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安立志
    前次我曾撰文，对宋江的“农民起义”提出质疑(2012年第八期《同舟共进》)。或谓宋江等人即使不是“农民起义”，但他们虽然“不反皇帝”，至少也“反贪官”，客观上也是进步的。于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成为《水浒传》评论中颇为流行的论断。
    的确，将宋江等人的活动定性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着权威的根据。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水浒中人“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更有“《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最高指示”，凡是经历过1975年评水浒运动的人大都耳熟能详。鲁迅与毛泽东的论断虽然权威，但在文学批评或学术研究上，只是论断之一。学术界关于宋江等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论断是否正确，一个论断不能用另一论断来检验，如同尺子不能丈量尺子本身的长度，磅秤不能称量磅秤本身的重量一样。要认识《水浒传》的学术价值或思想倾向，应当从小说本身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前人的结论可以成为文学评论与学术研究的借鉴，却不应成为后人研究的圭臬与桎梏。
    后王伦时代的梁山泊，人丁兴旺，渐成气候。以晁盖为核心的“寨中央”，在宋江上山之前，除却粉碎了济州府黄安的军事围剿之外，唯一与官方对抗的作战行动就是远袭江州、搭救宋江了。这两次行动，前者为了自保，后者为了朋友，因为劫持生辰纲、亡命梁山成为朝廷通缉要犯的晁盖等人，除了在“劫富济贫”名义下打家劫舍以维持山寨运转之外，根本不曾考虑“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样的战略问题。初级阶段的梁山事业，无法与大宋的国家机器抗衡，采取战略守势成为必然，自然不存在主动进攻式的反谁不反谁的问题。
    宋江上山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曾在郓城作过小吏的宋江，与梁山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啸聚山林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思路——“替天行道”。由于他长期担任“二把手”，不具备确定路线、提出思路的地位与资质，因此，他的工作思路是以隐讳曲折的方式渐次形成的。他先从九天玄女那里得到“替天行道”的仙旨，“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第四十一回)晁盖死后，宋江刚刚当上寨主，忽然天降碣石，“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第七十回)从此梁山泊正式竖起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不过，这些行径总给人一种装神弄鬼的嫌疑。其实，“替天行道”作为宋江的政治纲领，晁盖在世时他就与其亲信开始传播渗透了，故事见于第五十二回戴宗拜谒罗真人及第五十五回宋江对徐宁的劝谕中。“替天行道”，“天”者，“天子”也。也就是说，梁山的所有行动，都是在承认、遵从皇帝的权威，至少不与皇帝作对的前提下，代天子征伐，代天子治理，代天子行善，代天子讨逆。这就是有人将“替天行道”解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基本路数。马克思曾经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哥达纲领批判》)宋江虽然将“替天行道”作为政治纲领，但这个纲领从来没有变成过实际行动。他从来不曾制订过反对贪官、辅弼朝纲的行动计划，也从来不曾实施过反对贪官，拥护皇帝的重大行动。
    宋江上梁山之后，除了抵御朝廷对梁山的几次围剿之外，还主动发起过多次进攻性的战争。这些战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官府的，一类是对民间的。前者如下高唐、围青州、战华州、破大名及攻占东平、东昌二府;后者如三打祝家庄、二打曾头市。只有这种由梁山主动发起的战争，才能反映出梁山事业的本质与特征。可以说，这些战争没有一起是为讨伐贪官而发起。从梁山的全部行径来看，这伙草寇既不反对贪官，也不尊重皇帝，这是一批目无法纪，劫掠地方，危害社会，残害无辜的破坏势力。从这点看，这些所谓的“梁山好汉”都不如真正实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三侠五义。
    梁山对祝家庄和曾头市发动战争的动机，前者是为搭救偷鸡贼时迁、抢劫祝家庄钱粮(第四十六回)，后者则是与曾头市争夺盗马贼的赃物——照夜玉狮子马——而引发的战争(第五十九回)。祝家庄战役结束后，宋江险些对该庄实施“三光”政策，不光大量百姓死于兵燹，当地钱粮也被劫掠一空(第四十九回)。曾头市战役给梁山自身造成了重大损失，梁山泊第二代领导核心晁盖不幸牺牲，从而为宋江窃取寨主之位提供了机会。祝家庄、曾头市并非官府，只是地方势力，对他们的战争，说明梁山仍然停留在打家劫舍的层次，至于“反贪”云云，根本不着边际。
