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尼克松在总统竞选中对记者表示：我们决不能忘记中国，必须经常寻求机会与之谈判，如同与苏联谈判一样。
    至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国民间先与官方表现出“中国的大门是永远向美国人民敞开着”的热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过中美双方几次特别信使的传话，尼克松总统决定委派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
    “波罗行动”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的访问，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美最高层已有重大的信息交流，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对这次访问还不是很有信心，是把它当作一次必需的冒险来进行的，此行以“波罗行动”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那样冒险。
     6月30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基辛格博士前往南越、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7月8日抵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只有三个记者跟着，他很高兴。
     按既定日程，他需要在巴基斯坦停留四十八小时。他先去总统府拜会叶海亚·汗总统，在美国大使馆同大使共进午餐，然后出席叶海亚·汗总统特意为他举行的便宴。在宴会达到高潮时，基辛格突然手捧腹部，连叫难受。叶海亚·汗总统大声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基辛格恢复健康，要他到伊斯兰堡北边群山中叶海亚·汗的别墅去休养。基辛格正在迟疑不决，巴基斯坦总统坚决而且恳切地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要依主人而不是客人的意志作决定。基辛格手下的一位特工，马上派他的一个同事到山口别墅那里去打前站，了解情况。宴会结束，基辛格正在宾馆休息，打前站的特工打电话回来说，那里的别墅不宜于居住。基辛格只好请巴方把那位倒霉的特工扣留在山中，因为这只是一出戏，基辛格并不是要去那里，而是要去中国！
     7月9日，伊斯兰堡的凌晨3∶30，基辛格在宾馆起床，吃早饭，4时同他的随行人员乘坐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汗驾驶的军用汽车去机场，带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路过的行人把他认出来。在机场，一登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就看到从中国来迎接他的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和其他中国官员。没想到的是，也在机场的一位巴基斯坦籍的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认出了基辛格，问巴基斯坦官员基辛格要去哪里。回答是要去中国。这位记者连忙回到办公室，向伦敦报社发了一条报告这条重要消息的急电，幸好伦敦的值班编辑“枪毙了”这条消息，骂这位记者准是喝醉了，基辛格怎么会去中国？真荒唐！
     在四千公里以外的北京，我们认真地准备基辛格博士的秘密来访，也已经有些日子了。1971年5月下旬，在周总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会谈的方针，会后总理就此向毛主席写了报告，得到主席的批准。中央决定为此项任务成立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和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
     当时周总理为谈判成立了专门的班子：叶帅、我、美大司司长章文晋、周总理特别助理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冀朝铸和唐闻生等同志参加。这个班子仔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国的情况，反复讨论了会谈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作了研究，周总理经常亲自主持讨论。他也看了尼克松的著作《六次危机》、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刚发表的演说、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以及基辛格的主要著作。
     巴基斯坦总统对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事宜高度重视，对各个环节包括用专机送接均作了充分准备。7月6日中午，试航的巴基斯坦波音飞机抵达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章文晋、熊向晖和王海容等人去机场迎接。8日清晨，巴基斯坦专机返航，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随机去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7月9日北京时间正午12时，基辛格等六人在章文晋一行的陪同下乘巴基斯坦专机抵达南苑机场，叶帅、我、熊向晖、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
     当时尚在文革高潮中的北京，处处都悬挂着革命和反帝标语。为了保证基辛格秘密访问的成功，经请示毛主席，对各种标语不做任何改动。基辛格抵达机场后，由叶帅陪车，我则陪同美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进城。在从机场到钓鱼台的公路两边不时出现大幅标语：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等，霍尔德里奇问我，标语写的是什么内容，我如实给他翻译，他感到很不自在。直到与周总理会见，美国人的紧张感才得以消失。
    “要走向同中国和好”
     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周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六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按照中国尊重客人的习惯请基辛格先谈。基辛格拿出了一本足有七公分厚的文件夹，读起他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我们都耐心地听着。基辛格读完后，周总理说：交谈嘛，何必照着稿子念呢？基辛格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的幽默把大家都逗笑了，会谈的气氛也轻松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