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上海是宁波人的上海。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充斥于各行各业，不少握有实权。怀着淘金梦的宁波人几乎控制了这个城市的服务行业，比如当时的洗衣大王沈洪赍，后来他一声令下，全上海的洗衣人，就都不给法国人洗衣服了。
     《新闻报》和《申报》刊登了法国人为争买四明公所地皮造成流血事件的新闻。随即，学生和商界都起来响应，打出的口号是“中国的土地上不许法国人杀人。” 接着，宁波人发起游行示威，游行队伍紧紧围着法国领事馆。
     黑压压的人群，高举着石头，领事馆的玻璃窗于是就都碎了。中午时分，法国领事馆里的中国厨师都不见了，法国人只得咬面包。晚上断水、停电。第二天，厕所也没人打扫了。送去换洗的衣服，店主一听是法国人，立马摇头。
    法国人改变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努力再次触礁。
    最后谈判是双方都做出让步：法国人答应保留四明公所，中国人承诺不再往那里放新尸体。
    “虎疫”成灾
     中国人的卫生习惯显然不是一两次民族主义的冲突能够改变的，好在四明公所事件之后，上海的中国人开始决定试着自己把上海建设得像租界一样了--这更多地是出于对于洋人租界发展的遏制与反弹。
    在这期间，洋人对于中国人的卫生影响还是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l870年，即将上任的公共租界卫生官爱得华·亨得森博士号召在上海来一场接种牛痘的运动，他甚至得到保守的上海道台的支持。
    但是，来自民间的反应却是寥寥。
     中国人对于西医还充满恐惧。无奈之下，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祭了“杀手锏”，他们公告，愿意接种的小孩给钱每人给300文的赏钱！此后，愿意接种的华人才逐渐增多。
     而至于传染病消息的来源，向来是让洋人们头疼的一点，很长一段时间里，租界当局掌握传染病信息，全仗有限的死亡报告--中国人向来不愿意把自己家的丧事，去大白于天下。1932年，公共租界流行霍乱时，工部局不得不规定，每报告1例霍乱，酬银l两。
     而这一年，霍乱在全国大规模爆发。庆幸的是上海有洋人建立起来的微弱卫生体系，在其他地方，那一年的霍乱，就是“虎疫”成灾。
     那一年的中国不太平。头一年，“九一八”事变，转年1月3日日本人攻陷锦州，东北沦陷。月底，“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向中国南方重镇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一次淞沪抗战，至3月14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至此，除了东北的抗日和江西的“围剿”，中国大部分地区战事停息。即将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瘟疫于此时悄然登场。
    这次霍乱对于中国的打击，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此前，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已致使全国饿殍盈途，到了1932年，霍乱夺去了许多吃不饱肚子的人。
     这个国家的卫生体系，此前尚未建立。作为“新政”的一部分，1905年清政府倒试图建立过一套从中央到省级的卫生行政系统，甚至州县的卫生事业也有专人负责。但由于随后清朝迅速覆亡，这些措施还不及实施。
     因为没有成形的卫生体系，全国的死亡人数没有专门的统计。国民政府海港检疫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的估计是，霍乱侵入23个省，312个城市，病者10万人以上，死亡约34000人。
     这个估计略显保守。8月15日《大公报》称“关中虎疫已蔓延四十二县，死亡数有报告者达二万二千余人，西安日死百余人”，9月6日《大公报》称山西死于霍乱者已达万余。8月10日《大公报》报道“洛阳疫炽，死者万人”。
    按照《大公报》的说法，仅陕西、山西两省加洛阳一地死者已达四万二千人以上。
    中国的霍乱年代降临，情形与上个世纪的欧洲惊人地相似，人们在黑暗时刻对于灾难的描述也如出一辙。
    在山东，“哭声遍野，吊旗飘飘，棺木售空，因惧传染，无人敢任葬埋”；
    在江西，“棺木出售一空，死亡逃避，乡村已断人烟”……
     1843年，当上海开埠，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糟糕的卫生习惯时，他们脑子里或许就是这样一幅霍乱时代的惨痛记忆。而西方人针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却接连遭遇了流血。
     如今，位于黄浦区人民路830号的四明公所只剩下一座牌坊，淹没在周围的大片楼宇之中。它之所以留存到今天，是因为它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念地被存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