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周恩来等(资料图)
    1966年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丧失。
    全会开幕前，刘少奇在五位副主席中排名第一(其他四位副主席分别是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在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文革开始时，刘少奇还奉命主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系列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从二号人物的位置降至第八位，当时的排名顺序是这样的：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
    排名顺序的变化已清楚的表明：刘少奇已不再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取而代之的是林彪。此后，刘少奇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jia)主席的头衔不仅被人忘记，而且很快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1969年被折磨致死。
    刘少奇究竟因何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1961年，毛泽东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还说道在他死后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为何短短五年时间，刘少奇就被迅速的打倒?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8月7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上，毛泽东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
    那么究竟在什么时候又是何故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呢?在这张举世闻名的大字报中，毛泽东提到了1962年和1964年，那么这两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毛泽东这样耿耿于怀，念念不忘?
    1962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大跃进”遭到了严重挫折，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也才刚刚结束，国民经济发展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在边境，中国和印度之间进行了一场战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公开指名批评(ping)中国(guo)共产党。毛泽东在此前还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只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但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对赫鲁晓夫的失望，使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有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这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
    “……改正错误的办法，就是要经常保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坦率的承认了中央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强调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他的这番讲话并没有使毛泽东舒服。而相反，林彪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让毛泽东感到了一丝宽慰。
    林彪在讲话中说：“目前，我们在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
    自从“大跃进”遭受重大挫折以来，毛泽东一直感到压抑。林彪的这个讲话，使他倍感欣慰。林彪的讲话整理出来后，毛泽东写道：“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细读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历史的某些巧合感到震惊。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都坚定的支持了毛泽东，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刘少奇被确定为接班人，时光过去了十年。
    林彪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都坚定的支持了毛泽东。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1969年林彪被正式确定接班人，时光也正好是十年。
    从种种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正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当年7月25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工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在内。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突出地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形式和矛盾。
    刘少奇当时是支持包产到户的，而毛泽东则主张还是搞集体化。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的分歧。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
    时光到了1964年，随着中苏论战的日益升级，毛泽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会不会修正主义的问题上。这年5月15日至6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毛泽东、刘少奇都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在16日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刘少奇在三届人大上继续被选为国家(jia)主席，与此同时，他与毛泽东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了。
    这年的12月15日到28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明显地表现出分歧。当时的“四清”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这一点上两人没有分歧。但对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矛盾的性质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运动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以后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把文件补充修改成二十三条。
    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的薄一波回忆道：“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966年天安门城楼罕见照 刘少奇江青微笑握手
    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回答说：“就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回顾1964年，还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叙述。这一年的10月16日，在中国和苏联各发生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这一天，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同一天，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职务。当时有人曾开玩笑说赫鲁晓夫是被中国的原子弹震下了台。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曾试图借此改善中苏关系，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11月5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周恩来分别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表达了中苏团结的意愿。但没想到，就在11月7日晚上的庆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却挑起事端。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妨碍我们的关系。”对于这种严重的挑衅，周恩来当即向苏共领导人提出抗议，但双方会谈几日却毫无结果，中苏关系由此彻底破裂。
    这件事情发生一个多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四清”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样，国内和国外各种因素迭加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