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角度看犹如一场幻梦。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以及“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致辞说，共产党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接着，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代表们，就停战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争论。最终，到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
     仅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讲，达成如上的政治协议已经是一个奇迹。此前，这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专制的坚冰，也许只在一九一一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奇迹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由得还是令人心存忧虑。但是，此刻共产党人已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了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为此，共产党人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所确立的“军党分立”原则，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建军原则。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特别是在随后由国、共、美三方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规定国共两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逐渐与国民党军队混编，还规定了中国军队（包括十个师的解放区部队）需使用美国装备，这无疑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生存已构成明显威胁，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核心还是“合法化”问题，即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因为所有的协议必须通过延安批准，马歇尔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美军Ｃ－４７飞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显示出共产党方面对于所有的协议充满期待。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大家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确实真切地发生过--共产党中央选定的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毛泽东年谱》：二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周恩来回到重庆给蒋介石拜年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说毛泽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对此表示了欢迎，但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协议，招致了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另外一种巨大的压力还是来自马歇尔。马歇尔刚到重庆的时候，与蒋介石一起住在林园里，当时蒋介石住一号楼，宋美龄住二号楼，马歇尔被安排在三号楼。但是，随着对马歇尔不满的加剧，蒋介石搬到曾家岩去了，原因是他不愿意在散步的时候碰上马歇尔。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摆脱马歇尔的说服与胁迫。出于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极端热爱，马歇尔给蒋介石起草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要亲自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样式了。当从宋美龄的口译中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的法令”时，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布政策和法令，难道还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吗？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说出了连共产党都不敢说的话，这个美国人难道已经被共产党收买了不成？蒋介石的愤怒从他的侍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
     无论如何，马歇尔来华仅仅月余，就达到了他在中国声誉的顶点。他的言论和照片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从大洋那一边传来的一句话更是令中国人对和平充满期待，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