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最佳学生”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隶属于轴心国集团。1945年轴心国战败，匈牙利被苏联红军占领，随即被纳入到苏联的势力范围。虽然斯大林当时并未急于在苏占区的东欧各国推行共产党的一党体制，而是采用了通过选举建立所谓“联合政府”的过渡政策，但是匈牙利共产党（以下简称为匈共）在苏联占领当局的支持下，依然在战后的首届政府中取得了数个关键的部长职位，其中还包括了掌管着整个警察系统的内务部长一职。此后匈共便在其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的主导之下通过手中掌控的警察系统以及秘密警察机构对其政治对手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打压，并在1947年8月举行的战后第二次议会选举中成为了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借此“名正言顺”地率领左翼政党联盟登上了执政舞台。
    1948年6月，拉科西强行实施了匈共与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合并，随后又取缔了其他所有的反对派政党，并于1948年7月建立起直接对内阁领导人拉科西负责的国家保安局（AVH）。至此，匈共的专制地位得以完全确立，匈牙利也由此进入了“斯大林的最佳学生”——拉科西的统治时期。
    当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之后，拉科西的严酷统治遭到了新一届苏联领导人的批评，匈共党内的温和派领导人纳吉·伊姆雷（Nagy Imre）得以出任政府总理，开始着手实行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然而好景不长，此后拉科西又借着匈共改革派在莫斯科的支持者马林科夫（Malenkov）的失势，于1955年4月14日成功操控匈共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决议将纳吉开除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局，使自己重返权力的前台。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匈牙利国内对于整个体制的反思开始往纵深方向发展，社会上要求实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56年10月23日，首都布达佩斯街头终于爆发了一场要求当局实行实质性改革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在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之后，该运动更是演变为一场公开的全民起义——示威群众在其同情者的帮助下与秘密警察以及开入布达佩斯市区的苏军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应民众要求复出担任总理职务的纳吉曾于10月30日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在取得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匈牙利将从此结束一党制，恢复实行多党制。11月4日，苏联军队大规模开入匈牙利全境，对这场运动实行了全面镇压。以上便是匈牙利历史上极为著名的“1956年事件”。
    1956年事件之后被苏联当局选中的新一任匈共领导人是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他在掌权之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匈共的一党体制，但是其统治风格总体来说却要比拉科西温和务实许多。到了60年代，卡达尔还着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匈牙利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东欧阵营中名列前茅。然而卡达尔的经济改革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计划经济的体制根基，政治体制的改革则更是未能得到同步的推进。有限的改革终究克服不了体制固有的缺陷，危机只是被延缓了，却并未得到根除。
    

    匈共党内的“意外事件”
    时间进入80年代之后，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均已显出明显的疲态。匈牙利当然也无法例外，其经济陷入了增长乏力、物价不断上涨以及外债持续增多的困难局面。到了1987年下半年，连匈共的最高层领导人都不得不公开承认整个体制陷入了全面的危机当中。可以说，当时的人们或多或少都能感知到国家正处于某种制度性的危机之中，社会上要求匈共放弃其垄断权力、实现某种形式的政治多元化的诉求也应运而生，而且这种诉求正随着经济局势的逐步恶化而变得愈发强烈。与此对应的是，匈牙利民间持有民主化理念的反对派组织也呈呼之欲出之势。
    面对社会上业已显得风起云涌的改革思潮与运动，匈共领导层于1988年5月20日至22日召开了一次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免去了卡达尔的匈共总书记职务，由之前担任政府总理的格罗斯·卡罗伊（Grósz Károly）取而代之，更多年轻且更具改革意愿的新生代领导人也得以进入政治局。
    到了1989年年初，匈牙利又接连发生了几件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首先，在匈共党内改革派的主导下，匈牙利议会于1989年1月11日至12日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部《公众集会与结社法》，该法案明确规定了匈牙利公民拥有自由结社及组建政党的权利，此举事实上为民间建立合法的反对派政党打开了绿灯。
    如果说上述法案的通过为实现某种实质性的变革提供了某种法律基础的话，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大事则又提供了某种思想基础——1月28日，时任政府国务部长的匈共高层领导人波日高伊·伊姆雷（Pozsgay Imre）在接受一档电台节目采访时，竟然公开表示：党的历史委员会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次“人民起义”，而非卡达尔时代所宣称的“反革命事件”！
    
