗战展览馆、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子呀？
     人为的突出常常会扭曲历史。目前，国内不少地方的抗战展览，有很多的展示是关于“百团大战”的，将南昌会战、枣宜会战、1938年的冬季攻势等正面战场上的战斗看作是“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战场上的作战”。不少展览馆中，“卢沟桥事变”之后，紧接下来就展示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之后才是始于8月13日的淞沪会战，淞沪会战而且被放到后面一些不显眼的小角落，要知道这是一场有七十多万中国军队血战三个月的大战呀，如此处理显然不恰当。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共同构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句话很快就引起了台湾方面的回应。在我到台北参加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就曾亲耳听到马英九将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话作为好消息告诉台湾学者。马英九是这样说的：“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连北京的胡锦涛总书记都肯定我们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功绩了。”随后，马英九表态：“台湾的地位不是没有确定，而是早就肯定了。开罗会议的宣言就确定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能够在马英九那里引起回应，当然也会影响到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反应。这不是尊重历史带来的巨大正面效应吗？（注：凤凰网历史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时代周报2010年1月7日标题为《杨天石：陈诚不是“常败将军”》一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