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尊敬的忠厚学者
     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对张闻天的到来是很欢迎的。早在1925年秋天，他们同乘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十多年后，张闻天蒙冤遭贬，来到经济所，两人重叙这段旧谊，既格外亲切又感慨万端。孙冶方告诉张闻天，所里目前的中心工作是编写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还指定学术秘书孙尚清给他介绍情况。
     孙尚清曾想，张闻天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到经济所来很可能是混日子，“但一见面，我发现自己想错了。他毫无心灰意冷的表现，不但非常细心地听取我的介绍，而且详细地作笔记，还不时地提出问题，询问各种观点和论据。我们的谈话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学术座谈会，一直谈下去，竟足足谈了三个半天。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我原来设想的一个受打击的混日子的‘大官’，变成了一个学识渊博、谦虚好学、善于与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的令人尊敬的学者。”
     张闻天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审稿研讨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张闻天和孙冶方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都看到了那几年存在的突出问题：搞“穷过渡”，追求“一大二公”，急于实现全民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急于向按需分配过渡；不算经济账，搞“高指标”，违背价值规律。张闻天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应该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他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必须学点哲学，也应懂些历史，否则不容易理解经济规律。”张闻天对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如何学习《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方法等问题，做了多次精辟系统的长篇发言。这部文稿吸收了许多张闻天的观点。他和孙冶方这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的崇论闳议，犹如黄钟大吕，和鸣激荡，启迪着参加审稿会的每一个人。
     60年代初吃不到什么东西，有人提出隔一段时间到餐馆聚餐一次，大家凑份子，敲“老革命”的竹杠，让他们出大头。张闻天、孙冶方等老同志每次出40元左右，年轻人只拿1元或5角。“餐桌上，闻天同志和大伙儿有说有笑，亲如一家。一次吃完烤鸭，闻天同志建议两位青年人把鸭架子包好带回家去，因为他们的妻子正怀孕。闻天同志正像和风春雨，润物细无声……”许多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对这位忠厚长者感激莫名。经济所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使张闻天仿佛找到归宿，1961年1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中央已分配我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个特约研究员。我觉得这个工作正合我的心愿。我现在一方面参加研究所方面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阅读一些有关文件与书籍……自知年老力衰，能力有限，思想方法上还有问题，在这方面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但仍愿为之，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但无法禁锢他的思想。他曾说：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住的！这时他的思考、感受、看法，主要是通过读书笔记来记录和表述的。这方面的文字竟有80多万字。
     1961年夏天，张闻天利用到青岛度假的两个月，精心研读《资本论》，研究中国的经济学，结合评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临窗思考，海边漫步，都离不开活跃在他脑海中的沉重话题。8月10日，他用了10页篇幅写了《关于按劳分配提纲》，针对当时流行的“左”的观点和误解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适合于当前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不能脱离实际，成为空谈，说大话。”8月16日的笔记中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然要乱戴帽子，任意开展斗争了。‘双百’方针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了。”写于9月15日的长达54页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针对1958年以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认识和实践，相当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张闻天理论思维的深邃，突出地体现在突破教条的束缚，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前人和同时代人未能解决或不敢说的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否定“阶级斗争”，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些论述反映了张闻天对中国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庐山会议以来的一贯看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愈加显示出它的理论力量和科学远见。张闻天在逆境中的探索，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