    波日高伊·伊姆雷
    不难想象，波日高伊的这一言论立即在民间和党内引发了十分剧烈的反应。匈牙利民间因为受到该言论的鼓舞，要求匈共当局为1956年事件正名以及开启实质性改革的呼声可谓与日俱增。而匈共高层也因为迫于党内和民间的巨大压力，最终决定对波日高伊的这次“出格行为”免于追责。
    匈共党内这起“意外事件”的风波还尚未平息，另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又接踵而至。在1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匈共党内的另一位改革派领导人、时任国务部长及政治局委员的涅尔什·赖热（Nyers Rezső）突然宣布，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将不再反对在匈牙利实行多党制！随后不久匈共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一份政治宣言并于2月13日正式对外发布。该宣言声称，匈共中央委员会已作出决议，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最终达成向多党制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平滑过渡。
    2月18日，匈牙利国内的11个反对派组织共同发表声明，对匈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的这份宣言表示欢迎，并要求匈共当局进一步为1956年事件及其参与者们正名。鉴于波兰统一工人党（PZPR）已经于2月6日正式开启了与反对党团结工会的圆桌谈判，如今这些反对派组织也继而提议，匈共当局应当尽快开启与反对派的圆桌谈判，以此确定未来议会选举的条件与规则。
    然而，此时的匈共当局却并未理会反对派的上述提议。说到底，匈牙利的政治转型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展开，其主导权此时依然牢牢掌握在匈共当局手里。而匈共接下来会如何行动，又是与其高层对于未来政治转型的预期和策略息息相关的。
    在2月10日至11日召开的匈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匈共领导层决定应当开启与反对派组织的双边或多边会谈。然而此时匈共口中所谓的“多党制”，却是与反对派的期望颇为悬殊的。事实上，匈共的打算是向部分的反对派组织提供这样一种方案，即匈共可以在妥协的基础上与对方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准政治联盟。匈共领导层希望，这样一个依然由共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将使那些新近得以重建的“老党”回想起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那种十分特别的分权模式——即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当年（1945—1947年）的“联合政府”政策。而如果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能够有助于执政当局合法性的恢复、并进而通过紧缩政策的实施成功克服了眼前的这场危机，那么匈共或许就能够在更长的时期内延后政治改革的推进、并保住其大部分的特权。
    至于即将与反对派组织开展的会谈，在此时的匈共领导层眼中也只不过是向对方咨询意见的一个论坛罢了——这个论坛将被作为某种代表了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的象征，从而为整个的转型时期提供一个“合法性的保护伞”。
    正是基于以上的判断和预期，匈共领导层制定出了对反对派阵营进行分化瓦解的关键策略——匈共方面打算通过与各个反对派组织单独举行谈判的方式来主导这场转型，即便是需要开展某种形式的“圆桌会议”，匈共在其中也必须占据明确的主导地位，而且其参加者也只能由匈共方面来决定。而如果匈共能够成功地拉拢某些“老党”、实现对反对派阵营的分化瓦解，那么匈共就能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这样此后的新宪法就有可能根据当局提供的版本来拟定，而在大选后的新一届联合政府中，匈共的改革派人士将继续掌权，匈共也将保住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直到1989年3月中旬，匈共的这一策略看起来都还是可行的。然而，此后出现的两个重大变化却打破了匈共的原先预期——首先，反对派组织竟然出乎意料地联合了起来，并进而制定出了全新的谈判策略；其次，匈共领导层当中也出现了种种意见不合，这导致了匈共自身的分裂。以上两点变化，加之经济危机的持续压力，使得匈共原先寄予政治会谈的那些期望最终还是破灭了。
    