    梁山对官府发动的战争，性质又如何呢?也都是师出无名、谋求私利。下高唐是为了营救小旋风柴进，围青州是为了营救毛头星孔明，战华州则是为了营救鲁智深、史进，破大名则是为了营救卢俊义、石秀。在所有这些军事行动中，梁山从来不曾传檄反贪，也不曾声明除害。除了营救兄弟，顺便劫些钱粮，如此而已。在这些战事中，暴露了梁山众人的行事逻辑——梁山兄弟重于一切，非我族类如同草芥。为了营救兄弟，为给兄弟报仇，不惜“昆岗火起，玉石俱焚”;不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特别是火烧大名府，血洗北京城，成千上万的北京百姓死于战火之中(第六十五回)。大宋天子赵佶闻此，也断不会让宋江之流替他“行”此滥杀无辜、荼毒百姓之“道”的。
    或曰高唐州知府高廉、青州知府慕容、华州太守贺某、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都是贪官，虽然梁山攻城拔寨，非为反贪，但这些贪官最终被杀被逐，客观效果是正面的。不过这种歪打正着的逻辑，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而已。当关胜奉旨进剿梁山泊之际，关胜、宋江曾有一段对话：关胜喝道：“汝为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第六十三回)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大贪官，北宋末年“六贼”之一的高俅，在与梁山作战时被俘。惨遭此贼迫害九死一生、走投无路的林冲等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然而，宋江不仅下令“如若今后杀人者，定依军令，处以重刑!”以保护高俅的人身安全，而且对这个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当朝权奸纳头便拜，连连口称“死罪”，仿佛忘了他是“替天行道”的化身，仿佛他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仿佛高俅这个巨贪成了他脱离苦海的救星。此时此际，他早已将对关胜的说词置之脑后。宋江跪在这个已经成了阶下囚的贪官面前，哀求告饶：“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百回本第八十回)宋江此人与梁山兄弟迥异的爱恨情仇，也可看出，其“反贪”是假，“招安”是真。
    在梁山108人排座次之后、被招安之前，这些“好汉们”都干了些什么呢?在120回本的第七十一回有一段叙述，“好汉们”将路经或邻近梁山的人们分为四类，作为是否采取行动的政策选择，一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二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三是“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公然搬取上山”;四是“欺压良善、暴富小人”，“尽数收拾上山。”这就是梁山数万人马的基本“财政来源”。其中，一、三、四类并非贪官，毋庸赘术，只是这“上任官员”，恐怕不能与贪官划等号，即使“箱里搜出金银来”，也不等于贪污受贿，因为在北宋时期，金银本身也是流通货币。
    任何山贼或草寇，为美化自己的行径，往往会给自己贴上冠冕堂皇的标签，晁盖的“劫富济贫”显然比宋江的“替天行道”低一个层级。然而，标签只是标签，宋江这样一个“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宋江反诗)的小吏，身在“体制内”时滥权渎职，勾结盗匪，贿赂司法，挥金如土，怎么可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替天行道”，尽忠报国?这个虽然算不上“贪官”至少也算“污吏”的小人物，不仅根本不敢举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农民起义，他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行侠仗义也不是，其所反映的不过是一个官场不得志的小公务员，试图曲线谋官的通天权谋而已。
    梁山众人标榜“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今天的人们往往为其“革命”的“不彻底”痛心疾首，怒其不争。其实，他们“既反贪官，又反皇帝”又当如何?即使梁山众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不可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只不过改换了一下皇帝的姓氏而已。刘邦如此，朱元璋也是如此。何况宋江之辈不及汉高祖、明太祖之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