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朱德和随行人员到兰州五泉山考察，途中看到一座牌坊，牌坊上正书——“高处何如低处好”，后书——“下去还比上来难”。朱德感慨道：“古人把‘下去还比上来难’写在这里，也是寓意很深啊！要是同我们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看，的确是‘下去’更难些。所以，毛主席一再倡导各级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倡导干部下放锻炼，将军下连当兵，书记种试验田”。
     新中国成立后，曾指挥千军万马的朱总司令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去调研，体察民情民意。据统计，从1956年到1966年，朱德在外视察调研就达27次，平均每年外出视察近90天，这11年间他向中央致函致电24封，写出调查报告13个，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但是，当时有些进城干部并不像朱德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下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而是想当然地凭借党的执政地位和群众对党的拥护，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领导干部和党的威信。对此，朱德曾严厉指出：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
     当然，从朱德“下去”的经历看，在那个年代里，“下去”的确很难，这不仅仅体现在难听到真话，还体现在了解到真情后所带来的风险。“大跃进”开始时，朱德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但他逐渐发现了问题，便挺身而出，主动“下去”了解真相。1959年5月，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就农业问题特别是公共食堂问题进行调研后，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分析了多数群众不愿意长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的具体原因，并力请解散农村公共食堂。为此，他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所处的环境与朱德所处的年代虽有很大不同，但是朱德的感慨仍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要克服“下去”的一切障碍，摒弃“工作太忙没空下去，信息发达不用下去，害怕群众不敢下去”的错误思想和观念，真正地“下去”，到社会基层中去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这样，才能切实增强自身的责任心，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才能真正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