    分裂与反对派的崛起
    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匈牙利民间陆续成立起一批反对派组织。在前文提到的《公众集会与结社法》通过之后，其中一些便纷纷宣布正式组党，公开亮明了自己的反对党身份。这些反对派组织大体可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是新近成立的政党组织，主要包括“匈牙利民主论坛”（MDF）、“自由民主党人联盟”（SZDSZ）、“青年民主党人联盟” （Fidesz）等；第二类则是前文提及的所谓“老党”，即那些在1947年至1949年期间被匈共当局强行取缔、如今又得以重建的政党组织，主要包括“独立小农党”（FKGP）、“匈牙利社会民主党”（MSZDP）、“匈牙利人民党”（MNP）、“基督教民主人民党”（KDNP）等；第三类则是一些非政党的民间公民团体，主要包括“独立工会民主联盟”（FSZDL）以及“鲍伊奇—日林斯基（Bajcsy-Zsilinszky）之友会”（BZSBT）等等。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匈牙利当时所涌现出的各种反对派组织，还远远不止以上提及的这些。由此也便显露出反对派阵营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相比于波兰业已具备的那个组织完备且实力不俗的全国性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匈牙利的反对派组织大多还只是处于某种萌芽状态，其组织众多且极其分散，任何一个组织的规模和实力也都堪称有限。以反对派此时的状况，可谓根本难以与匈共当局实现任何有效且持续的互动与博弈，更遑论迫使匈共当局开启政治谈判、并进而在谈判中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了。事实上，相比于对变革作出建设性的推动，反对派阵营倒更有可能会面临着被匈共当局予以分化瓦解、进而逐个击破的命运，而如前所述，这也恰恰是匈共此时的着力所在。可以想见，如果局势真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推行整场政治转型的主导权就将完全掌握在匈共当局手中了。
    然而反对派阵营却在不久之后迎来了一个历史契机。每年的3月15日是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纪念日，其也被赋予了争取公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政治内涵。以往每次在官方组织的庆祝活动之外，民间都会自发地组织一些规模或大或小的游行示威活动，而警察也都要忙着予以镇压和取缔。然而到了1989年的3月15日，匈共当局已经无法阻止反对派阵营共同发起的这场联合示威活动了。当天共有10万人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纪念活动，其规模是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前参加官方纪念活动的2万人的整整5倍！这一情形不仅充分显示了反对派阵营所广泛享有的民意支持，同时也让反对派的领导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就一定会显示出更为巨大的力量。
    当晚一个民间非政党组织——“独立律师论坛”（FJF）的领导人科尼亚·伊姆雷（Kónya Imre）便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呼吁各反对派组织的领导人们应当首先通过举行会谈的方式来就那些涉及国家政治转型的根本议题达成一个统一的立场。3月19日，自民盟在其代表大会上正式接受了这一倡议，此后其他反对派组织也纷纷响应。
    1989年3月22日，共计八个反对派组织的代表们应独立律师论坛之邀在罗兰大学（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国家行政与法律系的一个会议室内举行了首次会谈，共同决定设立一个用以互通信息及协调立场的政治平台——“反对派圆桌会议”（EKA）。会议还最终决定，反对派圆桌会议有权做出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但是其前提是必须取得所有成员组织的一致同意——也就是说，对于反对派圆桌会议的决议而言，任何一个成员组织都拥有一票否决权。
    尽管反对派阵营的联合此时还十分脆弱，但是其依然还是在此后不久的4月7日作出了拒绝参加匈共组织的某个政治会谈的决定，其理由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组织——青民盟并未出现在受邀之列。以此为分界点，反对派圆桌会议的任何一个成员组织此后都未再公开接受匈共进行单方面政治会谈的邀请。至此，匈共对反对派实行分化瓦解的策略便遭遇了瓶颈。
    事实上，匈共领导层不仅低估了反对派阵营的凝聚力，同时也低估了党内改革派的发展势头。当反对派圆桌会议就未来与匈共当局进行谈判的权限、形式及主题表明了其官方立场后不久，匈共党内的改革派群体也于4月15日在匈牙利的中部城市凯奇凯梅特（Kecskemét）召开了他们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会上对当时匈共党内的意见分歧进行了公开的讨论，而且多数意见都倾向于要求匈共领导层接受反对派阵营提出的开启筹备性谈判的提议。这对于匈共当局来说无疑又是当头一棒，因为如今匈共自身居然也开始分裂了！面对这样的局面，匈共当局不得不接受了开启筹备性谈判的提议。
    

