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机会
     1978年9月，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复刊。在圆满解决因报道天安门事件而引起的复刊风波后，深受鼓舞的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宣传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被打成“中国头号走资派”、被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罪名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悲惨遭遇，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和广大青年。
     1979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春节联欢会上，当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人们怀着对少奇同志无比深切的怀念和崇敬，纷纷涌上前去和她紧紧握手和热烈拥抱，许多人失声痛哭。但要公开报道少奇同志，还很困难。不久，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重新修正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抓住这个机会，采用“参观巡礼”的报道形式，全面系统又简明扼要地报道各个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列出他们的名字、刊登他们的照片，将林彪和“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祭奠那些遭受过诬陷和迫害的不朽英灵。我用的题目是周总理的一句名言“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特意突出党的七大上少奇同志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照片。这是“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被打倒以来在报刊上第一次公开刊登少奇同志的照片。没想到，这篇报道在《中国青年》1979年第11期发表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这时，我们终于打听到王光美的住址和电话。文艺部宋文郁主任非常高兴，要我马上打电话联系，争取尽快登门拜访。我拨通电话，正好是王光美接的，我便自报家门，代表杂志社同仁表示深切问候。我说，少奇同志生前一直非常关怀和支持我们《中国青年》，1959年我们还连续刊登过少奇同志秘书的长篇回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王光美说：“我还有这个印象，你们找我有事吗？”我说：“我们一直很想拜访您，约请您为我们写写少奇同志……”我的话还没说完，王光美就明白了，立即说：“实在对不起，我现在确实很忙，工人日报社、人民日报社，还有新华社都找我，有的要写少奇同志在安源，有的要写少奇同志在延安和新四军的情况……”我知道这是在婉拒我们，便立即说：“这些我们都不写，只想专门写少奇同志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让全国人民知道历史真相。”王光美“啊”了一声，我又重复了一遍。她停了会儿问：“你们敢吗？”我说：“当然敢！这是我们编辑部的共同愿望和决心，我们领导想亲自登门拜访您，当面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在百忙中见我们一面。”王光美停了停爽快地答应：“那好，你们来吧。”
     1979年底的一个上午，宋文郁、陈汉涛和我从三里屯杂志社骑车，直奔木樨地王光美家，王光美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过去虽然没有亲眼见过王光美，也无法想象这十多年噩梦般岁月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但从她慈祥的笑容和两鬓飘逸的一缕白发，可以看出她坚韧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令我们特别感动。
     宋文郁首先说明来意，从回忆1959年由少奇同志的秘书吕振羽和江明口述，他参加记录整理（笔名闻君）的长篇回忆录《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在《中国青年》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谈起，表明这次登门拜访，就是想请光美同志写写回忆少奇同志的文章。王光美表示，她的身份不宜写回忆文章，目前也没有这种心境。我们表示理解，提出请她的子女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或者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行。王光美还是有些犹豫：“孩子们都还年轻……”我们马上解释，《中国青年》本来就是青年人的刊物，由子女们来回忆最好。王光美又问：“你们想请他们谈什么呢？”宋文郁明确表示，专门谈“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和青年。王光美看着我们，很慎重地问：“你们敢写，刊物能登吗？！”我们表示既敢写也能登。我拿出准备好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刊物送给她看，宋文郁则特意介绍了我们三人写的“天安门事件”英雄和刊登“天安门诗抄”引起的风波，以表明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王光美一边听，一边翻看刊物，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愿意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孩子们，赞同你们和他们当面谈，至于孩子们愿不愿写回忆文章，愿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那要由他们来决定。好不好？”我们听了非常欣喜，恳请王光美务必把孩子们都约齐，尽快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