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就在此时，解放军正在进行西南战役。当时，胡宗南已退到四川，他与宋希濂的两个主力兵团尚有几十万人马。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要将它们就地消灭，不使其逃逸境外，免生后患。然而，宋、胡两人8月份在汉中会晤时达成共识：避免与共军主力在西南决战，放弃四川，取道西昌，退往滇西中缅边界，凭借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之险，继续抵抗，实在不行就退往缅甸。应该说，二人之见是在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无斗志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对军事形势及即将到来的最后结局最为清醒的看法，其拟定的作战方案也是最可行的，这种结局当然也是中共所不愿看到的。但当胡、宋向蒋介石汇报他们的作战方案后，却遭蒋介石断然否决。因为当时蒋介石还想将西南作为在大陆最后必须保持的反共基地，西南地区地形险要，物资丰富，人口众多，将来要与沿海岛屿及台湾配合，进行反攻。同时，蒋还认为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将完全丧失。因此他坚决不同意胡、宋的方案。但随着杨勇兵团逼近贵阳，毛泽东全歼大陆敌人之战略意图也逐渐暴露。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可能会明白过来，转而同意胡、宋的作战方案。因此，阻止蒋介石同意胡、宋作战方案就成为了我军战略计划是否能最后完成的关键。
     古人云：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周总理在北平宴请张治中等人并安排熊向晖露面，席间不经意地提及“希望文白先生方便时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这些话讲得是那样的随便淡然，而事实上，一切果然在周总理的意料之中。当天晚上，张治中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既讲了熊向晖的“来龙去脉”，也讲了他在宴席上的关于国共两党对比的感叹，最后发出两问：“你有像熊向晖这样的人才吗？胡宗南怎么能不打败仗，国民党的天下怎么能不丢？”两个星期之后，正在重庆坐镇指挥西南战役的蒋介石看到了张治中的信，尤其是后面的两问深深刺激了他，而这时胡、宋正再三向他电呈从成都突围弃川入滇缅。于是，从12月4日至16日，蒋介石连续四次拒绝了胡、宋的请求，态度之坚决，超乎寻常。胡、宋兵团外逃缅甸的退路被切断了，只能坐以待毙。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宣布起义，四川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也联名通电起义。10日清晨，蒋介石仓皇逃离成都飞往台湾。直到12月19日，宋希濂兵团在大渡河全军覆没，宋本人也做了俘虏。这时解放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蒋介石才猛然意识到他犯了战略大错，当即批准了胡宗南的第五次请求，命胡率部向西昌突围，进而弃川退缅。
     然而，一切都晚了。国民党军队兵无斗志，将有异心，败局已定。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逃出，本想去西昌，但因天气不好，只好转飞海南三亚，后被蒋介石逼回西昌。孤守西昌时，其手下的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等相继起义、投降。几天之内，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土崩瓦解。1950年3月26日，胡宗南从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只身乘飞机逃台。飞机刚一起飞，解放军就向西昌总攻，全歼了留在西昌的敌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解放军包围并全歼了胡、宋两大主力兵团，取得了西南战役的完全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熊向晖一直在外事部门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了联合国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