    谈判诉求与僵局
    1989年4月22日，由匈共领导人费伊蒂·哲尔吉（Fejti György）领衔的匈共代表团和由两位宪法学专家——绍约姆·拉斯洛（Sólyom László）和特尔杰希·彼得（Tölgyessy Péter）领衔的反对派代表团终于得以坐到一起，开始就未来朝野双方开展圆桌谈判的各项重要事宜展开了筹备性谈判。
    筹备性谈判涉及到诸多议题，首先引发争议的便是未来的谈判究竟应该由几方组成。反对派方面坚持要求进行双边会谈——匈共当局为一方，反对派圆桌会议为另一方。而匈共方面则要求采取与各个反对派组织进行多边会谈的形式，此后还进而提议要将其数个卫星组织也纳入到未来的谈判当中。
    随着筹备性谈判的进行，朝野双方在各项议题上的分歧也得以进一步地显现出来。首先，匈共方面一直要求，除了政党法和选举法等政治议题外，经济和社会议题也应被列入未来的谈判议程。其理由是当前的这场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可能催生出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对政治转型进程构成威胁。因此朝野双方有责任就危机的解决之道共同予以探讨。然而反对派方面却坚持只愿就那些与政治转型相关的议题进行谈判，不愿涉及任何的经济社会议题。其理由有两点——一是从法理上来说，此次参与谈判的反对派代表只是其自身组织的合法领导人而已，他们并未获得民众的正式授权来与当前的政府分担任何的经济改革责任，而只有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即经由未来的议会自由选举上台的新一届政府，才应承担相应的权责；二是就现实的可操作性而言，多数的反对派领导人此前都并未参与过经济部门的运营与管理，同时也缺乏进行决策所需的基本数据信息，因此如今的反对派组织事实上也并不具备参与经济改革的专业能力和信息资源。
    其次，在所有涉及政治转型的基本法律当中，匈共方面仅仅着重于强调政党法的修订这一议题，并希望以此来换取反对派政党的妥协与合作。但是反对派方面的诉求却要全面得多，譬如他们还提出要就《公众集会与结社法》所需的必要修正、各政党对于媒体资源的公平使用、保障转型不会受到国家暴力机器的侵扰等诸多议题与匈共当局进行谈判。
    最后，匈共方面坚持要在宪法修正案中加上设立总统职位和宪法法院的相关条款，但在反对派方面看来，这两个重大的立法议题并不能纳入到此次谈判的权限范围之内，而是同样应当留给经由自由选举产生的新一届议会予以决定。
    在4月底至5月初的这段时间，由于匈共当局和反对派圆桌会议都在执意坚持各自的谈判立场，筹备性谈判似乎陷入了某种僵局。然而局势对于匈共方面来说似乎要更为不利一些，因为反对派此间在不断地通过媒体来宣扬其主张，并且对本届议会立法职能的合法性也提出了公开的质疑。
    在5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匈共高层就当前局势和可选策略进行了深入讨论。匈共代表团负责人费伊蒂在会上承认，与反对派进行私下会谈的结论是，即便有可能与那些老党结成联盟，恐怕也只能等到选举过后了。因为如今“每个党派都想在选举当中一试身手，并认为那样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匈共需要对其年初制定的策略进行及时的调整。为了抓紧利用其自身依然残存但却已然式微的一点政治优势，匈共如今已不介意看到转型进程的加速、乃至于议会大选的尽早举行了。于是，在对未来的议会选举进行了利弊权衡、并对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联合的可能性进行了评估之后，此次会议做出了一个将彻底改变这场转型命运的重大决定——与波兰当局不同，匈共高层决定接受举行竞争性选举的方案！
    由此可见，虽然筹备性谈判在台面上陷入了某种僵局，但是匈共高层在同时段内却因迫于形势的压力，已然做出了某种实质性的策略转变。这也意味着，离打破僵局的时机已不是很远了。而寻求突破的尝试，这次也首先来自于匈共党内的改革派群体。
    5月20日，匈共党内的改革派群体在匈牙利的东南部城市塞格德（Szeged）召开了全国大会。大会决议敦促匈共领导层放弃当前的拖延战术，尽快开启与反对派的实质性谈判，同时还要求让改革派领导人成为谈判代表团的成员。
    同时令匈共惴惴不安的还有一件即将临近的大事——对于因1956年事件而被处决的纳吉及其同僚的重新安葬仪式已被确定为6月16日，即纳吉被处决31周年的忌日。而且葬礼原先只是安排在偏远的市郊公墓举行，但是在筹备方历史正义委员会（TIB）以及纳吉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如今已改为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英雄广场上举行！谁都能预料到，届时一定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那样的场面将会进一步对匈共构成不利。
    对于反对派方面来说，虽说此时的形势确实要更为有利一些，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乐意看到谈判僵局的无限期延续——因为对方显然也拥有一些令人顾忌的反制手段，譬如匈共当局可以以政治谈判未能及时启动为借口，在没有与反对派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迫使议会通过涉及政治体制转型的那些重要法案。因此，尽快地开启实质性谈判此时已成为朝野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选择。
    6月7日，反对派圆桌会议收到了匈共给出的关于开启圆桌谈判的书面提议，其专家团随后于6月9日与匈共代表团签署了关于开启正式谈判的协议。事实表明，到了筹备性谈判的最后阶段，朝野双方均就此前的立场作出了某种妥协——反对派圆桌会议最终接受了将匈共的卫星组织列为圆桌谈判的“第三方”的方案，同时也未能阻止匈共将经济议题纳入谈判议程。
    6月10日，匈共、反对派圆桌会议、第三方组织的代表们集齐于匈共中央委员会的总部大楼内，共同签署了开启三方会谈的协议。该协议明确宣示，政府的权力基础应当来源于民意，而民意只能通过举行公平的自由选举的方式来予以表达，改革的目标将是建立民主宪政制度。与此同时，民主转型应当杜绝一切的暴力因素，通过和平的方式予以实现，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应诉诸于武装力量。协议还规定，此次政治谈判的目标在于为国家的体制转型设立相应的法律前提，因此只有在政治谈判达成相关协议之后，国家才能进行相应的宪政变革。这样便杜绝了匈共单方面推动其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的可能性。至此，筹备性谈判的大幕已徐徐落下，圆桌谈判的大戏将随即登台，这场政治转型也将迈入一个新的纪元。
    

    “匈牙利国民圆桌谈判”
    1989年6月13日，根据之前达成的协议，来自三方谈判主体的代表们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内的猎手大厅举行了首次全体大会，对外宣告“匈牙利国民圆桌谈判”正式开幕。
    
    
    6月21日，圆桌谈判的三方代表就此次谈判的组织架构和具体议题签署了协议。根据该项协议，谈判架构设为三个层级——最低一级是“工作委员会层级”，负责具体议题的谈判工作；在此之上是“中级会谈层级”，负责就那些工作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的议题进行更高层级的磋商与谈判；最高一级是“全体大会层级”，主要定位为各方发布重要宣言及正式签署谈判协议的公共政治平台。
    协议规定，各方应于当日傍晚举行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上设立负责中级会谈的两个（政治与经济）谈判委员会，然后再由这两个中级会谈委员会负责设立其下一级的各六个工作委员会。协议还详细列举了政治和经济谈判所需讨论的各项议题，而此后的十二个工作委员会也正是根据这些分类议题来予以设立的。
    具体而言，六个政治谈判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分工如下：
    

• 第一工作委员会：负责政治原则与政治机构的谈判，主要涉及新宪法及宪法修正案的拟定、总统职位和宪法法院的增设等议题；

• 第二工作委员会：负责政党法的谈判，主要涉及为政党运作设立各种法律规范等议题；

• 第三工作委员会：负责选举法的谈判，主要涉及选举方式的选择及相应议席比例的划分、候选人参选议会议席的提名门槛设置、议会议席的获选规则设置等议题；

• 第四工作委员会：负责刑法及刑事程序法的谈判，主要涉及刑事逮捕和审判程序的规范、“政治罪”的取消等议题；

• 第五工作委员会：负责新闻媒体法的谈判，主要涉及公共媒体的开放与管理、媒体资源的公平分配、谈判内容的披露方式等议题；

• 第六工作委员会：负责为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设立相关法律保障的谈判，主要涉及国家武装部门（如警察和军队）的管理运作规范的重新设置、对匈共自身拥有的武装组织工人纠察队的处置方式等议题。

    六个经济谈判工作委员会的职能分工如下：
    

• 第一工作委员会：负责经济危机应对策略的谈判，主要涉及国家债务管理、经济结构调整、抑制通货膨胀等议题；

• 第二工作委员会：负责相应社会危机应对策略的谈判；

• 第三工作委员会：负责产权改革的谈判，主要涉及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等议题；

• 第四工作委员会：负责土地改革及农业合作社改革的谈判；

• 第五工作委员会：负责中央政府财政改革的谈判，主要涉及公共财政法的修订等议题；

• 第六工作委员会：负责竞争与反垄断法的谈判。

    协议签署之后，三方代表在猎手大厅举行了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三方均派出代表分别就民主政治转型和应对经济社会危机这两大主题进行了两轮主旨发言，就各自在各项具体议题上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及相应理由予以了阐述。
    在圆桌谈判开幕之后不久，各个工作委员会便开始就各项议题的具体内容展开了实质性的谈判和磋商，并且逐步地达成了一些协议。不过与此同时，谈判双方在数个关键议题上的实质性分歧也同样开始显露出来，而其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关于总统职位的相关议题。
    就匈共方面而言，其领导层受到波兰转型模式的启发而要求设立一个掌握较大权力的总统职位，并进而主张应当在接下来的议会大选之前便用公民直选的方式选举出总统。其公开给出的理由是，从此次谈判达成协议到接下来的议会大选之间将会有半年左右的空档期，此时政府的合法性将愈加堪忧，然而经济社会危机的应对却依然刻不容缓。因此，有必要设置一些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而如果能有一个具有一定合法性且较为集权的国家总统来维持局面，将很可能有助于防止政府陷入进一步的瘫痪、社会陷入更深的危机。
    平心而论，匈共的上述理由也并非完全站不住脚，只是在这一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后，其实还存在着另一层自利的考虑。因为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反对派阵营根本无力推出一个能够与匈共候选人相抗衡的总统候选人，而当匈共方面于6月下旬明确将人气颇高的改革派领导人波日高伊提名为其总统候选人之后，便可谓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格局。因此在匈共方面看来，如果能够通过谈判迫使反对派接受在议会选举之前就设立一个民选总统职位的话，那么该职位就必然会落到匈共候选人的手中。由此，匈共就不仅可以掌握民选总统职位所享有权力和威望，还可以进而影响到各种政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从而在未来的政治转型进程中占得先机，全方位地确保匈共自身的利益。因此，就此次谈判中所有那些值得争取的制度和法律保障来说，匈共领导层一直将设立民选总统职位视为重中之重。
    就反对派阵营而言，其实与匈共党内存在着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拉锯相似，其内部也同样面临着究竟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对匈共作出妥协的艰难抉择，而这背后又涉及到各个组织对于当前形势的不同评估、对于权力制衡模式的不同理解、在大选之后是否倾向于与匈共结成联盟的不同考虑等复杂因素。而恰恰是在总统职位这一议题上，反对派组织间的分歧开始逐渐地浮出水面。
    概括来说，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针对这一议题分为了“妥协派”和“原则派”两个阵营。所谓“妥协派”阵营包括了民主论坛、基民党、小农党、人民党、鲍伊奇之友会这五个组织，他们倾向于接受匈共关于总统职位的相关主张。在这些组织看来，如果因为反对派在这一议题上过于坚持原则而致使此次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反对派与匈共业已达成的其他那些协议就也可能会承担付之东流的风险。因此，通过作出实质性妥协来推进这场和平转型的做法是值得的，而且妥协协议的达成恰恰也可以为未来的民主制度建设打下一个初步的基础。此外，这些组织对于波日高伊这个人也具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因此如果波日高伊通过直选当上了总统，他们也看不出那会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危害。
    所谓“原则派”阵营包括了自民盟、青民盟、社民党、独立工盟这四个组织，他们则坚决反对接受匈共的相关提议。一方面，这些组织试图坚定地维护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在这一政治转型开始的最关键阶段，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那些在他们看来将可能会使改革误入歧途的宪政安排。另一方面，这一立场的背后其实也包含了他们对其他反对派组织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推测，波日高伊与民主论坛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将有可能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帮助双方结成某种政治联盟。该联盟将很可能会使得其他诸如自民盟和青民盟等自由派政党趋于边缘化，并进而对政治制度的自由化改革构成某种阻碍。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这些组织才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便是答应设立总统职位，也应当在接下来的议会大选之后由新一届的民选议员们来投票选出总统，在此之前，则可由时任议会议长暂时代行总统的职务。
    除了上述的总统职位议题，谈判双方还在如下的三个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首先，反对派方面要求匈共撤销其在各个工作单位中所设立的匈共党组织，而匈共方面则表示，在工作单位设立党组织是其固有的权利，反对派组织同样也有权这么做；其次，反对派方面要求匈共对其党产进行清算和公示，并且在转型期间为其他新建政党和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而匈共方面则表示，其只有义务对其自身党员提供党产统计信息，同时也不打算对其他政党和组织提供任何财政支持；最后，反对派方面要求匈共立即解散其所拥有的武装组织工人纠察队，而匈共方面则表示，其只打算对工人纠察队的规模进行一定程度的缩减。
    

    辩论与最后的全民公投
    截至9月中旬，谈判各方已经逐步就宪法修正案中的某些规定、选举法草案、刑法和刑事程序法的修订等重要议题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然而上述的几个核心争议却依然横亘在各方之间，使得这场谈判迟迟无法达成最终的协议。
    在整个谈判期间，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曾就总统职位这一议题展开过数次异常激烈的辩论。虽然各方都从未放弃探寻某种妥协方案的努力，但是如今的分歧似乎已显得无法弥合。譬如在9月11日的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大会上，民主论坛的代表曾提议，反对派方面可以坚持其在议会大选之后再由议会选举出总统的立场，但是出于打破如今谈判僵局的考虑，这次是否可以破例一次，接受在议会大选之前通过直选选出这一届的总统。该提议在付诸表决时得到了多数票赞成（5票赞成、4票反对），但是自民盟、青民盟和社民党却动用否决权阻止了该提议的通过。到了9月15日的内部大会上，民主论坛的代表再次提议接受直选的方案，但与此同时可以为获选总统的条件设置一些较为严苛的规定。该提议再次得到了多数票赞成（5票赞成、4票反对），但也再次因为自民盟和青民盟的反对而未能获得通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反对派进行内部辩论的某些时刻，所谓“妥协派”和“原则派”之间所体现出的实质性分歧似乎已开始直接威胁到反对派阵营的内部团结、乃至于反对派圆桌会议自身的组织存续。在当前的形势下，反对派似乎只剩下承认其内部无法达成一致立场这唯一的选择了。最终，是自民盟代表特尔杰希的发言为这场看似永无休止的辩论划上了句号——他宣布，如果最终的谈判协议当中包含了某些他们无法同意的条款，那么自民盟将拒绝签署这一协议，但是与此同时，自民盟也不会动用自己的一票否决权去阻止其他反对派组织签署协议。此外，自民盟还要求在即将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就自身的这一决定发表一个单独的声明。随后，青民盟和社民党的代表们也表示将效法自民盟的这一做法。
    9月18日晚19时，三方代表在时隔近三个月之后再次聚首于议会大厦的猎手大厅，举行了谈判开启以来的第三次全体大会，也是此次圆桌谈判的闭幕大会。三方代表都利用闭幕大会的发言机会对自身的政治立场进行了最后的辩护。
    自民盟代表特尔杰希则更是利用发表单独声明的机会对其立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特尔杰希表示，举行此次谈判的目的是要尽力移除通往自由选举以及和平民主转型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可是从目前所拟定的协议文本来看，只能说是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由于匈共领导层一直拒绝作出实质性的妥协，谈判各方才未能在另外一些关键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这样的状况将很可能会使整个国家偏离民主转型的正轨，自民盟并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因此，自民盟最终决定拒绝签署这一协议。但是，鉴于自民盟的立场在反对派圆桌会议内部处于少数派的地位，自民盟同时也决定放弃行使其一票否决权，从而让那些愿意签署协议的反对派组织可以得偿所愿。
    如果说以上发言还尚未超出与会代表的意料的话，那么特尔杰希接下来所作的一个提议，则好似一枚重磅炸弹迅速引爆了全场，同时也将彻底扭转整个的政治局势——特尔杰希表示，既然此次谈判尚有数个议题未能最终达成协议，那么自民盟由此提议举行一场全民公投，从而来对这些涉及政治转型的根本议题作出一个最终的决定！
    上述提议无疑让在场的匈共代表团显得有些猝不及防，其代表波日高伊也随即对此作出了言辞激烈的回应。在这场政治辩论结束之后，三方代表随即举行了协议的签署仪式，虽然此时的气氛已算不上多么融洽。该仪式是通过电视进行直播的，因此无论是当时的匈牙利民众还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得以亲眼见证了匈共、五个反对派政党以及数个第三方组织共同签署谈判协议的这一历史时刻。当然，人们也同样目睹了另外三个反对派组织——自民盟、青民盟以及独立工盟最终并未签署协议，而社民党则是在协议上标明了其不同意在议会选举之前举行总统直选的立场之后才签署了协议。
    圆桌谈判协议签署之后不久，自民盟便开始组织起发动全民公投的联署签名活动。公投设有如下四个议题：1、是否应当禁止在工作单位设立政党组织？2、匈共是否应当全面公示其资产统计信息？3、是否应当解散工人纠察队？4、是否应当在议会大选之后再举行总统选举？自民盟还形象地将其命名为“四个赞成（Four Yes）公投”，因为他们期望民众在这四个议题上都投出赞成的一票。这项联署签名活动还得到了青民盟和社民党的支持，其后小农党也加入了支持的行列。这些反对派政党此后顺利搜集到了发动公投所需的联署签名，议会也继而作出决议，将此次公投的日期确定为11月26日。
    与此同时，匈共方面的情势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1989年10月6日至9日，匈共召开了第14届党员代表大会。大会作出决议解散了匈共，同时宣布其作为专制政党的历史已至此终结，此后将改组为一个全新的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党”（MSZP）。
    11月26日，全民公投如期举行。当天共有58%的选民参与了公投。在前三个议题上，赞成票都一边倒地超过了95%。然而在是否支持在议会大选之后举行总统选举这最后一个议题上，投票结果却相当地接近，赞成的一方仅以6101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险胜。
    1989年10月23日，即1956年事件33周年的纪念日，时任议会议长、同时兼任代理总统的絮勒什·马加什（Szűrös Mátyás）在议会大厦前的科苏特广场上向民众宣布，匈牙利将从此将放弃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此后将致力于转型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此时的整个选战情势对于匈共及其后继党来说确实有些不容乐观。如今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制度上，社会党的政治资本都已经可谓所剩无几，其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是不出意外地一泻千里。
    1990年3月25日，议会大选如期举行。民主论坛在此次大选中赢得了165席，接着依次是自民盟94席，小农党44席，社会党33席，青民盟22席，基民党21席。5月2日，新一届议会举行了正式就职大会。5月23日，议会通过了政府内阁任命，由民主论坛、小农党以及基民党组成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正式就职，民主论坛的领导人安托尔·约瑟夫（Antall József）担任了自由选举后的首任政府总理。社会党则沦为议会中一个边缘的小反对党。至此，匈牙利得以初步确立起议会民主制，政治转型的主体任务也大致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